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易憲容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以色列籍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史密斯教授（VernonL.Smith），以表彰他們對現代經濟學所作的貢獻：卡尼曼“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有效地結合，從而解釋了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決策”；史密斯則“發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實驗室時研究市場機制的選擇性方面”。

從17世紀開始，歐洲理性主義大行其道，人們高舉着理性的大旗，衝破經院哲學與神權的桎梏，紛紛為自然與世界立法，也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會和人類生活。

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類對外在事物的認識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捨棄了，並把其簡化為一個個的點或一條條的線，人也成為了“扁平的人”。特別是當自然科學方法的普遍之光照耀經濟學的研究之後，現實的人都被約化為一個簡單的孤立的數學模式中的理性人。特別是在阿羅和德布魯精妙無比的數學方程搭起現代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框架後，有人就認為現代經濟學的使命基本上結束了。

但是，實際上這種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學說是無法通過經驗科學方法來檢驗與研究人的內在本性的，也無法觀察現實人的經濟行為。

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開始嘗試用實驗的方法與實驗心理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的問題了，並試圖以此來修改和驗證各種基本的經濟學假設。這也使得經濟學的研究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實驗和各種數據的搜集，依賴於對人的心理分析，依賴於對現實人的經濟行為的了解。而這些研究大多數紮根於兩個有着明顯區分但目前卻可能融會在一起的領域，即認知心理學家有關人的判斷和決策的分析和實驗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理論的實驗性檢驗。

目前興起的行為經濟學、金融行為學、管理決策科學及實驗經濟學等都是這種理論的種種嘗試。而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史密斯與卡尼曼則分別是這兩個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可以說，今年把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史密斯和卡尼曼不僅拓寬了整個現代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是人的理性行為，也可以是人的非理性行為），而且激發了人們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既然對理性人、期望效用理論等經濟學的最基本假定都可以質疑，那麼整個現代經濟學的其他假定不也是值得人們重新審視嗎？也正是這種審視與反思，現代經濟學將會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衝擊與革命。

當然，無論是從行為經濟學還是從實驗經濟學來說，儘管今年它們獲諾獎對其融入主流經濟學是一個好開端，但是它們真的有用嗎？其結論真的可靠嗎？這樣一些問題必然會引起人們十分關注。因為無論行為經濟學還是實驗經濟學都滲透了太多人為的因素，這就令人懷疑它能否真正反映真實世界的狀況了。這些研究儘管開闢了一個新視野，但是實驗的設計總是會捨棄很多真實環境，而且實驗者的人為性與真實的經濟行為會相去甚遠，這就給運用其結論來觀察現實的經濟行為增加不確定性。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它們的研究沒有考慮到研究的有效性和潛在的經濟意義，這就使得這些理論要想很好地融入經濟學的分析之中變得不容易起來。

他們的理論Ⅰ

卡尼曼理論：在可以計算的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對所損失的東西的價值估計高出得到相同東西的價值的兩倍

在傳統經濟學中，基本的假設是經濟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他們會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來估計將來不同結果的各種可能性，然後最大化其期望效用。

但是這種假設與人們實際經濟活動相去甚遠，比如你會看到有人為了省5元而花6元的汽油費開車去批發市場購買幾包衛生紙，或者是你也會看到有人花不少錢為一件家具購買服務合同但這家具根本不會壞，或者是當股市繁榮時股民會欣喜若狂跟風買進，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誠惶誠恐地迅速出貨，而這些行為都無法用傳統的理性與自利假定來解釋。

事實上，卡尼曼等人的許多實驗和調查都表明了為何人們會從理論上看是理性的實際上卻非理性，而人的非理性同樣是經濟學要研究的問題。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卡尼曼就與他的同事特韋爾斯基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與實驗，但是由於特韋爾斯基在1996年去世，因此特韋爾斯基也就無法分享這份殊榮。其實，幾十年來，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都是這個領域裡最早的開拓者。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對不確定條件下進行判斷或決策時往往會以偏概全、以小見大（或典型現象），但是根據理性人的假設則並非如此，根據概率論中的貝葉斯定理的大數法則，一個理性推斷行為不僅會使用大樣本的所有信息，也會利用先驗信息。

