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大學是三大源泉
新觀念的源泉，新知識的源泉，新人才的源泉
《21世紀》：請問，現代大學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係是怎樣的？
丁學良：大學作為一項制度，同廣義的現代工業文明有着血緣上的聯繫。
它把工業化之前的眾多僅具初級狀態的要素結合在一起，找到了把它們結合起來
的好方式，這樣才促進知識和技術的應用。這是巨大的進步。大學起到一個“觸媒體
”的作用；其他要素都差不多了，但如果沒有經過大學的“發酵”作用，其他的連鎖
反應就不可能發生。所以，沒有西方現代的大學，現代的工業文明是不可能的。
在現代工業文明里，大學是三個東西的源泉：新觀念的源泉，新知識的源泉，新
型專業人才的源泉。現在的社會科技化程度越來越高，大學在這三個方面發揮的作用
也就越來越大。
工業化起步之初，那些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技術和組織生產的方法，大部分
來自生產者、實踐者的工作過程，是基於直接經驗的。待到工業化達到中等程度之時
，這些技術和方法的源泉，越來越出自 大學的研究和實驗室，先有觀念的產生，然
後系統化成知識，再應用於實踐。進入20世紀後期，以前那些純粹靠親手“做”才能
訓練出的專業人才，越來越是大學系統培養的對象。大學辦專業性的學院、專門的培
訓大綱和課程越來越多。
比如現在社會上“電子商務培訓班”熱鬧非凡，這是最近幾年出現的事情。新型
的人才，倒不一定很年輕，他可能在別的領域做了10多年了；社會天天在變，自己天
天要學。學會了新專業，就變成了新人才。
再比如，隨着西方老年社會的到來，醫學越來越變成社會醫學，因為很多問題不
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它牽涉到怎樣對待老人，呵護心理上、感情上的人際關係，等
等，成為一項社會醫學綜合工程。相應地，現在西方很多公共醫學院的相關課程，正
在興起。
中國以後老年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尤其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將會造成一個很大的
社會問題。像照顧老人這種事情以前是跟大學毫無關係的，父母老了，照顧他們當然
是子女的事，跟社會何干？以後這些都變成由大學訓練專業人員來解決的事情。
近年來有很多報道說，中國的大學裡學生很多逃課、考試舞弊，這當然牽涉到學
風問題。但在我看來，更深層的原因不能歸於學生個人的道德品質，而要歸於大學裡
的教研水平和課程的設置。因為大學的培訓項目本身跟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脫節太遠
，學生不學並不覺得是能力上的損失，他只想得到文憑。
《21世紀》：現在社會需要的那些知識的訓練，反而改由社會上的“培訓班”來
承擔，收費昂貴。
丁學良：這個功能恰恰應是今天中國的大學來承擔的，現在給顛倒了，這就導致
收費的混亂，信譽的混亂，也導致中國文憑的不值錢、教育權威的喪失。這都可以追
溯到中國的大學沒有成為新觀念、新知識和新專業人才的源泉這一基本原因。
國際上一流的大學是新觀念的來源，這包括了新的道德觀念在內。它們影響着社
會的風氣和走向，教化社會。
不是所有的大學都能起到這樣的功能，但一個國家要有少數幾所大學起到這樣的
功能；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古國，一定要有少數幾所大學起到這樣的功能，否
