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北大精神”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家園和價值皈依。“北大精神”就是啟蒙民眾、質疑權力和抗爭不義，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杜鵑啼血、百折不撓的精神。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北大”顯然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和教育機構，也遠遠超越了“最高學府”的身份，它一直處於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衝突、撞擊的風頭浪尖上，有力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瀾壯闊，宛如“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滾滾長江水。北大既充當過“五四”運動的搖籃和“八九”民主運動的先鋒，也曾淪落為毛澤東發動“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謂輝煌與挫敗並存、光榮與恥辱同在。

“八九”之後，“北大精神”雖然不能說蕩然無存，但遭到了強權的整肅、壓抑和篡改，已成殘缺之狀。最近十多年來，北大與其他中國的高等學府一樣，盛行著明哲保身的犬儒主義和恬不知恥的功利主義，相當大一部分的教師和學生打著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的旗號，心甘情願地成為權力的幫忙和幫閒。剛剛在各大媒體上炒得火熱的北大女生弓琳繳納一萬多元黨費的事件，就是北大現狀最為突出的展示。這個漂亮得足以去充當某網絡學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讓我聯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個更加美麗的北大女生——林昭。林昭與弓琳形成了一組非常鮮明的對照：一個為了捍衛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終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則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業，以一臉天真狀完成了連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塵莫及的一流表演。以“林昭”為象徵的北大是光榮的北大，我為之而神往、為之而驕傲的北大；以“弓琳”為象徵的北大則是醜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棄、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商業秀·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來，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於通過作秀來撈取個人資本——克林頓訪問北大時，就有一個名叫馬楠的中文系女生當面“痛斥”美國人權狀況惡劣。有意思的是，兩年後本科畢業，她卻選擇了到“人權狀況惡劣”的美國去留學，後來還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如果不是擔負著從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負重“敵營十八年”的偉大使命，那麼以我的智力簡直就無法解釋馬楠女士何以打出這種“翻天印”來。

馬楠給我帶來的疑惑還沒有消除，另一個名叫弓琳的小師妹又粉墨登場了。此人先是因為擔任某網校“形象代言人”而一舉成名，在獲得一萬多人民幣的報酬後，立即作為黨費上交。在媒體上我看到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當時，一名老師問道：“你是要把這些錢全交作黨費嗎？”弓琳堅定地點了點頭說：“是的。這是我第一筆勞動收入，我認為真的很珍貴。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給黨。這是一個年輕黨員對黨表達的小小心意。我願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黨的熱愛。”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體的熱烈追捧。數日之間，相關報導就有數千條。看來，弓琳將來如果再接再厲的話，有可能被納入“雷鋒——歐陽海——張海迪——李素麗”的“模範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幾個著名網絡論壇上，對此幾乎全是負面評價，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高明的商業炒作。就連與弓琳同宿舍的一個女生，也表示了這樣的猜測：弓琳很好，但也許背後是網校的又一次商業策劃。在《南方周末》的採訪中，這一猜測被證實了：記者在訪問弓琳之前兩小時，電話採訪了網絡學校的老闆王躍勝。王說，弓琳事前沒有和他商量過，他也是第二天看網絡新聞才知道的，他很支持，“這說明我們的小姑娘愛黨”。但是，弓琳卻對記者說漏了嘴：“我說我想把第一筆代言費交黨費，王總很支持。”記者立即追問說：“但是王總說他是看新聞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對此，弓琳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只好顧左右而言它：“也許他有他的考慮。”

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話，兩萬元能夠買多大版面的廣告呢？兩萬元的廣告費用能夠讓這所網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於是，他們便合謀選擇了這個“出其不意”的營銷計策，果然一舉成功。