但實際上人們往往只是重視條件概率（即所直觀到現象），而忽視了先驗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識）。例如，如果你在電視中看到壞人中30％面貌醜陋，那麼以後你看到這類面孔的人一定會認之為壞人。再如，給出以下關於某個人職業的描述：“某女，31歲，單身，坦誠、非常聰明。專業哲學，在學生時代積極關心歧視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同時參加了反核示威。”然後要求實驗對象對關於該人的八條表述按照準確性排序。其中兩條是，“該女是銀行出納員”和“該女是銀行出納員和女權運動者”。結果85％的實驗對象將後者的可能性排在前面。這個實驗說明，在人們的認知過程中，誇大了按“常識”得到的條件概率，也就是誇大了“典型”的作用。

而與典型示範偏差相關的一個示範性認知偏差是“小數法則偏差”。

我們都知道，概率論中存在“大數定理”，指的是當分析樣本接近於總體時，樣本中某事件發生的概率將漸近於總體概率。“小數法則偏差”是指人們將小樣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總體分布。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在1971年指出，這實際上也是由於忽略了先驗概率而導致的對事件概率的判斷失誤，其來源是誇大小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

人們在根據現有信息對不確定事件進行判斷時似乎不關心樣本的大小，也就是“樣本無關”。例如，投擲6次硬幣如果出現4次正面2次背面，人們會將這個結果“推論”到投擲1000次的情況，因而高估出現正面的概率。這也說明人們往往會過於簡單地將對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礎上。例如，如果一個金融分析師連續推介的幾個股票隨後的表現都很好，那麼投資者一般會對之十分信任，反之亦然。“小數法則偏差”還表現為主體知道事件發生的（客觀）概率，但在主觀上對已發生的小樣本事件進行錯誤的估計，往往高估未發生的事件出現的概率，如雖然人們都知道投擲硬幣正反面出現的概率為50％，但如果連續出現多次正面時，人們總是認為接下來出現反面的概率很大，這也是人們賭博心理大增的緣由。

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把心理學運用到現代經濟學最成功的方面是預期理論。在現代經濟學中，期望效用理論是其基礎。它假設人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世界進行判斷時總是理性的。

但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的研究表明，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好像取決於結果與設想的差距而不是結果本身。也就是說，人們在決策時，總是會以自己的視角或參考標準來衡量，以此來決定決策的取捨。比如一個人在加薪時可能不會在乎什麼，但如果要他減薪，問題就來了（如香港公務員減薪），即人們對財富的變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過某個“參照點”人們對同樣數量的損失和贏利感受是相當不相同的。在這個“參照點”附近，一定數量的損失所引起的價值損害（負效用）要大於同樣數量的贏利所帶來的價值滿足。簡單地說，就是丟掉10元錢所帶來的不愉快感受要比撿到10元所帶來的愉悅感受強烈得多。

卡尼曼認為，在可以計算的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對所損失的東西的價值估計高出得到相同東西的價值的兩倍。可見，大部分新古典理論關於偏好的假定都是缺乏根據的，人們的視角不同，其決策與判斷是存在“偏差”的。

總之，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的一系列開創性工作為行為經濟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使行為經濟學、金融行為學的規範研究成為可能。　　

他們的理論Ⅱ

史密斯理論：以往經濟學理論都是沒有經過試驗過的理論，這些理論僅是一種假設，而不是基於一個可以重演的嚴格證實或證偽的過程

史密斯的那篇《狩獵與採集經濟》，早已成了研究人類制度起源最經典的文章。

史密斯教授不僅在今年表彰的實驗經濟學領域貢獻良多，而且在拍賣理論、環境經濟學、水資源研究、心理學、產權理論、原始採集文化、選擇理論、哲學及經濟人類學等學科方面都貢獻很多。

