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朔的大紅大紫，不喜歡的人當時有自己的解釋——王朔就如他自己書中所寫，是流氓轉業干起了“碼字兒”，是痞子寫痞子，中國社會在文革廢墟上生長起來的眾多痞子，為他提供了暢銷的市場和走紅基礎。這種解釋其實迴避了一種現象，即為什麼王朔的書在知識分子當中也有相當影響？連他的痞子語言和文風也被不少知識分子模仿？

　　《廢都》的出現更讓做上述解釋的人困惑，一向以“嚴肅文學”著稱的賈平凹，一旦把筆鋒從鄉土轉向其身邊的生活圈子，湧出來的竟然也是一群痞子，讓王朔都如小巫見大巫。相比之下，王朔寫的只算一群嘴皮能耐的小痞，賈平凹筆下才寫出了真正入道的大痞、老痞、靈魂之痞。而那些莊之蝶們跟賈平凹一樣是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這回知識分子寫知識分子，寫出來的為什麼也成了痞子？而且稍有眼力的人即可看出，賈平凹並非在寫一個杜撰的世界，也非冷眼旁觀，他與他寫的世界血脈相通、百感交集地糾纏在一起。作者如此投入，那不可能不是一個真實世界。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以拉了半輩子大提琴的王啟明為主角，有些觀眾認為姜文把王啟明演得太痞，倒像拉了半輩子排子車。但姜文以他身邊的藝術家們證明，他們比他塑造的王啟明還要“糙”，嘴更“髒”，劉歡也對此發表了支持的旁證。觀眾心中的藝術家不過是概念，而姜文和劉歡自己就是藝術家，生活在藝術圈裡，當然更有發言權。最近新聞界披露王啟明的原型——小說作者曹桂林的所作所為，也從側面證明了姜文的正確。

　　莊之蝶、王啟明一類“文人”既是今日中國之真實存在，說明當今中國知識分子與其傳統概念，已經發生了許多背道而馳的變化，同時卻和王朔筆下的痞子，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這種令人困惑的現象，正是中國社會近年天翻地覆的眾多變化中，一個尚未引起人足夠注意、但卻足夠深刻的本質之變。

※　痞子成功的時代

　　中國曾一直是以“道”（價值準則）為先的社會，或者至少保持表面上的以“道”為先。“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之深刻無比的意義，就在於使中國與幾千年的軌道脫離，全面而不可逆地轉變為以“利”為先的社會。這個本質之變首先產生於意識形態的轉變，並由國家政權推動和保障。在實際效果上，這固然有助在最短時間完成如此根本的轉型，但卻不能給“道”以循序過渡的足夠時間，從而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道”與“利”的巨大衝撞。

　　“存天理，去人慾”的道德重負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幾乎已化作國人本能之組成部分。意識形態的連續革命雖然導致傳統的價值體系崩潰，但其中的價值符號與相應的價值關懷，如恥於言利、正派、守法、忠誠、助人、不爭、不貪……等，仍然深深地滲透在國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有力地節制人們的行為。當中國從道德社會向功利社會猛轉，道德禁忌消失，“利”的大門呼啦啦洞開，這種價值關懷就成為妨礙人及時抓住利益契機的障礙。而這時，從來沒有道德束縛的痞子卻生逢其時，在時代交替的空白中搶到起步的先機，並由此奠定後續發展的優勢。原來為“正派人”所看不起的懶漢、二流子、流氓、不法分子和勞改犯們首先邁入萬元戶、老闆、私營企業家的行列，成為“先富起來”的模範和改革初期的最大收益者。而在隨後越來越赤裸裸的利益競爭中，相應規範與制約（更別說社會價值系統）遠不能同步建立，更使得競爭具有強烈的惡性性質。這種惡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誰有道德意識，誰在競爭中就註定只能處於下風。任何人若想在這個新時代獲得成功，就不能不與痞子採取同樣的行為準則，像他們那樣“敢干”和不受道德的束縛。

※　沉重的貞節牌坊

　　中國知識分子經受幾十年“改造”，只在八十年代有過短暫的地位上升，但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徹底擺脫“被改造者”或意識形態“馴服工具”的角色，被扭曲的人格也未來得及舒展，很快又面臨新的失落。他們習慣的是以“道”取“利”，幾千年的中國士階層都如此，即使在被改造時期，只要順應當時的“道”，也能得到相應“利”。然而現在，“道”卻成了獲“利”的障礙，以“道”為本的他們自然也就成了失“利”者。短暫的上揚只能把再次失落對比得更強烈。

