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暑假期間，江蘇省委黨校與江西省委黨校在廬山聯合舉辦普法培訓班，與會者下榻於香爐峰下的星子縣委黨校。我的同事L先生是北大法律系1984年畢業的學生，離校剛一年，身上當然留有許多北大的“殘餘”，如汗背心上的毛體“北京大學”等等。一天下午，L到瀑布下游泳，遇到一位廬山老農，發生了這樣一段對話：

老農：“啊！你是北京大學噠，了不起呀！”

埃爾：“沒什麼，北京大學的學生多呢！”

老農：“你是北京哪個大學噠？”

埃爾：“就是北京大學。”

老農：“我知道你是北京大學的，北京大學多呢，你究竟是北京哪個大學噠？”

17年過去了，當年令我驚嘆不已的廬山風景名勝在我的記憶中已經變得非常模糊，什麼五老峰、三疊泉，什麼中正故居、潤之故居，什麼白鹿洞、鐵船崖，記得的僅僅是名稱了；星子黨校校園裡的那塊著名的石碑，幾乎天天有人在上面搞拓片，但是，那石碑的東東究竟是米蒂的手跡還是顏真卿的墨寶，抑或是毛澤東的揮毫，我也一點記不得了；就連那位沉入龍潭而被我順手救起的姑娘究竟是個什麼模樣，我也一點印象都沒有了；但是，同事埃爾告訴我的那段對話，卻怎麼也忘記不掉，甚至一年比一年更清晰。

埃爾之所以把那段對話告訴我，是因為我也是那個“北京大學”的畢業生，他知道我一定會感興趣。
我豈止是感興趣，我簡直是悲哀：那老農居然不知道北京大學，居然將“北京大學”等同於“北京的大學”，這怎能不讓我們這些狂傲的北大學生悲哀？然而，讓我感到悲哀的不僅是“山農的無知”，更有那“北京大學”的不可理解！

“北京大學多呢！”這句話有錯嗎？沒有，它走遍全國是真理，走遍全球是真理，走遍太陽系仍然是真理。既然“北京大學多呢！”沒錯，那麼“究竟是北京哪個大學？”就更沒有錯。
既然山農的話沒錯，那麼究竟是誰錯了呢？這恐怕就是我不能忘懷的原因吧。

北京大學，你究竟是北京哪個大學？！

北大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嗎？北大的校友們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嗎？如果你們回答不了，那麼就不是山農無知，而是你們（北大及其校友們）無知！

商標法上有一個規則：縣級以上行政區劃的名稱以至國家的名稱不能作為商標使用。蘇北一個貧困縣裡有一種地方名牌叫“泗洪特釀”，就是在商標法頒布後為了尊重法律原理而將自己更名為“分金亭特釀”的。泗洪縣的幹部們說：“泗洪特釀是人民心中的金牌。”南京市的百姓們說：“泗洪特釀聞起來香，吃起來甜，一瓶塊把錢。”儘管如此，“泗洪特釀”仍然義無反顧地改成了“分金亭特釀”。但是，如同講理的山農被視為無知一樣，尊重法律的泗洪幹部當然也是傻冒。君不見那“青島啤酒”不是仍然叫“青島啤酒”嗎？那“南京香煙”不是仍然叫“南京香煙”嗎？

不過，真誠的人們即使不懂法律原理，不知道有商標法的存在，他們也會追問：青島啤酒究竟是青島哪個啤酒？南京香煙究竟是南京哪個香煙？就像那廬山老農會永遠追問“北京大學究竟是北京哪個大學？”一樣。

話說到這兒，有人恐怕要打斷我，理直氣壯地為北大辯護了：大學不是工廠，大學的名稱也不是商標，不能類比。法治那麼完善的美國不是也有“美國大學”、“加州大學”、“佛州大學”什麼的嗎？如果你硬要追問“加州大學是加州哪個大學？”的話，那不能怪加州大學無理，而只能怪你自己無知。

是的，倘若將洋大人的做法拿出來作論據，鄙人只有認輸的分了：北京大學，你就還叫北京大學吧！
但是，最近十五年北大從事的幾件光彩照人的大事業，恐怕是很難從洋大人那裡找到根據的：

其一，不務正業，學生當軍人。

上個世紀的第八十九個年頭，北京大學破天荒地將新生送進軍營，接受軍事訓練一年。毛澤東時期都沒有幹過的事情，北大在毛澤東去世13年以後居然做得出來。就在文革初期，毛澤東曾特別關照林彪：“學生以學(文化)為主，兼學別樣(工農軍)。”從沒有讓學生整年整年的軍訓。

聰明的北大人從來也沒有想一想：什麼叫學生？什麼叫軍人？學生和軍人的社會分工是什麼？把北大的學生全部變成軍人意欲何為？難道北大想造反不成？國家和人民花費巨額財產供養北大，難道就是希望北大的學生將來會打靶會衝鋒而不是搞發明創造嗎？