今年史密斯教授獲得諾獎是因為他為實驗經濟學奠定了基礎，並發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並設定了經濟學研究實驗的可靠標準，但這僅僅是他對現代經濟學貢獻的一個方面。

在史密斯教授看來，歷史上，經濟學的方法及論題曾被假設為一種非實驗性的學科，它只像天文學或氣象學而不像化學與物理學。

經濟學家通常只會以有關的人類偏好及市場供求關係為基礎的成本與技術的假設，力圖根據長期觀察所產生的一些經濟結果去理解經濟學的作用。但是實際上，經濟學與天文學有很大的差別，而正是這種差別性對理解經濟學方法有相當的意義。

一是天文學汲取了經典力學與量子物理中全部有關理論（而這些理論是在嚴格的實驗室中產生的）。而經濟學則沒有一組相似測試行為的原理可能經受可控的實驗性試驗，這樣也就無法為人的個體行為的研究提供可觀察操作的基礎。因此，經濟學的研究應該與實驗心理學的研究相結合以建立起一條可溝通的橋梁。二是天文學的數據是由天文學家為了科學目的而努力收集到的，但經濟學的大部分數據是由政府或私人機構為了非科學的目的收集的，所以天文學家對於他們的數據的科學可靠性是直接負責的，而經濟學家則不然。

在經濟學中，當事物的出現不像預期的那樣時，更可能被認為是數據的質量有問題而不是抽象推理的準確和質量。但從20世紀50年代史密斯開始進行經濟學實驗，並在1962年發表了《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第一篇關於實驗經濟學的論文）之後，實驗室的試驗也就引入經濟學的方法中，現代經濟學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

經濟學的實驗室方法就是為經濟學家設定一種直接的責任，即把可控的過程作為生成科學數據的重要來源，而這些過程也可以由其他實驗室重現。正因為實驗經濟學的研究過程是可控的，也就可能為這種研究提出數據採集過程的嚴格標準。

還有，在史密斯看來，以往經濟學理論都是沒有經過試驗的理論，這些理論僅是一種假設，它被接受（或拒絕）的基礎是權威、習慣，或對於假設的看法，而不是基於一個可以重演的嚴格證實或證偽的過程。而實驗經濟學可以把可論證的知識引入經濟學領域，使人們了解真實的市場運作模式，同時，實驗中的可控過程也是生成科學數據的基礎。

因此，傳統經濟學的科學性是值得懷疑的。為了達到經濟學科的科學性，史密斯教授及不少研究者從1956年開始進行了幾百次市場行為的實驗，並試圖通過模擬市場交易、改變市場交換制度、觀察實驗人員的決策行為引申出市場運作的條件、交易特徵、交易制度規則，對傳統的經濟理論重新進行評價。如史密斯根據實驗提出真實市場不可能達到市場條件下均衡價格。

在史密斯教授的實驗經濟學的開拓性研究中，不確定性下個人的偏好及市場行為是最為重要的研究方向，後來它發展為把個人偏好的實驗研究擴展到了測量負的所得稅及其他因素對勞動供給的影響，測量對電力、住房及醫療服務的需求上，從而使得把經濟學整個研究確立在對市場行為的研究上。

目前，在產業組織理論與反托拉斯經濟學中，實驗性方法已應用在檢查壟斷、合謀及有關反競爭性措施的影響上，應用到自然壟斷及它對於規模經濟、進入成本、可競爭的市場假設的關係等市場行為的研究上。而且作為一種一般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以實驗方式來把握人的市場行為，就可以從根本上了解現實經濟發生了什麼。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實驗經濟學方法為研究人的經濟行為提供了一種可觀察的途徑。

原載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