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重要科學領域缺席所反映的科技體制和文化問題－－2002年諾貝爾獎引起的思考

饒毅

本文以中國缺乏一些重要研究領域或模式為起點，討論中國科技體制和科技文化的問題，也許有益於人們的思考和探討改進的可能。

獲得今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三位生物學家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用線蟲研究發育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因為他們及其同事的工作使線蟲成為現代生物學主要動物模式之一，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摸索線蟲模式，到八十年代推廣，目前世界上有幾千位科學家用線蟲做研究，美國中等以上大學普遍有一到數個線蟲實驗室，歐洲和日本、台灣等地也有。一個突出的缺席是中國大陸。

為什麼中國缺乏一個有三十多年歷史的研究模式？

線蟲這樣一個有三十多年發展史，在科學界也“熱門”了近二十年的模式，在中國卻沒有，引人發問。

線蟲模式的缺乏是特殊例子嗎？不是。1995年有三位研究果蠅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世界上研究果蠅的人比線蟲還多，而中國九十年代活躍研究果蠅的人也極少，現在也不多。

因為歷史還不夠長嗎？線蟲只有三十年歷史，而果蠅研究在三十年代初就由摩爾根的學生李汝祺帶到中國的燕京、清華和北大等校，以後談家楨等也相繼回國帶到浙江大學和復旦等校。國際上，果蠅研究在七十年代又有大的進展，到八十年代也重新成為生物學界的“熱門”。可是中國雖然有研究果蠅的，但迄今也非常少。

因為線蟲和果蠅是低等動物嗎？也不是。高等動物里老鼠是一個主要模式，八十年代發展的基因剔除技術，是高等動物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它可以研究基礎問題、做人類疾病模型、也可製造篩選藥物的模型，所以也有應用價值。世界上已剔除了幾千個基因，而中國大陸剛開始，迄今沒有論文報道全部在中國做的基因剔除。

因為華裔沒能力做這些模式和技術或不懂其重要性嗎？不是。從中國大陸到海外的華人中，有許多做這些模式和技術的。科羅拉多大學韓珉和薛定、哈佛醫學院袁鈞英、加州大學金亦石等都是線蟲領域受尊敬的科學家；果蠅領域有耶魯大學許田、斯坦福大學駱利群、杜克大學林海凡、Stowers研究所謝霆、洛克菲勒大學鹿炳偉等多個主要實驗室；基因剔除有國立衛生研究院鄧初夏、普林斯頓大學錢卓、哈佛醫學院李恩、St. Jude醫院左堅、加州大學吳紅、劉欣、冷泉港黃佐石、華盛頓大學陳宙峰等多個實驗室。而有一兩個做線蟲後回國現沒有繼續做線蟲。回國做果蠅的也少。

而中國在生命科學近年著名的快速加入國際領域的例子是基因組測序。我這裡用幾個例子做比較並不表明我覺得中國一定要做某個領域或模式，而一定不應該做某個領域。提出例子是用來分析中國科技決策過程的問題。

比較中國較快進入和不進入的領域，它們主要差別在於中國固有的基礎嗎？不是，中國已有的果蠅研究基礎起點強於基因組，因為中國決定基因組測序時並沒有一個全時在國內的人受過大規模基因組測序的全面訓練，而果蠅雖然人少，但是有。

因為中國選擇費用低的項目嗎？也不是。因為基因組測序耗資巨大，我所在的華盛頓大學擁有美國三大基因組中心之一，年消耗可達數以億美元計。中國花在基因組測序的費用也上數億人民幣，幾個月的測序經費可以支持多個線蟲或果蠅實驗室多年的工作。所以費用顯然不是選測序不選線蟲和果蠅的關鍵因素。

因為中國選特別的應用價值嗎？還不是。因為西方由國家支持的測序中心都公開資料，所有人可以無償用它們的結果。中國做了測序後也沒有專利，所以用應用和專利也不能解釋。結構生物學有較大的應用（藥物設計）價值，而中國目前對此也不熱心支持。鼠基因剔除的應用價值大，中國支持此項目也慢。

是因為中國追蹤科學“熱點”嗎？不完全是，線蟲、果蠅，基因剔除和結構生物學在科學界是熱點多年，比基因組開始早和持續時間長。

所以，用科學技術內容和科技價值，不能解釋中國如何選擇科技方向和國家重點支持領域和項目。中國科學規模目前較小，不可能所有領域和模式都要有，但是如何決策呢？用具體例子比較的結果支持許多人平時的觀點：認為中國科技決策重大項目和方向，常不是由科學內容和發展規律所決定，而由非科技專家感興趣的熱點來決定。