如果僅僅是一場商業秀的話，我絲毫不感興趣。然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它不僅僅是一場商業秀，更是一場政治秀，同時也將北大傳統牽扯進來。弓琳強調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別喜歡的兩句話就是：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須追求自己的生活，只要你自己心裡純淨就夠了。別人評價你多麼有心機，這些都不重要。這次舉動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連日來她卻馬不停蹄地接受各類記者的採訪。《南方周末》的記者敏銳地寫下了一個小小的細節——就在採訪的中間，弓琳的手機響了，她接電話，顯然談到了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對呀，很牛吧。哪一張報紙上有報導……”顯然，她並不是不在乎媒體的報導。很快，她又參與中央電視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稱的《聊天》節目，作為特邀嘉賓與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廣大人民要愛黨愛國。因此，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問：究竟是誰最先將此事捅到媒體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還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網校的王老闆呢？

在每次採訪中，弓琳都得意無比地談到身上的兩重光環：“現在我身上有兩個最大的光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入黨。這筆錢交給北大黨委，同時回報北大和黨，我覺得這機會太好了。”她以一種“謙虛謹慎”的口吻回顧自己的中學時代入黨的經歷以及對北大的熱愛：“十八歲就入黨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麼苛刻的條件下。那時候，入黨屬於非常榮譽性的東西，相當於給你一種光環。北大是別一個光環。正如一位老師所說，事實上現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費北大、享受北大。因為北大給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實我和北大的關係，我和黨的關係，都是這樣一種關係，我完全是個消費者，沒作什麼貢獻。所以有這個機會的話，我是願意做的。”這是一個無比聰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膽相照”的表白。其實，只要對北大精神稍稍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說的這兩個“光環”不僅不能“重合”，而且互相對立——“非黨化”是大學精神得以確立的前提。北大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敵人，就是中共的專制主義和黨化教育。中共的愚民政策對教育和文化的摧殘都是空前的。一個依靠暴力來支撐的政權，一定會把文明當作“不安定力量”。因此，選擇做一個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著選擇反抗專制和暴政、堅守民主和人權的人生道路；而選擇做一個死心塌地的奴隸黨員，也就意味著放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為權力架構中的一顆“螺絲釘”。

在兩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種選擇的是林昭，作出後一種選擇的是弓琳，這兩個北大女性從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北大兩個時代不同的“校格”。林昭的同學孫文鑠在一篇回憶林昭的文章中這樣寫到：“獨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戰死為止’的馬寅初，‘匹夫不可奪志’的梁漱溟，‘決不低頭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長、教授、學生中的最佳體現。可以堅信，這種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壓制不住的，它將會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發揚光大。”我同意孫先生的判斷，但同時我又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像弓琳之流的北大學生、像林毅夫之流的北大教授、像吳樹青之流的北大校長，最近二十年以來正在變得越來越多。他們肆無忌憚地敗壞著北大精神，他們卻被當作新時代的“北大代言人”。這是北大的悲劇，這是北大人的恥辱。

被忘卻的林昭

誰是林昭呢？當大部分北大學子都忘卻了這個名字的時候，女作家方方卻寫下了一篇題為《林昭的光芒》的文章：“靜夜之時，總會有一個人靜靜地站在那裡，審視著這麼容易忘卻又這麼容易滿足的我們。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著果敢和無畏。她仿佛在說：歷史就這麼過去了麼？你們就這樣輕易地原諒了專制原諒了災難原諒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們自己？她的詰問令我們霍然而起。她就是林昭——為了追求真理，為了爭取自由，在監獄中慘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親交上五分錢子彈費而被槍殺的林昭。”一九六八年林昭慘遭殺害之後，北大的湖光塔影依舊；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北大的湖光塔影依舊。然而，今天的北大，除了長袖善舞的弓琳之流外，還有多少人在記憶、在沉思、在呼號、在吶喊呢？方方接著寫道：“偶爾的時候，也攤開自己的雙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這也是我想對自己說的話、想對那些尚未“奴在心者”的北大校友們說的話。正是因為呈現了這些帶著血跡的文字，方方主編的《今日名流》雜誌在兩年前才被迫停刊——依然還有那麼多醜陋的傢伙不敢面對林昭。

