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則廣為流傳的關於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故事。話說家喻戶曉的二戰英雄艾森
豪威爾將軍在１９５２年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聘請，擔任這家著名常青藤大學的
校長。上任伊始，將軍在下屬的陪同下巡視校園，會見校董會、行政人員和學生，
最後參加了學校教授為他舉行的歡迎大會。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之後，將軍致辭。他
首先謙恭地對有機會會見在場的全體哥倫比亞大學的“雇員”們表示萬分的榮幸。
這時，只見哥大德高望重的物理學教授、後來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Ｉ·Ｉ·拉比教
授站了起來，自負、卻又不失風度地說：“先生，教授們並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
雇員’；教授們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拉比教授在這樣場合說這樣的話，其實毫無驚世駭俗之意；他只是以合乎他身
分的方式說出了一個合乎常情的事實。惟一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事實”只是合
乎大學內的常情；換了任何其他場合拉比教授都會被認為是一個粗魯無禮的傢伙。
在美國大學裡有這樣的說法：領導大學教授比看管一群貓還難。因此大學行政
管理人員常自嘲為“牧貓人”。康奈爾大學前副校長俄倫伯格在《學費看漲》（Ｔ
ｕｉｔｉｏ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Ｗｈ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ｓｔｓ Ｓｏ
Ｍｕｃｈ）一書中說了這樣一個故事。俄倫伯格擔任康大副校長時兼管該校的預備
軍官培訓項目（ＲＯＴＣ），而軍方ＲＯＴＣ的司令則是職業軍人，常常是由上校
銜的軍官擔任。當時俄倫伯格碰到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康大有幾個學院拒絕將學
員在ＲＯＴＣ必修課程中取得的學分折算成從他們學院取得學位所必修的學分。其
結果是，ＲＯＴＣ學員必須完成他們所在學院的所有學分外加ＲＯＴＣ要求的課程
才能取得康奈爾大學的學位。ＲＯＴＣ司令找到俄倫伯格，要求他解決這個問題。
按照軍人的想法，這事再簡單不過了：俄倫伯格是分管教務的副校長，所有的學院
院長都對他負責。只要他下一個命令，問題不就解決了？可是，按照大學的管理方
式，課程和學位要求是由學院和專業的教授決定的，連學院院長都不能說了算，更
不用說分管教務的副校長了。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一下我自己的困境。自從我接受哥倫比亞大學的聘任後，
我幾乎每隔一陣就會收到求助的電話和伊妹兒（ｅｍａｉｌ）。這些求助人往往是
我過去的朋友、我父母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以至從未謀面的校友，等等。他們的問
題都很共同、很簡單：怎樣才能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的錄取和資助；他們的要求更共
同、更簡單：只要我到他們申請的系裡去向系主任或有關教授說說情。最難以對付
的是在我回家探親將我當面“逮住”的那些朋友，他們往往先把我往餐館拽。我明
知這是“鴻門宴”，但說“不”的代價無異於宣布斷絕“外交關係”。
但不說“不”的代價呢？有兩種結果：一是我自討沒趣。美國教授最煩別人干
涉他們分內的事，特別在錄取學生和決定資助這檔子事上，他們簡直六親不認。因
而，你去為什麼人說情，他輕則請你自重，重則把你告到上面去。二是我為被求情
人幫倒忙。有的教授原來對某人沒有什麼成見，現在見到有人來“走後門”，反而
找到了不錄取的理由。反正錄取研究生是教授說了算，連院長也無權干涉。
其實，美國大學的教授們之所以能夠我行我素，不認情面，並不是因為他們個
個都能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他們手中有一把尚方寶劍，那就是教職終身制（
