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腐敗的問題不僅是大事，說是大案也不為過。

試想：改革２０多年來，中國出了成千上萬的教授、博士和科研項目，國家為他們的工資、培養費和項目經費投入了百千億元的資金，從申報表上的評語來看，他們和它們中的每一分子都有“獨創性的貢獻”（評教授、博士論文和項目立項都首先強調這點），匯總起來，中國為什麼還沒有憑藉這成千上萬的“獨創性”成果全面進入世界科技和知識強國的第一方陣呢？錢都怎麼花了？寫評語的人說的話還有準兒嗎？

我看，這些“獨創性”中肯定有一些是雖“創”而無用，或雖“獨”而不優的。過於追求“獨創”的表現，很容易導致忽略優良的質量。況且內行都知道一個事實：獨創易，優質難。所謂獨創，包括“獨”和“創”兩個方面。“獨”，只要與眾不同就行；真正的“創”，它離不開“學”，必須在一定的前提下、在一定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簡而言之，出個新花樣唬唬人是比較容易的，在前人的基礎上創出個真有價值的東西是不容易的。因此，無視有利於生產建設這個前提，無視尊重科學、尊重歷史這個基礎，惟“獨”是求，惟“學”與“創”是避，拿人民的錢來變出花樣巧取更多的屬於人民的錢，就是學術腐敗的表現。

我想，大家動真格的來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恐怕還沒有這麼快到來，因為學術的腐敗似乎還不是善良寬容的大眾目前最關心的問題。不過，從輿論的角度呼籲對學術腐敗的清算、純潔學術信譽的環境卻已經到了時候。

在此略舉幾個現象來說：

現象一，評定論文的質量時不是以文章本身論，而是根據發表的刊物的“級別”論。刊物的“級別”通常是由辦刊物的人來保證的，而各個刊物各有一班人支持。不同人支持的不同刊物放到同一個級別里，容易助長學術界的門戶之見和不正常的派系之別，樂觀地看來是有利於實現“百家爭鳴”，但也容易把後進者的道路卡死。如果對已發表的論文不搞惟刊物“級別”是論，可以建立評審委員會制度：哪個單位需要評定申請者的論文質量，哪個單位自己組織“名、責、權、利”四者分明的評審委員會。這裡的“名”，是學者的學術信譽，是學者的良心、原則、學風和真才實學的綜合體現，它是學者的學術生命。弄虛作假，或當好好先生，就要公開他的行為，撕破他的信譽。

現象二，“教授”、“博導”是根據“科研著作”評出來的“執教”資格，而評委們往往難以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認真閱讀那些著作。目前，多數大學職稱的名額還在計劃經濟影響下，學校沒有完全的自主權；加上學術委員會裡的成員各有所長，真正與被評對象同行的只有少數人；於是評議的時候難免有這兩種情況發生：或者難以深察隔行者的著作水平而託辭以尊重那幾個與被評對象同行的專家意見，變相棄權或投“順水人情票”；或者竟以隔行為由，拒絕個別負責任的非同行委員指出的硬傷，庇護同門同派者。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往往是：多數服從少數，集體服從個人，民主服從“權威”。其實，教授資格的評審可以有兩條路，一是憑教學資歷，由用人單位自行決定，和工資、教學崗位掛鈎；一是憑學術水平，由學界同行評議。學術評議不搞暗箱操作，通過健全的學術批評機制，和相關學者（被評者和評議者）的學術信譽掛鈎，避免“專家評議”流於形式，失去監督和激勵的功效。

現象三，博士研究生在三年內（可以延長一年）必須完成學位論文，否則出局，連畢業證也不給；這種教育體制在以文憑錄用人、以文憑升官職、以文憑評職稱的社會體制下，必將迫使在下者鋌而走“抄”、瞞天過海，而在上者不得不視而不見、或徇私賈恩。如果借鑑國外的做法，設立博士論文資格制度，博士研究生獲得論文資格以後就可以離校就職；完成學位論文後，提出申請，由原培養院校組織審議，決定是否准許答辯；答辯通過再授予相應學位。這樣一可以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二可以滿足社會上對人才的一部分需求，三可以節約學校的教育資源，四可以保證博士論文的質量，五可以維護學界同人的信譽，何樂而不為呢？

現象四，科研項目的立項要求創新，甚至要求“國際領先”，但同時要讓一批專家審議。令人（包括國際上的同行專家）大惑不解的是：既然申請人已經是國際一流並且有獨創性的水平，哪裡再去找那麼多的有資格的專家來審議呢？科研立項可以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有目標的攻關項目，一種是自由研究項目。攻關項目應該由出錢的部門採取課題招標制，此時確定目標才是最要學問的；成果的鑑定和驗收也有嚴格的標準，成功與否和研究者的學術信譽以及今後投標的資格直接掛鈎。自由研究項目可以採取申報制度，成果的鑑定和驗收標準比較寬鬆，但成功與否和研究者的信譽以及今後的申報資格直接掛鈎。

總之，社會的價值觀、學界自身的科學水平以及體制上的一些問題如果不能改變，讓“教授等於正處級”或“處長等於正教授”之類的現象泛濫，沒有良好的學術信譽環境，學術腐敗就依舊會是光天化日下的罌粟，不盛也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