其二，學術專制，外行審內行。

1996年1月，一個叫劉燕文的北大無線電系電子物理專業的博士生的博士論文就是基本上由非電子物理專業的人士組成的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判決”“不予通過”的。據報道，這個委員會裡只有一個專業人士，但與劉的導師有矛盾；還有，這個委員會既允許投棄權票，又將棄權票算作反對票。

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既然是非專業性質的，就沒有資格評審論文的專業質量，它至多有權進行一些程序性的非專業問題的審查工作。這樣的道理北大人是真的不懂還是假裝不懂？

既然允許投棄權票，棄權票就既不能算在反對票中又不能算在贊成票中，如果一定要將棄權票算在贊成票或者反對票中，就等於沒有棄權票。這樣的道理北大人真的不懂還是假裝不懂？

行政管理上有一個迴避原則，既然委員與被審查者又利害關係，就應當主動迴避。這樣的道理北大人是真的不懂還是假裝不懂？

世紀末以來，高官們、大款們以及教授博導們讀博士是一種時髦，從沒有聽說有誰的論文沒有通過。高官們、大款們以及教授博導們總是日理萬機的，而且年齡也多是中年以上的，體力也總是不如年青人的，為什麼他們的論文都能通過，而青年學生的論文反而通不過？是不是年青人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地批評了學術權威的觀點？抑或是因為無權無勢，沒有對那些委員們好好地研究研究（煙酒煙酒）？報紙上沒有報道，鄙人也就不敢瞎猜了。

其三，羊頭狗肉，教師年津貼

從1999年開始，北京大學又有了新的發明創造：教師津貼制。據報道，教授除了工資還能拿五萬元的年津貼。 這一舉措全國震動，許多大學紛紛效仿，大體做法無非是：教授分三等，津貼分五萬、四萬、三萬數個檔次。副教授的津貼則分三萬、兩萬五、兩萬等若干檔次。教學科研工作業績全部量化成分，按分進檔。如100到91分的為甲檔，可得五萬；90到81分的為乙檔，可得四萬；80到71分的為丙檔，可得三萬；70到61分的為丁檔，可得兩萬五，等等。

值得懷疑的是：90分和91分之間，僅僅1分之差，津貼卻相差一萬，而90分和81分之間，有9分之差，津貼卻毫無差別，這是按勞分配嗎？既然要打分，既然要徹底打破大鍋飯，就應當分分平等，每一分的報酬完全相等。比如，一分五百元，十分五千元，一百分五萬元，九十九分的則四萬九千五百元。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道理北大人就弄不明白呢？

在實施津貼制以前，各個學校為了鼓勵教師多上課、多寫文章而實施的課時津貼制、多稿費制等等，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而且具有較大的靈活性，既能拉開收入差距，又能讓教師自由選擇從而相互不產生衝突。今年多上點課，明年少上點課，收入今年多點明年少點都無所謂，少拿錢只是因為少做了一點工作，並不低人一等。現在好了，將教授分成三六九等，少拿津貼就不是我選擇的問題了，而是組織上認為我不行，這還了得，教師之間不爭得頭破血流才怪呢！

這些簡單明了的道理北大人為什麼就不明白呢？為什麼北大的改革總是朝着不合邏輯得方向前進呢？
其實，不是北大人不懂簡單明了的道理，而是另有內情。如果真的是為了提高教師的待遇，堅持原有的課時津貼和多稿費制，並將課時津貼標準和額外稿酬標準提高就足夠了。搞如此複雜的教師年津貼制度其實不是為了教師而是為了幹部。某些幹部發現教師中的骨幹分子的稿費和課時費加起來快趕上甚至超過幹部的各種收入了，這還了得！於是，就要想方設法擺平它，於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教師津貼制度就出籠了。

不是說教授相當於正處嗎？不是說副教授相當於副處嗎？好，讓正處拿教授的津貼，副處拿副教授的津貼。教授副教授的講課費和稿費變成了年津貼，換湯不換藥，處長們卻額外地冒出了幾萬元的年津貼，處長們何樂而不為？正因為津貼是為處長們設置的，所以標準就只能根據處長們的工作實際制定，處長們的工作不是記件的，只能分為正處長、正處級（調研員之類）、副處長、副處級（助理調研員之類）等等檔次，津貼當然只能分為五萬、四萬、三萬、兩萬，檔次差只能以萬元記，而不能以百元記。

南京地區的大學校園裡流行這樣的民謠：“幹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師光着屁股上花轎。”

幹部之所以“哈哈笑”，是因為實行“教師”津貼制後他們的年薪長了幾萬；工人之所以“哇哇叫”，是因為“教師”津貼制基本上沒有他們的分；教師之所以是“光着屁股上花轎”，是因為“教師”津貼制僅僅增加了教師間的矛盾而沒有增加教師的待遇，但卻非常光彩。