則很可悲。如果沒有這樣偉大的大學，文化和觀念創新的源泉就沒有了。大學是孕育
着文明的新因子的主要源泉啊！
大學的英文是University，它跟宇宙（Universe）是同一個字根。試想，如果宇
宙中只有一種物質形態，不就完結了嗎？群星燦爛、變幻無窮才能稱之為宇宙。而大
學就應該是觀念的宇宙、知識的宇宙、人才的宇宙。
民辦大學的前景
《21世紀》：現在國內民辦大學的素質良莠不齊、聲譽甚差。對此，你有什麼評
價？
丁學良：西方國家辦大學有兩種基本的方式，一種是美國式的，一種是歐洲式的
。在歐洲，最好的大學都是國立或公立大學，而在美國，最好的大學絕大多數是私立
大學。
中國要辦好大學，應該多學美國辦學的方式。私立大學要想辦好的話，必須要有
相應的法制。這裡牽涉到資源怎麼來、怎麼保障、怎麼運作，而且全國要建立很嚴格
的對大學資格的審查委員會。這類審查應該有政府的參與，但絕對不能成為政府的附
屬部門。它應該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着重專業資格和水平的審查機構。
美國審查高等院校資格的委員會，主要由教育界的資深人士、教授、管理人員組
成，也有少數的政府代表和法律代表，但不是政府的附屬機構，因為審查一個學校有
沒有資格辦學，頒發的學位應不應該承認，是一個專業標準。
這些制度必須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建立起來，中國的民辦大學才能獲得穩定健康的
發展。
在中國的國情之下，我們要成立一個教育機構資格評鑑委員會，政府的代表可以
多一些，但絕對不能辦成政府的附屬機構，否則會導致類似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中出
現的那一系列問題。 給定中國的國情，政府絕不能把大學完全包下來，而且政
府也沒有那麼多的資源。一定要發展出一個法治之下相對自主的、專業化的評鑑系統
，沒有這個，專業標準沒有辦法控制。
比如，政府的一個衛生廳長，怎麼知道一個醫學院辦得怎麼樣？這必須由醫學教
育界的專業人士才能鑑定。
同樣，教育局的一個局長怎麼知道一個法學院辦得怎麼樣？它辦得怎麼樣要由法
律教育界的專業人士來鑑定。
專業化是個科學標準，你不懂該專業，就不能去裁決。
留學人才當不了內地大學的教員？
《21世紀》：中國正處於轉型期，許多制度也在慢慢演進。
丁學良：一個制度不成為傳統就很難有效，因為必須有相對的穩定性，才會影響
社會行為。而且我們講的是一個活的傳統，並非說幾百年前定下的制度不能改變任何
一部分，而是說這個傳統好的部分應該隨着時間的延續越來越穩定，不合理的部分能
夠以較低的成本、較快的速度被淘汰掉，這才是一個好的傳統或者好的制度。
的確，中國處於轉型期，我們不能指望在一天、一月或一年，能夠把大部分重大
問題都解決得很好。但是，我要特別強調，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是全世界送出去
留學生最多的國家。在這麼多留學生中間，能夠作出按照國際標準來說出色成就的人
，雖然不是很多，但也還有一些。
假定中國三五所頂尖的大學真是要瞄準國際上一流研究型大學的目標邁進的話，
就應該把制度建設的環節開放，充分利用中國幾十萬的留學生人才，而且還包括從台
灣、香港出去的留學生人才。
他們中間很多人願意回國服務和為國服務。這麼龐大的人才資源是信息資源、經
驗資源，也是制度建設的資源。如果這個資源不用的話，能怪誰呢？嚴重的問題在於
，內地大學在制度建設的過程中，對他們能夠發揮的作用沒有提供常規的渠道。這還
不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嗎？