ｔｅｎｕｒｅ）。
一般來說，系科在助理教授任職的第六年上開始對其科研、教學和參與學校社
會和管理活動情況組織評定，然後從系科到學院到學校一級一級地往上報，直到校
董事會最後認定。一旦教授被授予終身教職，學校除非有“正當的理由”，諸如刑
事犯罪等，而且還要經過冗長的行政程序，才能將教授開除。
教職終身制的建立，最初是為了防範企業家和慈善家通過對大學的捐助來干涉
以至控制大學教授的思想自由和學術活動。十九世紀末，斯坦福大學激進的社會學
家愛德華·羅斯教授提出，當時社會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鐵路系統應當交給政府
來管理，而不能由私營企業來把持。殊不知，勒蘭德·斯坦福生前正是通過鐵路建
設發家的，並在後來成為加州州長。斯坦福先生過世後，他的遺孀成為斯坦福大學
校董會的董事長。這件事可想而知的結局便是羅斯教授被趕出斯坦福大學。這樣的
事情在當時雖不普遍，卻也並不罕見。為了防微杜漸，美國高校遂決定採取德國大
學的方式，保證教授教研活動不受政治干擾的權利（ｌｅｈ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所以，教職終身制的建立，其最初的宗旨是保護教授的學術自由，使得教授在研
究與教學過程中傳播任何有爭議的思想和言論，都不會對他們的“飯碗”構成任何
威脅。
大學教授所享受的保護在１９９４年又提高了一級。按照國會在１９８７年通
過的對《僱傭中的年齡歧視法》的補充案規定，高校不允許強迫教授退休。這個新
法案的實施，將取得終身教職教授的鐵飯碗上又鍍了一層金。試想，在美國這個高
度競爭的社會環境中，一般人過了五十歲就戰戰兢兢，生怕失去飯碗後再找新工作
不容易。因為這個年齡檔子上的人一般工作經驗豐富，工資接近任何行業中的頂峰
，而且一旦受僱，很可能會在單位里待到退休，所以雇主還要將他們的退休金早早
地端正好。這樣一來，除非傑出人才，有多少雇主會願意招攬那麼多的麻煩呢？可
大學教授不同。在一般學術領域裡，姜的確是老的辣；特別是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
域，沒有一定的人生積累，要成為第一流的大家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資深
教授在大學裡就成了無冕之王，他們給大學帶來聲譽和研究經費，並占據重要的行
政管理職位。在靠校友捐贈為生的私立高校，資深教授更是無價之寶，因為只有他
們的老面子才能讓事業發達的校友和其他慈善家們慷慨解囊。
親身體驗到無冕之王的權威，是在我受聘於哥倫比亞大學不久。一天，接到一
個電話，對方自稱是哥大師範學院的Ｓ教授，想聘我到他主持的一個在職中小學學
區總監和校長博士班任兼職教授。我當時有點受寵若驚了。要知道哥大師範學院不
僅在美國教育學院中名列前茅，而且由於杜威教授及其門生胡適博士在上世紀三十
年代對中國的關注，在中國教育界和學術界更是如雷貫耳。我沒敢一口答應，只是
和他約了個時間面談一下再作決定。行前我查了一下他的簡歷，立刻被他一大堆讓
人眩目的頭銜給鎮住了。見到Ｓ教授後才發現，他居然下身癱瘓，靠輪椅代步，平
易近人得和他的身分都有點不符了。Ｓ教授先恭維了我幾句，然後轉入正題，問我
有沒有興趣在他主持的博士班擔任教育研究方法論方面的課程。我有點緊張，就希
望他先具體地講一下他們對這方面課程的要求。Ｓ教授笑了笑，說：“請你就是因
為你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應該是你告訴我學生應該從你那兒學到什麼。我是這方面
的門外漢，怎麼能對你指手劃腳呢？”
原來在美國大學裡，雖然各學科有教學大綱和學位標準，但教授對課程設置到
具體某一門課的教學具有絕對的權威，連繫主任都無權干涉教授的講課內容或教材
選擇。特別是研究生教育，更是為專業內的教授們視為禁臠。這讓很多剛從中國進
入美國大學的人感到不適應。在中國我們習慣於用“體系”這個概念來框定我們所
接觸的任何一門知識。你要學中國文學史，總不能不讀游國恩的《中國文學史》吧
？你要學高等數學，總不能不念樊映川的《高等數學》吧？你要學歷史，怎能跳過
范文瀾呢？中國大學的教授們自然不敢輕慢大家，自成一體。於是，久而久之，我
們的大學畢業生或研究生便養成了沿着大師們的腳印走路的習慣。當我們乍一坐進
美國課堂時，往往能夠得意好一陣：在課堂討論時，我們能把一個個的“體系”講
得頭頭是道，將我們的美國同學唬得一愣一愣地，因為他們的教授們從來就沒有在
他們的腦袋裡放進過任何大得嚇人的什麼“體系”！
