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悉尼·布雷內等三人，他們獲獎的原因是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期正確選擇線蟲作為模式生物，發現器官發育和“程序性細胞死亡”過程中的基因規則。然而，了解布雷內研究過程和我國現行科研體制的專家稱，類似布雷內的研究很可能在中國難以獲得支持，此次獲獎的科學家如果在中國有的可能在早期就被淘汰，這些問題應歸咎於中國學術界的浮燥。

　　布雷內是分子生物學奠基者之一。他在１９６５年第一次研究線蟲，直到１９７４年才發表第一篇有關論文，其中經歷了長達１０年左右默默無聞的打基礎時間。但進入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後，線蟲研究逐漸受到國際認可，目前一些國家的科學家已經開始利用布雷內三人的成果，研究可以治療多種疾病的新方法。不久的將來，“程序性細胞死亡”機理研究可能在人類戰勝疾病中發揮重大的作用。

　　中國現在缺少鼓勵和培養布雷內這種踏踏實實做學問的人的環境。中國科學院的有關負責人指出：“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已經影響科學界，科學界不再是一塊淨土。一些不良行為時有發生，一些腐敗行為在各種形式掩蓋下滋長。”揣測上級興趣、追逐媒體熱點成為現在一部分中國科學家的致命弱點。但科學是嚴肅的、無情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指出：近十餘年來，我國出現過不少得到領導大力支持和新聞媒介廣泛宣傳的成果，但這些成果在科學界的同行中卻不見得有很大影響。造就這些成果的所謂‘科學明星’不少已經成為科學史上的笑柄。

　　在中國，科研投入、人才數量等客觀條件比發達國家有相當大的差距。僅美國衛生研究所（ＮＩＨ）２００３年的預算就超過２７０億美元，而且前幾年的預算額一直保持每年１５％以上的增長率，這一點中國目前很難做到。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局官員蘇容輝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不僅在政府投入方面，中國與美國有較大差距。而且美歐的大公司也會進行研發投資，中國公司在這方面還明顯不足。中國科研工作缺少帥才。”

　　在有限的客觀條件下，中國採取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策略。但怎樣判斷“何所為，何所不為”，成為中國科學界面臨的問題。中國科學院目前引入海外專家評審團，對國家重大項目進行評價，並在考慮建立外部評審機制。但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自然》、《科學》雜誌審稿人饒毅認為，中國科學界應該把腳步邁得更大一點，在科研的各個環節全部實施評審委員會制度。評審委員會不應僅是提供建議的機構，而應有最終拍板的權力。在科學研究中，如果讓行政人員做最終決定，很容易出現偏差，容易上科學騙子的當。行政人員應該扮演的角色是挑選評審委員會組成人員，監督委員的工作，保證評審委員定期更換，而不是直接參與評審。

　　在挑選人才時結合評審委員會制度，將能夠彌補目前僅以論文數字評價人才而出現的問題。此次諾貝爾獎獲獎者之一英國科學家約翰·蘇爾斯頓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至今一共只發表了不到４０篇論文，有些年份根本沒有論文。如果僅以數字選才，蘇爾斯頓這樣的人可能就會被埋沒。

　　不過，任何制度都要由人來執行。如果執行人居心叵測，再好的制度也得不到好的結果。鄒承魯指出，評審委員必須秉持公正的心，否則“同行評議同樣可能產生問題”。

　　網上打擊學術腐敗的領軍人方舟子指出，保持科學道德的除了要求科學界加強自律以外，要靠輿論的監督、認真的調查和嚴肅的處罰，要靠一個案件一個案件的具體、公開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