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政府和社會不管給高校多少經濟資源都辦不好大學。
《21世紀》：樊綱前不久在本報提出，要善於學習西方的一些好的制度，這樣可
以降低我們制度創新的成本。中國雖然是轉型期，但西方大學許多好的制度是可以學
習的。
丁學良：中國送出去的留學生，遍布全球，從最好的大學到最差的大學都有。在
全球最有聲望的50所大學裡，哪一個院系沒有中國的留學生？那些畢業後在海外工作
幾年，有了一些經驗的人，可以在制度建設方面，給內地的大學提出很多建議。
有人說請留學生的成本很高，但相對於浪費資源、相對於騙子們耍中國人、相對
於國外那些“野雞大學”把中國寶貴的教育資金“吸走”的情形，這個代價是很小的
。
據網上披露，一個叫Barrington（巴靈頓）的大學，在美國並沒有獲得教育資格
的認可。這個學校是“遠距離授課”，學生不用去美國，就可以拿到畢業證書，但他
的學位不被美國高教機構認可。只要能拉來中國一個學生註冊交學費（大約5000美元
），主辦者就給中間介紹人一筆回扣。
對於這類活動，如果沒有及時的披露，中國的家長們辛辛苦苦省下的一點錢就給
“吸走”了，而孩子們並沒有受到教育。
這個“巴靈頓計劃”甚至把內地一些大學的教員都給“網”進去了，以便讓他們
當介紹人，好從中得經濟收益。相對於這樣的代價來講，我們在制度建設方面花的成
本，真是一本萬利。
《21世紀》：我感到，中國辦世界一流大學有個優勢，就是人才資源豐富，學生
素質比較高。
丁學良：中國學生的素質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學生人多，腦子也靈。而且在中
國不用像外國辦大學那樣，用很多錢支付後勤、輔助的人工費。中國辦一流大學不用
跟西方大學一樣花那麼多的錢。
我以為，中國幾所頂尖的大學，現在有了那麼多的錢，應該集中辦好兩件事：一
是想辦法招聘到最好的教員，第二是在最重要的研究領域裡，購置好的科研設備。第
二件事純粹是技術問題，容易辦到。關鍵是第一件事：如何通過合理的規則招聘到並
留住最好的教員？
現在內地三五所頂尖的大學，政府和社會給了那麼多錢，如果還不趕快把國際一
流研究型大學的教員招聘和評鑑制度，學習過來、適當調節、堅持下去的話，給多少
錢也沒效果。
在今天的中國，少數省市已經開始試行公務員向社會公開招聘，中國證監會的高
級管理層也有從香港地區特別聘請回去的人，難道中國最好的三五所大學的教員不可
以向國際上公開招聘嗎？
為什麼不可以？你只要把標準定得比較合理的話，全世界的人才（至少華人）都
在那裡，然後根據你的資源去吸引儘可能出色的人。
《21世紀》：這也包括大學的高級管理人員嗎？
丁學良：當然！香港科技大學就是在美國招聘領導人員，從校長到學術、科研副
校長，等等。現任校長朱經武教授就是從美國聘請來的全世界超導研究的領先人物。
《21世紀》：現在內地呼籲留學生回國效力，但也只是在專業人才極缺的技術領
域內；其實，最重要的是讓留學生回到內地的大學去效力。大學素質對中國經濟持續
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大。
丁學良：對！中國的留學人員要回國，應該首先回到大學裡去。只有把大學辦好
，其他的研究所、科學院等等才能辦好，因為人才是大學培養出來的。企業界、社會
各界的應用型人才也大部分靠大學來培養。
國內的大學教員必須面向國際招聘，只有在國際上招聘，才能把標準提高。這就
像中國的產品一樣，在鄧小平改革之初，如果中國產品只是瞄準國內市場的話，中國
的經濟永遠不可能達到今天的水平。因為產品的品質、花樣和風格，只要能在國內賣
掉就行了，那就永遠不會朝着國際水平的目標改進。我們看到，今天中國人穿的服裝
和使用的器具如此多樣化，這是經濟面向國際開放的結果。