這裡，我要說明，我本人相信中國有些科技決策是由科學內容和發展規律決定的。但是，確實有一些方向和項目不是這樣決定的。

科技體制的問題

中國科技決策過程中：非科技領導有決策權，科技領導有決策權，普通行政人員有影響力，多級財務人員有決策權和影響力。科技專家影響有，比起其他方面，在重大問題上專家的影響沒有達到應有的分量。

部委以上多數領導很有才華。在他們懂行或花了功夫研究思考的領域，常做出正確的決定。但是，國家整體、國務院和有關部委，沒有可起關鍵作用的專家委員會。這些層面的領導也不制度化地諮詢有關專家。文化上，專家雖然知道為和自己相關的專業呼籲和爭取，但多數不習慣撇開自己和專業的利益來為國家利益做諮詢，國家沒有篩出一批既有專長又有公益心的人參與科技決策。許多計劃，寫和執行幾乎分開，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重大決策仍然是取決於少數幾人。因為行政領導沒有制度性依靠專家，即使有出色的個人素質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和預計科技方向，有些科技人員就揣測他們的喜好，而不是完全從科技發展規律來計劃未來的方向。

中國普通行政人員，在其他國家都應該是給專業領導和專業人員做輔助工作的，而在中國卻常常能領導和指揮專家。部委中下層行政人員和專家的關係扭曲。大學畢業沒幾年的年輕行政人員本該給專家打雜，而他們對科技的影響力有時大於對國家科技有貢獻的科學家。

中國特色的財務部門和人員對科技（和其它行業）有決策權和影響力。財政部不僅參與審批和決定科技部門總體經費，而且還直接有權審核具體項目和科技人員。各機構（特別是部委級機構）內部的財務人員，本來應該只是執行專業領導決策的，卻制度性地審批甚至決定同機構的專業部門的一些具體項目經費。科研人員要向上級財務人員落實專業領導已決定的經費。從而使一些科技人員在做研究時要考慮財務人員的態度，財務人員對科技經費的影響，就變成對科技方向的影響。

複習這樣的現實，我們才好知道中國決策一些重大項目為什麼有時奇怪。為什麼一般新聞里的科學熱門在中國會被支持，而科技界內部的熱門不被支持。有遠見的課題，那更是難以得到支持。布勒吶1963年提議做線蟲，在中國現在也不容易得到支持。這和國內和海外華裔科學家的印象是一致的：中國重視的有些領域，不是科學專家從專長或根據國際科學發展所提出的，而是受非科技因素影響很大。

線蟲從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工作，所用的經費和實驗條件都很簡單。在中國也具備。果蠅在七十年代有少數幾個科學家帶動有巨大的突破。初期關鍵實驗所用的條件也在中國有。中國缺乏它們是因為缺乏對科學家專業精神的支持、缺乏對探索性和創造性研究的熱情和執著。中國對新聞立時效應的熱心、對爭取加入國際新聞熱門的自豪，帶來的副作用是使一些科學工作者在確定課題時偏離科學本身發展規律。

今年得獎的蘇爾斯頓喜歡自己做研究，但不發表很多文章，也不追求論文發表到特別顯眼的雜誌：在他近四十年的科學生涯中發的三十多篇論文裡，主要都是發在《發育生物學》和《遺傳學》這樣的專業雜誌，以他自己為主做實驗的論文沒有一篇在《科學》、《自然》這樣的雜誌（有合作的論文）。在中國科技現行體制里，對他的評價就會有問題。因為雖然專家會知道他工作的重要，而不管他論文的篇數和所出雜誌。但在中國體制里評價系統有問題，很可能使他在已發表重要工作後還被埋沒或得不到足夠重視和支持。