　　他們初始進行了相當一段抵抗，力圖用道德優勢獲得心理平衡，以對痞子們所用手段的蔑視，否定其成功的結果，將其歸為“不可接觸的賤民”。但這種抵抗很大程度並非出於真正的道德追求，而是在惶惑、嫉妒之中的本能反應，以及出於平衡自身失落感的需要。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系統在西方文化的衝擊和近幾十年意識形態的摧毀下已經基本解體，新的價值系統卻無建樹。沒有體系的支撐，人的內心世界是不可能抵禦“利”之誘惑與挑戰的。內心失去了“道”，“道”的體現就只在所謂的“面子”。但“面子”在中國文化中也是很有分量的，即使是十惡不赦的惡棍，也從來裝成正人君子，滿口仁義道德，或即使先從黑道起家，成功後也大做捐資辦學一類善事掙面子。“當婊子立貞節牌坊”雖是罵人話，卻從另一面可見“面子”對中國社會影響之深，威力之大。“道”傳承千年，已化作基因溶進社會及每個成員的潛意識，即使價值體系分崩離析，“面子”也照樣沉重。

　　中國知識分子一向以“死要面子活受罪”出名，有時甚至到可笑地步。長期生活於貧困使人易向金錢傾斜，面對社會轉型，他們內心的欲望早已聳動燃燒，迫切期待投身於利益場的角逐。然而他們過去的角色——無論是作為歷代道德的養育者和守護人，還是作為後幾十年的道德受難者，都決定他們的道德遺傳之深，即使僅剩“面子”，也極難擺脫。

　　然而只要還講面子，就只能處在“當婊子立牌坊”的尷尬之中，遮遮掩掩地逐利，不敢放手拼搏，那樣既贏不了，又受苦心偽裝之累，最終仍然不免暴露本相，反更丟面子，結果既當不好婊子，也立不起牌坊。

※　以無恥告別羞恥

　　擺脫“道”的壓抑——無論在面子上還是在心理上——成了獲“利”的前提，而“道”又如此沉重，必須在相反方向趨於極端才有可能，就像撬動愈重的物體需要愈長的槓桿一樣。

　　西方現代主義的傳播為此提供了理論基礎，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學說，讓很多人如釋重負地明白（或自以為明白）人人內心都是一口欲望煎熬的大鍋，道德不過是鍋蓋，起到壓抑作用，讓人異化而已。當年曾在中國知識界掀起的現代主義熱潮，希冀從中找到擺脫道德壓抑的理論支持，實為動力之一。

　　然而最長的槓桿不是哲學，恰恰是“痞”。過去幾十年的社會平等化運動使中國知識分子不乏接觸痞子，尤其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更與痞子有不少相同淵源。他們不難從痞子手法中受啟發：如果幹脆不要臉，何從受面子之苦？打碎神聖的最好方法莫過於褻瀆，把神聖弄成滑稽可笑，自然就不會神聖；嘲笑道德，完全不跟它來正經，反而是最容易擺脫其壓抑的途徑；這種褻瀆嘲笑的痞子之道同時還有另一個作用，即最適於拉大夥一塊下水。誰也不想顯得滑稽可笑、“假正經”或“跟不上潮流”。只要大夥都下水，就不會顯出哪個人獨自的卑下，大夥全都沒尊嚴，人人也就不必有自尊。這種“串通效應”可以很快地造成氛圍，把力圖獨秀者剔除在外，免其成為能襯托出集體卑下的參照物。後者也往往在孤立的威脅面前而投降。

　　王朔的走紅在於恰逢其時地提供了一套適合上述轉換的調侃結構和褻瀆詞彙。而且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誰”之嘴臉不但不那麼醜陋，還頗有一些可愛。他以機智犀利的嘲弄，暴露出曾被全民族頂禮膜拜的神聖有多麼虛偽和荒誕，同時他就手把世間所有的神聖一塊當成髒水潑掉。快刀斬亂麻，免卻“理還亂”的糾纏，讓人一身輕而進入隨心所欲的境界，這特別適合知識分子心理轉型的需要，給了他們一個能夠“痞”與“理直氣壯”兼而得之的形式，體面地以漂亮的無恥告別羞恥。

※　又一次自我改造

　　中國知識分子多年處於被改造的地位，經歷了多次運動的“洗腦”和“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改造”已經潛移默化地成了自覺行為，長期人格扭曲造就的“原罪”意識使他們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卑與媚俗心理，一旦跟不上社會發展，不適應形勢變化，就感到惶恐不安，首先認為是自己出了問題。尤其是長期的“知識分子工農化”對他們的“脫胎換骨”，使他們幾乎將知識分子特立獨行氣質喪失一淨，刻意追求平民化，以社會認同為衡量自身價值的標準，並時刻以改造自己而求得與時尚和潮流保持一致。