對於今天的北大和今天的中國來說，林昭的價值無論如何也不能被低估。錢理群教授在《面對血寫的文字——初讀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一文中指出：“林昭是憑‘感性的直覺’去‘行動’的；因此，她不同與張中曉、顧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戰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動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難的殉道的‘聖女’。”她比絕大多數同代人更早地透視出了毛澤東的專制魔王和嗜血獨裁者的本質。在那最黑暗的“毛式法西斯”統治的時代裡，林昭如同當年拯救法蘭西的聖女貞德一樣，用生命激活了北大的文化命脈，並且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難以企及的“精神高線”。要求人人都成為林昭是不現實的，但至少我們應當保留仰望林昭、敬重林昭的那點青春熱血和心靈渴求，我們必須承認林昭比我們高貴而不是去嘲笑她——如果連這點“道德底線”都沒有了，北大人何以成為北大人？知識分子何以成為知識分子？假如人人都爭先恐後地去學習弓琳的那點“厚黑之術”，那麼林昭也就遭到了第二次更加殘酷的謀殺。

在帶有很大的“自白”性質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裡，林昭最頻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錄的《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裡，曾對林昭列有“一九五七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的罪名。對此，林昭大義凝然地批駁說，這是“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和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錢理群教授特別指出，林昭又自稱“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這也很值得注意。林昭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贊同這樣的觀點：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並作了這樣的發揮：“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面對著林昭數十萬言的血書，錢理群感慨地說：“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並以自己柔弱之軀進行拼死反抗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探討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這本身即有一種特殊的感人力量與思想價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說，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自稱‘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大概也是要強調這一點。”早在四十多年前，林昭就認識到並毫不畏懼地宣布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邪惡。我想，這些林昭在監獄中用血寫下的文字，是值得作為時代弄潮兒的弓琳們好好捧讀的。

當“誰是林昭”在北大成為“真問題”的時候，當言說林昭依然是“禁忌”的時候，電視屏幕上就只能飛舞著弓琳和倪萍那“忠黨愛國”的淚花。林昭的同窗好友張元勛在《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寫道：“她說出了發自內心的痛苦：‘我有受騙的感覺！’她的話是涌自最純正的心靈的真實、痛苦之聲！她終於憑著一顆高貴的良心、詩人的良心、智者與學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體經受了人世間最最殘酷的酷刑、折磨與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輝的三十六年的人生！從那個黑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那個黑夜，她開始義無反顧地背起了那命運的十字架，毫無反悔地走上一條窮途。十一年後，她終於被密殺、滅屍。死，這或許是她在當時已經思及的事，但如此慘死卻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人們發現，林昭在共產黨監獄裡的遭遇，比起江姐在國民監獄裡的遭遇來，不知道要悲慘多少倍。我想追問的是：故作天真無瑕狀的弓琳小姐，假如知道了林昭的遭遇，會不會更熱愛她的“黨”呢？

光環與醜聞

我在“關天茶舍”的網絡論壇上讀到一篇署名周秋鵬的、題為《光環與醜聞》的短文。同一天的報紙上有兩則截然不同的新聞：一條是北大女生弓琳交了一萬多元的黨費，另一條是一名在北京某洗浴中心賣淫的女子，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前面一則新聞的主人公被記者寫得金光燦爛，後面一則新聞的主人公則遭到了無情的嘲弄。

對此，作者若有所感地寫道：“首先我覺得她們在我眼裡是相同的。她們兩個都是人，都是父母生的，都有居民身份證，也都有生存的權利和自己的尊嚴。借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一句話，叫‘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兩個平等的人，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那就是掙錢。她們在掙錢的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就是用自己的身體，給別人提供服務。當然在名稱上稍微有點區別：那個女生做的，叫形象代理；那個女子做的，叫賣淫。但在本質上都是用自己的身體為別人提供服務。結果也差不多，她們都用自己的身體掙到了錢。然後，她們掙到錢的用途，那女生是用來交黨費，那賣淫女是用來養家糊口。我看也沒什麼區別。至少我無法分出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借用那個女生的說法，都是屬於‘很私人化的事情’。”將北大女生弓琳與妓女放在一起，既非故意貶低弓琳，也非刻意抬高妓女。這是一種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中少有的寬廣的人道主義立場。