所以，當務之急是要把鄧小平關於教育“三個面向”的思想，落實到大學發展上
。內地大學現在實行的那一整套的招聘和評鑑教員的方式，在鄧小平提出這個思想近
20年後，仍然沒有面向世界，也沒有面向未來，當然也無法面向現代化。
國際一流大學的籌款制度
“學而優則仕”
丁學良：中國的儒教傳統講“學而優則仕”，我看今天的西方發達國家，倒把這
個傳統“落實”得不錯。像2001年獲得諾貝爾獎的Stiglitz，他當年為什麼能做世界
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第一副行長？因為他是美國名牌大學研究做得出色的名教授；而
不是因為他本來是“官”，跑到名牌大學當教授。
所以，在今天的知識經濟社會裡，“學而優則仕”應該是重要的規章，要反對的
是“官而優則學”。我不是說行政官員不能當兼職教授，而是說行政官員中間那種沒
有專業知識、不能常規地講課的人不能當兼職教授。
《21世紀》：國內大學願意聘請官員當教授，可能跟中國大學的知識老化有關，
在改革時期，政府官員處於改革前沿，掌握很多材料和信息，而大學希望得到這些信
息，所以把他們聘為兼職教授，這種情況很多。
丁學良：國外的大學也經常請工商界的高層管理人士或政府官員作報告，有時給
報告人很高的酬勞。但作報告是一回事情，授兼職教授頭銜是另外一碼事。不能把兩
個範疇給混淆了。
舉例來說，哈佛大學新當選的校長Lawrence Summers，原任美國財政部長，此
前他還擔任過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和副行長。2000年哈佛大學遴選新校長時，也
有人提名克林頓（總統職務即將卸任）和副總統戈爾。但哈佛大學聘任委員會很快就
把這兩個人排除在外。
哈佛大學解釋說，像克林頓、戈爾這樣的人可以領導一個大國，但不一定能領導
好一個大學。領導大國和領導大學是兩回事，領導第一流的大學必須有豐富的學術背
景，而克林頓和戈爾不具備。哈佛校方還解釋，Summers被挑選為新校長的原因，主
要不是他當過財政部長，而是他在經濟學研究方面做得第一流，是國際知名學者。你
想想，領導一個大國的總統不能領導一個世界一流大學，這句話就夠了，你就知道世
界一流大學意味着什麼。
教授，包括兼職教授，是一種專業職稱，並非一個官員去作一兩次報告就能成為
兼職教授。內地有些商人給大學捐了點錢，也弄個兼職教授。在國外，對於捐款的商
人，大學對他也有感謝，但不會把教職送給他，因為這是兩回事。
像醫院一樣，如果是一所好醫院，即使有人出於慈善之心給醫院捐了錢，醫院能
聘他當兼職醫生嗎？
“講座教授”與基金制度
《21世紀》：內地一些大學授給一些人兼職教授，也是為了獲取一些社會資源吧
？
丁學良：為了獲取資源，你可以用其他方式給他回報。像香港科大，你看到很多
建築物、演講廳上都印有捐款人的大名，這是一種方式。在西方大學裡還有比這更好
的方式。海外華人捐款喜歡捐建築，因為建築放在那個地方，看得見。猶太人捐款就
較少願意放在建築上，而是設立一個講座，冠以他的名字。
像我在哈佛大學的導師Daniel Bell，是“亨利·福特講座教授”，是福特家族
捐的大錢。這樣，講座聘請世界上著名的學者，就把捐款人的名聲傳播世界，而且代
代相傳。
《21世紀》：內地也有相似的做法。
比如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先由君安證券出錢設立了“君安講座”，後來改由慧聰
公司出錢，又成了“慧聰講座”。
丁學良：這是一種較好的方式，比把捐款的人聘來當兼職教授好多了。但這只是
一個“論壇”，而不是我所講的“講座教授”，這種體制中國內地大學似乎沒有。它
必須是有永久性的一筆大錢，成立基金，放在那裡生息。這就要求有基金和信託人制