其實，幹部們也很辛苦，為他們增加校內津貼也未嘗不可，只是不應當打着為了教師的旗號。北大呀，為何要帶這樣的頭呢？

其四，極左陰魂，末位淘汰制

《北京青年報》2002年9月21日報道：“北大開始實行末位淘汰制，每年2%的學生將被淘汰。”“從本學期開始，北大將杜絕考試100%的通過率，原則上各門課程的不及格率將控制在1%至10%，如果出現某門課學生全部及格的現象，學校將會追究老師的責任。”

這又是北大的一大發明。當年，毛澤東教導說：“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表面上看，毛澤東要團結大多數，實際上，為了貫徹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每年總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幹部和不到百分之五的群眾要在各種運動中遭殃。不管幹部和群眾如何效忠毛澤東，每次運動中，毛澤東仍然要按照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比例打倒一批無辜的幹部和群眾。運動年年有，於是幾乎每年都要打倒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人。十年下來，挨整的就是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幾乎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挨了整。既然毛澤東的政策得罪了幾乎所有的人，繼任者就不得不放棄這“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政策。

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去世26年後的今天，北大又搞起了“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學生不管學習有多好，都要按比例淘汰；教師不管考試多麼科學認真，只要學生都及格，都必須挨整。可見，北大不愧為梁效的根據地，不愧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產生地，真箇是極左陰魂不散，整人害人有方。正如觀自先生所說：“北大此舉與當年按比例劃右派有一拼，這種沒有客觀衡量標準而以人口比例作劃分依據的做法，是沒有科學性可言的。”

大學教育以培養人為目的，不是錦標賽、選拔賽，非要淘汰不可。只要學生達到了培養標準，就算合格，就不應當淘汰。百分之十不合格，就百分之十淘汰，百分之五十不合格就百分之五十淘汰，百分之一百合格就百分之一百不淘汰。陳杰人先生說得好：“在一個科學的標準下，即便所有的學生都恰好只考了60分，也是教育的成功；並且，如果有了一個科學的標準，即便學生排名最後，只要他過了既定的標準，也沒有必要淘汰，因為他已經達到了既定的培養目的，是一個合格者。” 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北大人真的不懂？

北大人或許會說：合格的標準不好定，不好掌握，不如百分比簡單，好掌握。但是，筆者要問：號稱中國第一、世界著名的北京大學，如果連個合格標準都制定不出來，還有何面目在世界上混飯吃？北大每年都要承擔若干省部級、國家級、世界級的科研課題，難道就不能搞一個“學生合格標準”的課題？不為也，非不能為也。

真的制定並公布了一個“學生合格標準”，並且規定只要合格就不淘汰，那麼就如孔子所說“民在鼎矣”，學生就有章可循，就都能依照標準努力學習而無人被淘汰，幹部和教授們也就無人可整了，這對於有整人傳統的北大來說，是萬萬不願意的。所以，為了有人可整，北大絕對不會出台學生合格標準，而只能出台必須挨整的比例。

那麼，每年百分之二被淘汰的學生將是什麼學生呢？

那些為了錦上添花而讀博士的高官大款們會被淘汰嗎？不會，因為領導和教授們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他們進入那個預定的百分比。

某些“五肢發達、頭腦簡單”又要附庸風雅的明星會被淘汰嗎？不會，因為觀眾和聽眾不允許。

那些在職讀博的所謂的核心期刊的編輯們會被淘汰嗎？不會，他們操縱着學術論文的生殺大權，想發表文章的教授們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他們不及格。

那些來自台港澳的特殊華人、來自其他國家的高等華人以及外國留學生會被淘汰嗎？不會，因為政策不允許。

那些被愛因斯坦稱為“只有脊髓沒有大腦”的學生會被淘汰嗎？不會，因為這些人的最大特長就是死記硬背得高分。

那些紈絝子弟會被淘汰嗎？不會，因為他們有錢有勢有背景。

最終進入百分之二黑名單的恐怕只能是哥白尼、布魯諾、愛因斯坦、梁漱溟、馬寅初、顧准一類的學生。因為他們愛說真話，不盲從權威，不會死記硬背，喜歡發表不同觀點，愛批評老師和領導的錯誤觀點，考試成績一般不突出，又不會拍馬屁，更不會“研究研究”。北大老師雖然心胸還比較坦蕩，對不臣學生較為寬容，但是，在誰也不敢得罪而又必須完成整人任務的情況下只能拿這些人開刀，讓這些人的成績居於末位。

不難想象，北大的這些改革沒有絲毫進步的成份，它們在全國樹立了極壞的榜樣。教師津貼制已經殃及全國高校，末位淘汰制如果在全國各行各業全面推廣，必定禍國殃民。

北京大學，究竟是北京哪個大學？或曰：北京大學就是北京伙果大學，就是北京秧皿大學，就是北京雞佐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