非但沒有體系，而且美國教授們還愛在學生們面前賣弄他們自己的“專長”。
有的教授根本不管學術界是否承認，自說自話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所謂新的定理，
並在課堂上大講他的“張氏理論”、“李氏定律”。這些自作主張的理論或定理，
有的的確別樹一幟，讓人耳目一新；有的也實在難免是老王賣瓜式的雕蟲小技。你
的教授要是寫過一本與他教的課程有點關係的書的話，他非得想方設法讓你買他的
書、念他的書，而且以他的書作為藍本。你想抬出大家來壓他嗎？他會在課堂上孩
子似地和你抬槓，告訴你為什麼別人都在胡扯，只有他的理論才正確。假如你硬是
不服，也沒事。做學期論文時只要你化點功夫、自圓其說，他照樣給你高分，一般
不會因為你不聽他的而心懷齟齬、趁機報復。有時你也別出心裁，鬧出點新玩藝來
，說不定還能讓你的教授激動好半天。他覺得惟有如此你才算得到了他的真傳！
不敢說這種“非體系化”的教學就是美國學生比較具有創造性的原因，但至少
可以說，是美國大學獨立自主的學術制度，在容許教授們“天馬行空、獨往獨來”
的同時，也在年輕學子們茅塞初開的時候及時地在他們心中打破各種可能形成的思
想的樊籬，讓他們有機會過一把標新立意的癮，嘗一嘗自成一體的興奮，也從他們
的教授身上看到世人眼中不可一世的學術權威，原來是從哪裡來的。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接到中國駐紐約總領館一位教育領事的電話，要我幫助接
待國內一個由教育部官員、主管教學的大學副校長和教育出版社社長等組成的高級
教育代表團，而該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國大學如何統一組織高校教材的編著
、出版、發行及使用。這個題目着實讓人哭笑不得，因為這實在是一個美國大學需
要到中國去考察的項目。
倒不是要美國大學去考察如何統一教材，有時倒還真希望美國的大學對他們所
聘用的這批老頑童們有所約束。我在作博士論文時，就陰差陽錯地找了一位這樣的
頑童，差點讓我見不了江東父老。
因我的論文涉及高校管理中某一個領域的問題，導師希望我找一位專家作五人
委員會的成員。當時系裡最具盛名的是Ｌ教授，而且我還選過他的課，感覺不錯。
找到他一說，老先生滿口答應。我隨後兢兢業業，使出吃奶的勁，好不容易完成了
論文提案，希望在五人委員會答辯通過後好儘快開始作業。提案答辯之前，五人都
先將初稿過目，待每一位都滿意放行後才開會答辯。誰知眾人在答辯會剛坐穩，前
天還滿口ＯＫ的Ｌ教授便開始放炮了。他把我的提案批得體無完膚，接着提議讓委
員會暫時休會，待我按他的意見改好了再行答辯。其他四位教授一臉尷尬，根本還
沒有發言的機會，又不好當面冒犯這位系裡元老級的大師，只得唯唯諾諾地同意散
會了。
雖然我對Ｌ教授的意見頗不以為然，但秉承我中華祖先“君子克己復禮”的古
訓，我還是盡力照辦，推出提案第二稿，並恭恭敬敬地讓Ｌ教授點頭了之後，才又
將五員大將搬到一起，想再次闖關。為了表示我程某人不計前嫌，我還特意坐在Ｌ
教授的身邊，在開會前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他聊了一會天。他也和我拍肩打背地像沒
事人似的，說我是他教學多年碰到最好的學生之一。可惜的是，我那些揮舞了半天
的橄欖枝並沒有給我帶來和平，反而招來比第一次更加猛烈的炮火。連我導師和另
一位教授與我加盟都沒法抵擋Ｌ教授的進攻。最後眼看再鬧下去連我頗費心機才拼
湊成的五人委員會都面臨土崩瓦解的危險，我只得高掛免戰牌，答應回去再作努力
，準備第三次答辯。就在眾人起身退席的一剎那間，我居然鬼使神差地瞄了一眼身
旁Ｌ教授桌上我的提案。這不看不打緊，一看當時就氣得我七竅生煙：原來他面前
放的是我提案的第一稿！批了半天他連我的第一稿和第二稿都沒有分清。
不知是誠心感動上帝，還是本該否極泰來，我從第三次提案答辯起就真正地成
為Ｌ教授“最好的學生”了。在論文正式答辯會上，Ｌ教授居然即興地對我的研究
作了一個熱情的講演，其推崇與讚賞溢於言表，讓我着實興奮了好久。
論文答辯後三個星期，我離開學校，到西部的一個大城市就職。上班還沒多久
，就接到我導師的電話，通知我Ｌ教授突然病逝。原來他由酗酒導致肝癌，在惡習
與病魔的夾擊下掙扎多年。當家人在書桌前發現他時，他已咽氣多時，手中還拿着
尚未喝完的混和飲料“司高其”。
其實，與我的室友小李相比，我還算幸運的。他讀的是工科，作論文時每一步
都有實驗作後盾，而且每走一步都要得到論文委員會全體成員的批准。可在正式答
辯會上一位教授突然對他的一個觀點提出疑問，最後論文在一比四投票通過後，這