　　“痞子化”是知識分子在社會潮流裹挾下的又一次自我改造。與過去的改造相比，重要的區別在於這次改造無人強迫，完全出於心甘情願。逃離神聖，擯棄價值，否定道德，集中體現在“我是俗人”（與“普通一兵”、“螺絲釘”內在邏輯一脈相承）的口號上。既是俗人，就不該堅守寂寞清貧，就無所謂理想信仰，就該滿足七情六慾，就有貪心、想掙錢、該下海、高消費、搞女人……並且當然也不必以此為恥。事實上，當今的知識分子是在渴望品嘗墮落的滋味。他們悔恨當年的“純潔”、自製，惋惜虛度的年華，痛心過去的“傻冒”。他們以索債的急迫補回蹉跎歲月的損失，有些人的貪婪程度已近瘋狂。１９９２年以來的“文人下海”，更讓他們鑽進錢眼，並且理所當然地把腐敗當成經商的共生物，心安理得地盡情腐敗。即使還有些羞恥感，只是羞恥自己還不夠無恥，還有文人的酸氣，不夠敢幹、實幹，比不上痞子放得開和會逐利。這種自卑往往會在某些人身上推動一種“草莽化”的傾向——即為了掩蓋內在的孱弱，用外在的粗魯、口出穢語、行為不端披上所謂“男子漢”的“陽剛”之皮，同時將這種草莽傾向大量地塞進他們的文化產品。

　　全神貫注於經濟的當今社會完全無意建立對“無用書生”的保護，面對弱肉強食的現實，一向缺乏行為能力的知識分子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有些人因此會由生存能力的自卑而生出對痞子“混世”能力的羨慕與佩服，使其在精神的痞子化之外，言談舉止也會對痞子有意加以模仿，以增加自信心和“威懾力”。這一點目前在文藝界最為突出。再通過文藝的塑造與傳播，讓痞子從形象上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並成為時髦。這是當今中國文藝日益鄙俗的原因之一。

※　“道德是一體的”

　　我雖用了“知識分子”這個詞，卻非囊括全體。無疑相當多的知識分子仍然保持潔身自好，或出於污泥而不染。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對於知識分子總體而言，痞子化的趨向已是一種客觀存在。即使真正在嘴臉上成為痞子的還為數極少，但精神世界裡的“痞”——喪失人格、渴望墮落、厚顏無恥、出賣原則、逐利投機、褻瀆神聖、蔑視理想……已不能不說相當普遍。精神的痞難道不是比嘴臉的痞更接近痞的實質嗎？事實上，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形象之低下，已經充分地證實了“有知識的惡棍是最惡的惡棍”這句民間評語。

　　亞里士多德說過：“道德是一體的（Ｖｉｒｔｕｅ　ｉｓ　ｏｎｅ　ｔｈｉｎｇ）。”知識分子的痞子化即使從動機上僅為自己，但實際結果卻不可能只限於他們個人墮落，因為他們個人是不能與他們營造社會價值系統的社會職守分開的。雖然他們仍然進行學術研究，寫冠冕堂皇的文章，發表動聽的言論，但他們卻迴避不掉一個悖論：如果他們真心地去創造和信仰一個包括終極關懷和道德倫理在內的社會價值系統，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越發襯托出自己的墮落和齷齪。他們需要為個人的墮落製造合理性，必然不斷地利用自己掌握的社會職能和文化能量，創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讓那文化提供墮落的依據和相應的社會氛圍，同時使自己進一步被那文化“說服”和“改造”。這是這些年中國文化走向的一條潛在軌跡，是一連串“思想解放”的實質，也是近年勃興的“痞子文化”之根源。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個人墮落為什麼會腐蝕整個社會的原因。事實上，知識分子的痞子化某種程度上正在帶動整個國民精神的痞子化，這後一種痞子化對中國社會的摧毀性，將會在未來歲月難以逃脫地逐步顯露。

　　在我看來，一個社會最大的危機是失去支撐它的精神結構。具有終極關懷的價值系統是將一個社會凝結為整體的黏結劑，它賦予個人行為收斂性，從而使社會保持穩定。一旦缺失這樣的系統，無所遵循，惟以利為衡量價值的標準，社會就會失去凝聚力，群起爭利卻難以解決爭利引發的社會緊張和衝突，尤其是一個人口與資源嚴重失調的社會，最終難免不因無止境的發散而解體。中國社會的精神結構本已百孔千瘡，若是惟一擔負對其進行重建、更新和修補之職能的知識分子放棄堅守，自甘墮落，並且再“反戈一擊”，對於未來危機，中國知識分子恐怕是難以推脫自身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