如果不全面建立以專家為主導的科技體系，中國的科技就難以避免重複同樣的問題、國家的科技投資難以得到應有的應用、中國科技發展難以應有的速度。

科技文化方面的問題

科技體制和科技文化有緊密的相互關係。科技文化在中國歷史不長，且受傳統文化習俗影響，一些不良習俗還沒有徹底改掉。

原始創新精神的欠缺，部分是因中國習慣跟“熱門”，而錯過自己創新的機會。生命科學有幾個方面，中國原有一點基礎，當世界重新在這些方面有突破時，中國並沒起到應有的作用。果蠅是一例。用蛙做模式研究胚胎誘導是另一個例子。從二十到四十年代，兩棲類研究推出發育生物學的高潮。這個時期培養的一些中國留歐學生如莊孝惠、童第周等把兩棲類研究帶到中國。這個模式從四十到八十年代中期，進展很少而做的人不多，我估計，以蛙做模式的實驗室，同期美國稍微多一點，到七十年代末，因為莊孝惠、童第周在上海和北京分別領導一個研究所，中國的研究人數不會比其它國家少太多。但是八十年代這個領域研究再起高潮，中國卻沒有份，而且迄今中國也並沒有因國際科學界起高潮而對此有更多重視，研究人員沒有得更多支持。這樣一來，雖然中國長期維持了一個領域，卻沒有在科學發展得到回報。究其原因，長期維持是因為兩位老科學家的地位，而其後不再支持是因他們去世了。核轉移技術為核心的動物克隆，中國以前學外國在低等動物（兩棲類和魚）做過的。是長期冷門的項目，世界上做的人很少。把這個技術從低等動物推到高等動物，在實際操作上，沒有本質區別，靠不斷的改進可以做到的。但要在思想上認識到哺乳動物克隆的重要性，要有耐心。1997年Wilmut克隆多利羊以前，中國在人員和設備上都具備做做哺乳動物克隆的條件，之所以沒有，可能還是因為欠缺創新精神和文化。

今年得獎的布勒吶極喜歡科學交流。對平時的交流和冷泉港一類的小型會議有美好回憶。中國平時科學工作者交流不夠活躍。有些人精神還在古代家傳技藝的時代，怕別人知道自己做什麼想什麼。在中國舉行的多數科技會議，對科學交流的熱情也低於熱鬧場面的追求。國際上，一些大型會議耗資大而對學術交流作用小，常常是講完就走，沒有太多討論和交流。這樣的會議雖然有特定的作用，但不太受科學家歡迎。而小型的精英會議，有充分的討論和交流，為科學家爭相參加。中國和國際科學界相反，許多力量支持大型會議，而不太支持小型會議。我自己有親身體會。中國舉行國際遺傳學大會時請我去過，效果和我想像一樣有限。而戈登會議是一個美國的小型精英會議，有很好的效果和很高的聲譽。98年在中國創立一個生命科學方面的戈登會議，得美國科學家包括今年得獎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霍維茨等支持。多半因為這個會對象全是科學家和科學工作者，沒有外界新聞和行政參與，雖然有科學界人士認為它是中國土地上少有的好會，中國有專業領導支持，但到實際操作時中國的支持很少，所以2000年後改在香港，主要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美國科學基金和香港科技大學資助。這個會議繼續成功舉辦，2002年在競爭上比許多美國的戈登會議還要激烈。然而，雖然科學效果好、國際支持多、對中國科學工作者有益，中國並沒有爭取和推廣這樣的模式，而繼續重視熱鬧的大會。這種文化欠缺，延伸到有些海外的學者也不使中國有限的會議支持用到儘可能有效的科學交流中去。轟轟烈烈的大會在中國也許激動一些人，但也使有些人認為做好科學的目的就是能和行政人員一起登台。

今年得獎的三位科學家，不僅有傑出科學貢獻，他們還創立了一個和諧和相互支持的科學社區。中國科學界的相互關係，目前還沒達到理想狀態。沒有形成一種普遍的、以科學利益為最高原則、以學術標準為根本基礎的科學文化。在優良科學文化欠缺的情況下，中國長期出現人事糾紛，人事可以壓倒學術，學術優良受損，學科發展減緩。中國科技界一些傑出的專家可以受制於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平庸之輩拖垮學術先進的危險，在中國科技界還沒有根本解決。象霍維茨那樣在做助理教授期間就明顯有許多才能的人，如果在中國，卻有可能被落後的人以非學術手段限制和拉下。科學家文章發的多、發的好以後，有些人又可能杜撰故事影響其發展。這樣的文化在海外華裔科學家中也留有痕跡。大陸到美國的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中有相當部分學到了科學發達國家的科學文化，知道在美國要儘可能互相促進，競爭主要靠學術。可是其中有些人，回中國後或者到中國短時訪問和工作時，卻把專業標準放的很低、把行為規範置之腦後。對中國科技文化有不良作用。

從今年三個得獎科學家的情況，引起這些思考，並不是因為我認為中國科技前途一片漆黑。我認為中國科技前途有希望。才特別有感想。這幾年常到中國看到許多人在中國科技各層面為中國扎紮實實地工作。因為希望他們的環境有改善，才提出一些有待改進的問題。其中有些是根本的改進。我不認為自己的這些想法在中國科學界都是新奇的，但願意公開提出，希望是推動改進許多努力中的一步。

2002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