位教授斷然拒絕在他論文的封面上簽名。小李雖然博士帽照戴，但那留了一個空格
的論文封面，卻成了他終身的遺憾。
也許，就像每一枚硬幣都有正反兩面，教授至上的美國高校在容納獨立的思想
與人格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為此惹來不少麻煩。比如說，大學校長這個差事比
起大公司的ＣＥＯ來就要難多了。後者可以順理成章地讓狂狷之徒另謀高就而不必
擔心公司的利益會受到太大的損害。但大學校長不僅無權解僱教授，而且還要在老
頑童們惡作劇時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因為在一流學者身上，桀驁不
馴往往與天才同住。哈佛大學有一位名聞遐邇的黑人教授康奈爾·威斯特，在對非
裔美國人的研究方面獨樹一幟。此君多才多藝，不僅擅長講演、表演，熱心社會活
動，連業餘愛好灌的ＲＡＰ音樂唱片都暢銷一時。而他也愛湊熱鬧，對各種團體向
他發出的邀請有求必應，整天在國內外飛來飛去趕場子。時間久了自然冷落了自己
的學生。哈佛新校長勞倫斯·薩默斯上任伊始，找了許多名教授談心，此君亦在被
請之列。薩校長也許還略帶一點當財政部長時留下的發號施令的遺風，在談話時對
威斯特支持黑人民權領袖夏普頓競選總統和灌制ＲＡＰ唱片頗有微詞，希望他多務
點正業、少趕點場子。誰知這話捅了馬蜂窩。威斯特將他與薩校長的談話透給媒體
，當即成為全國許多報紙的頭條。他最好的朋友、同在哈佛非裔美國人研究系任教
的安東尼·阿皮亞教授為了表示抗議，宣布從哈佛辭職，投奔普林斯頓大學；威斯
特當然緊緊跟上，也到了普林斯頓。據估計，系主任蓋茨教授不久也會加入普林斯
頓。這樣，哈佛大學威鎮八方的非裔美國人研究專業就因為薩校長的一句話而土崩
瓦解了。
為了亡羊補牢，薩校長還不得不一再發表抱歉聲明，表示自己原沒有給威斯特
教授穿小鞋的意思。這事讓我想起２００２年夏天由於普林斯頓大學的諾貝爾獎得
主納什教授去中國、加上好來塢大片《美麗的心靈》在中國上映掀起的一股納什熱
。有志於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國校長們也許應當先問一問自己：假如你的學校里
有一個才華橫溢的瘋子，幾十年如一日地在你的身邊裝瘋賣傻，動不動還給你惹點
亂子出來，你能不能因為他那點不知那一年才能為社會所認可的才氣，將他留在你
的學校，給他發工資，並為他在圖書館留有一席？如果你不能毫不猶豫地給出一個
肯定的回答，那麼我可以保證你的大學永遠也進不了世界一流。
有趣的是，美國大學教授至高無上的權威有時也會給他們自己帶來尷尬。比如
說，在美國幾乎所有的行業中，勞資矛盾都是由工會來協調，而工會存在的最重要
的理由是保護勞方的合法權益。可是１９８０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裁決一場涉及大學
的勞資糾紛時（ＮＬＲＢ ｖｓ．Ｙｅｓｈｉｖ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９４
４ Ｕ．Ｓ．６７２）表態說，大學教授屬於“資方”或管理階層，而非勞方，因
為他們在日常高校的管理和運作過程中有對課程設置、學術標準、學生錄取、學習
成績、課時安排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決定權，而且現任教授們直接參與新教授的招
聘、錄用、提升等管理過程，所以，按照《國家勞工關係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的規定，大學教授沒有資格享受集
體談判交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的權利。最高法院
的這項裁決從根本上否決了私立高校教授加入工會、與校方進行集體談判交涉的任
何可能性，雖然公立高校的教授仍然保留通過工會與州議會談判交涉的某些權利。
在美國不受工會保護的後果是什麼呢？比如在大學裡，秘書、清潔工、食堂職
工可以在一個學年中最緊張的時候宣布罷工，讓忙考試的學生吃不上飯，畢業班的
學生畢不了業，校園裡垃圾成堆沒人收拾。校方為了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一般會
作些妥協，答應增加工資待遇。可教授們呢？雖然很多年青教授的工資還不如資格
稍老的秘書，但因為他們是學校的“管理階層”，沒有組織參與工會的權力，因而
也沒有人為他們到校董會和州政府去爭取工資或福利待遇。在私立大學由於校務基
金和私人捐助隨股票市場的漲落而浮動，碰到經濟疲軟的年頭校董會一句話就誰也