度。現在香港也遇到這個問題，有些公司、富商向大學捐錢，大學今年明年就把這100
萬或200萬用掉了，以後這“名”也就沒有了。這就不能成為永久性的“講座教授”
制度。
在西方，捐款設“講座教授”要談條件。這個錢是永久性地給大學，大學不是一
次性地用完，而是投入基金。像哈佛大學1986年左右，非哈佛校友來捐款設立一個“
講座教授”的話，至少要捐500萬美元。投資基金回報的一部分用來支付講座教授的
工資，一部分返回基金再用作投資。這個講座將幾十年幾百年地存在下去。這才是名
牌大學的傳統！人家一看就知道，這是一項穩定的制度，生生不息的有生命的制度。
捐款人在如何用錢方面可以提條件。比如，他可以提：這個講座必須放在歷史學
科或是生物學科。但他不可以干涉大學聘任該“講座教授”的過程，那是大學自己的
事，必須按照該大學的學術標準去做。
獲取捐款的規則
丁學良：法治國家有一整套的制度對付賣文憑之類的醜聞。舉例來說，前不久，
牛津大學一個比較窮的學院，牽涉到準備收錢以降低入學標準的醜聞。
有記者裝作一位有錢的家長，說他準備給這個學院捐很大一筆錢，但他有兩個青
少年，學習成績不一定能夠達到該院的入學標準。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學院是否可以
考慮靈活一點？
接電話的兩個人是該院負責招生的資深人士。他們表示很有興趣考慮這件事，但
請他不要把這件事泄露。就這樣，學院的兩個人上了圈套。
這個事情還沒有做呢！只是記者設下的圈套，看看這個學院有沒有可能做這種事
情。但這條消息在報紙上捅出來後，該學院那兩位負責人辭職。
從法律意義上講，剛才那兩個人還不到判刑的地步，因為他們還沒做事呢；但從
學術操守上講，他們作為學院主持招生的高層人士，已經表明了有這樣的意圖：降低
入學標準，以便獲得家長捐款。這就不行，他們就得辭職。
可是，在中國內地，一些大學賣學位、賣文憑的醜聞，報刊披露那麼多，現在又
怎麼樣了呢？
所有的大學都想從外面獲得捐款，但獲取款項的方式不能沒有規章制度。
越是好的大學，在外面獲取捐款、爭取資源的程序越是要嚴格，否則就會敗壞學
校幾十年甚至數百年積累起來的聲譽。
再舉一例。我在哈佛大學念書時，學校一個研究中東問題的中心的主任被迫辭職
。因為他獲得中東一個產油國捐助的幾百萬美元。他並沒有把這筆錢作私人用途，這
筆錢還沒拿過來呢。當時我們這些學生很驚訝，因為美國社會有“種族歧視”現象，
而這個主任又是少數族裔，所以很多人有疑慮。
哈佛大學校方解釋道：哈佛大學建校近400年來，對於怎樣爭取、接受外面的捐
款，有嚴格的規定。任何個人或組織向哈佛大學（不管是系、中心或學院）表示捐款
意圖的時候，這些單位不能跟捐款一方馬上進入交接過程，而必須首先報告校方。在
校方認可後，才能跟對方談判：捐錢作什麼用途？有無附加條件？等等。
但前面講的那個中心主任，在對方表明捐款意圖的時候沒有報告校方，而是在把
這筆錢基本談妥之後，才報告校方。這就違反了哈佛的規章。
為什麼這個規章很重要呢？校方解釋說：中東地區產油國想向哈佛捐款幾億美元
的人有的是，但哈佛非常謹慎。因為中東這個地方戰火紛飛，衝突的各方生死仇敵，
如果哈佛接受捐款而不考慮款項的來源背景或可能的後果的話，接受了甲方的捐款，
乙方就會認為哈佛關於中東問題的研究成果，是被人家拿錢收買的。這就會破壞哈佛
的聲譽。其次，如果哈佛大學的教員、學生到中東地區開會或做研究的話，就有可能
被敵對方當作人質，危及生命安全。僅這兩點考慮，就足夠解釋對那位主任的處理了
。
現在國內的一些大學，也是在外面籌款、拉錢，請問規章制度是怎麼樣的？
要強調，不僅在捐款來了以後，在使用上應該公正、透明，在捐款拿來之前，就
應該有規章制度。因為這會影響學校的聲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