然而，兩人卻擁有著迥然不同的命運，一個人像鳳凰一樣珍貴，一個人像泥土一樣卑微。作者接著寫道：“那個女生的舉動被新華社宣傳，然後又受到各個重大媒體的報導，成了一個熱點人物。面對記者的採訪，她神采飛揚、輕鬆自在地談著自己身上有兩大光環，一個是北大學生，一個是十八歲入黨，當然現在又做了這麼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然又要多個更大的光環了。而那個賣淫女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她在正在用自己的身體為別人服務的時候，警察沖了進來。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警察面前，她沒有來得及穿上衣服，可能也沒有機會穿衣服，懷著極度的恐懼與羞恥，這個年輕女子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以為這樣就可以躲避警察的抓捕，但她被更多的警察攔住了，而且她的舉動也上了媒體的社會新聞專欄。作為一個靠賣淫為生的人，身上的醜聞肯定比那個女生的光環多，現在又做了這麼一個舉動，還上了報紙，自然又要多個更大的醜聞了。”兩個年齡相近的女孩，卻有著天壤之別的人生，真是發人深省。最後，作者用一種平靜後面蘊藏著閃電雷鳴的筆調寫道：“我在為這兩個年輕女子進行比較的時候，始終保持著平靜的心態。儘量不讓自己的文字帶有任何情緒的色彩。但是我的腦子裡也總是在出現一個畫面，就是那個孤立無援的賣淫女，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的樣子，她的處境是那麼的絕望與窘迫，是那麼的恐懼與羞恥，我總是忍不住為她心痛，為她流淚。”

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光環”與“醜聞”倒置的“反義社會”。我們歌頌著那些卑鄙的人物，我們凌辱著那些可憐的靈魂。我們把小丑當榜樣，我們把聖徒當笑料。沒有多少人關心那位裸體狂奔的女子的命運，卻有無數雙羨慕的眼睛盯著弓琳燦爛的笑容。我們學會了以一種跟良知對立的方式來悠哉游哉地生存，或者乾脆就將良心懸置起來。英國學者巴特勒在《蓋世太保史》中分析了納粹時期的民眾心理：“許多德國人擅長所謂‘內心遷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裡，而同時採取服從、馴服的形式。這就產生了納粹政權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監督高效率地控制社會。……在這種形勢下，居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很快便不僅不再持有不同的思想，而且開始支持政權，與政府的目標保持一致並服從它地要求。順從要比反對容易。豈止容易，甚至還會有獎勵。”當說謊成為生存的前提的時候，當認同罪惡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的時候，“吃人”便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巴特勒所描述的不僅僅是希特勒德國，這也恰恰是今日中國的生動寫照，也是弓琳繳納黨費的內在動因——林昭因為說出真話而慘死，於是人們在林昭的屍體前面止步；弓琳因為主動配合作為導演的“老大哥”（奧威爾《一九八四》）演出了一出聲情並茂的好戲而飛黃騰達，於是人們便在這條道路上蜂擁而上。林昭被掩蓋在幕後，而弓琳則出現在聚光燈的中央。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們是如許的美麗——林昭的美麗既是外表的美麗，更是靈魂的美麗，這種美麗是黑暗中的光，從天上來的光，照亮最為難熬的夜半時分；而弓琳那張漂亮的臉蛋，遠遠不足以遮蓋她內心的虛偽和骯髒，她沒有殺人，但是她為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跡。

我寫下了這篇文字，也寫下了對林昭的敬仰和對弓琳的鄙視，同時還寫下了我對北大精神的理解與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