漲不了薪；而在消費指數繼續上漲的情況下，不漲薪就是減薪。公立大學的情況更
不如意。比如我曾工作過的加州大學，其校董會的董事長由州長擔任。加州雖然地
大物博、富可敵國，但每年在非法移民的處置、監獄、及其他社會福利事業中耗費
巨大，州財政往往入不敷出，幾乎每過幾年就會來一次財政危機。這時州長手中削
減經費的巨斧總是第一個砍向加州大學。當教授的工資處於零增長或負增長時，從
來沒聽說過哪個校區的教授舉行罷工示威。非不為也；不能也。其中尷尬，非情境
中人，難以體會。
當然，尷尬歸尷尬，卻也沒有聽說過哪個大學教授們為此宣布放棄他們當家作
主的權利。真正在大學裡無權無勢又無錢的，其實不是終身教授或正為終身而奮鬥
的教授們，而是一群頂着“兼職教授”頭銜的隱身人。這些人平時在教授大會上沒
有選舉權，在系裡課程設置的討論中從不露面，連一年一度的聖誕晚會都不在被邀
之列。半個世紀前當拉比教授驕傲地宣稱教授即大學時，這個群體還幾乎不存在。
然而近年來，隨着高校財政日漸緊縮，雇用終身教授費用高昂，再加上取得終
身後的教授不易管理，很多高校轉而採用“固定兼職”（ｐｅｒｍａ－ｔｅｍｐｓ
）的教授職位來填補由退休或自動離職空出的教職。據聯邦政府教育部統計，從１
９９３至１９９８年，百分之四十的美國高校採取措施削減全職終身教職；其中百
分之二十二的高校用“固定兼職”的教職來取代全職終身教職。有的社區學院兼職
教授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八十，連著名私立高校紐約大學都擁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
兼職教授。
兼職教授是一個成份複雜的群體。大致有兩種情況。很多帶應用性的學院或專
業為了擴大學生的眼界和知識面，有意識地僱傭專業領域裡的成功人士擔任兼職教
授，希望他們能在教授專業課程的同時，傳授書本知識以外的職業技能，並利用他
們的職位給學生介紹實習以致將來就業的機會。這類兼職教授在ＭＢＡ、教育管理
、公共行政等專業尤其普遍。比如首都華盛頓一所著名大學的外交學院，就利用其
地理上的優勢，聘請許多職業外交官為兼職教授；哥大師範學院聘我的動機也不僅
僅是像其他教授那樣教一些關於方法論的課，而是希望我將自己多年高校管理的經
驗融進教育研究方法論，讓那些已經身居高位的學生們學會如何用研究來指導和改
善他們所從事的學校管理工作。
真正的“固定兼職”（ｐｅｒｍａ－ｔｅｍｐｓ）在高校的日子就不太舒服了
。比如Ｂ教授在新澤西南部的一個社區學院已經“固定兼職”二十年。儘管她的英
語文學課深受學生的喜愛，但她承認自己對學術研究毫無興趣，因此，留任也好，
跳槽也好，都無法求得終身教職。就這樣二十年來，她每門課掙一千三百元，年收
入不足三萬，沒有醫療、退休或任何其他福利待遇。由於學校不給兼職教授配置辦
公室，她就在自己的老爺車窗上貼上這樣的標籤引以自嘲：“兼職教授辦公室”。
４７歲的Ｃ教授擁有牛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哲學博士學位，並在普林斯頓
大學擔任過講座教授。無奈哲學專業的終身教職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某年一個小
學校公開招聘，一下子收到８００個申請。因而多年來Ｃ教授一直在大紐約市區同
時在幾個大學擔任兼職教授，每天坐着火車“趕場子”。他自諷為“道路學者”（
Ｒｏａ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因英文中“道路學者”的發音與一個著名的學術獎
“羅得學者”（Ｒｈｏｄ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諧音。
而具有嘲諷意味的是，２００２年紐約大學的兼職教授經過艱苦鬥爭，終於成
立了美國私立大學中的第一個兼職教授工會，從而開創了私立大學教授集體談判交
涉的先河。但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個工會的成立，不僅沒有提高兼職教授在大學中
的地位，反而以法定的形式將這個知識群體與秘書、清潔工、食堂職工等高校“勞
工”之間劃上等號。換言之，終身教授和“固定兼職”的兼職教授之間的管理者與
被管理者關係從此法律化、明朗化了。
不知拉比教授活到今天，面對他的新校長，是否會考慮修改他那著名的宣言：
“先生，只有終身教授才是哥倫比亞大學。”
·程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