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派與國人的雙向誤區

作者: 閔捷

　　■海歸派：向內看——20世紀80年代眼光

　　20世紀80年代出國的人口袋裡大多不超過100美元，他們白手起家經歷了謀生
的種種艱辛。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里，沒有任何親人，而朋友也大多是境遇差
不多的窮學生，留學生的生活壓力是相當大的。

　　很多經歷過“上山下鄉”的人，在美國又經歷了“洋插隊”，同樣的艱苦卓
絕，不同的是“上山下鄉”的環境是物質極度匱乏的農村，最大的困惑是前途茫
然；而“洋插隊”的環境是物質極大豐富的美國，最大的壓力是如何生存。精力、
體力和生存智慧在經歷了極大的考驗之後發揮到極限，因為浸着汗水的每一塊錢
都來之不易，所以大部分留學生都養成了節儉的習慣。著名演員陳沖在展望新世
紀時不無辛酸地說：“希望下一個世紀中國人不再把漂洋過海遠走他鄉當做追求
幸福的唯一手段。”

　　多年後，當這批留學生的求學生涯告一段落，拿到學位、找到工作、買了房
子和汽車，穩穩地過上了“中產生活”，這個時候，他們回國後忽然發現：他們
掌握着先進的技術，擁有令國內人艷羨的收入，住着花園洋房開着好車，可是“
為什麼我們感覺自己跟不上潮流了呢”？這是困惑着許多海外歸國者的問題。國
內主流社會發展得太快是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在美國他們也很難真正融入主流
社會，於是，游離於兩個主流社會之外的“留學生圈子”，彼此成了價值參照系。
當他們回國後與國內的主流社會相融合的時候，“跟不上潮流”的癥結就在於：
他們彼此印證的價值觀念、消費觀念甚至生活方式都停在了20世紀80年代，對很
多事物的觀察視角都是“20世紀80年代眼光”，所以感覺不適應是難免的，不過
一旦真正回國，經過一段調試和磨合，這種“小誤差”很快就找齊了。

　　1992年獲得美國紐約州律師執照的劉馳說，他回國的最初幾年，實際上是一
個學習的過程，兩眼一摸黑，經歷了一個補課階段，逐漸打開市場。

　　海外留學生回國創業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不理解中國市場。一位哈佛MB
A、曾任職麥肯錫的王先生從硅谷回來後任職國內某公司CEO，他的業餘生活封閉
在歐美同學會中，從不深入接近中國市場，面對民營企業客戶，常常成了自己發
揮口才的講演場，MBA術語使他成為客戶敬而遠之的角色。最近因為業務不佳，他
又回到了美國。

　　國外的人際關係比較簡單，直來直去，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呆了十幾年之後漸
漸已經適應這種簡單生活。問題是在他們刪繁就簡了之後，回到國內對那些言辭
背後微妙的潛台詞感覺難以捉摸。當繞彎子已經變成一種迂迴戰術的時候，不適
應這種“國情”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險。

　　一位做風險投資的海外學子曾經與人探討：“在中國投資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討論的結果是：商業道德的不確定性。在狡詐有餘而誠信不足的商業運作中，
如何來應對由於缺乏商業道德而帶來的風險？如果昔日的同學、朋友都能設下陷
阱，那麼一旦對人性估計不足故鄉也有可能變成商戰中的“滑鐵盧”。

　　一位從硅谷回來的留美博士，見識了國內商圈“夜夜笙歌”的生活方式後，
先是興奮了一陣子，而後便感到“太鬧”。“在美國我們過的是一種很平靜的日
子，工作之餘與家人、孩子共享天倫，周末或假期出去度假。回到國內幾乎天天
有人請吃飯，而且我周圍好像每一個人都有飯局，給家人留下的空間很小，時間
久了就覺得不適應”。

　　20世紀80年代到美國的大部分留學生如今大都穩穩地跨入中產階級：房子、
車子、穩定的收入，搭建出舒適的生活空間。一旦決定回國，就意味着放棄這一
切從頭再來。如果說當初出國是第一次創業的話，那麼回國則是第二次創業。盡
管有很多人在物質與精神的兩難選擇中猶豫不決，但還是有一些意志堅定者選擇
放棄：“當年我們到美國時是一無所有，現在也別太看重自己已得到的東西。”

　　在美國學習、工作、生活了將近30年的顧茂眾，回國創業已經半年了。聖誕
節前夕他匆匆趕回美國，因為妻子和12歲的女兒在等着他回家過節。“其實原本
我不必這麼急的，可是上次感恩節的時候我離開在美國的家，女兒呆在樓上沒有
下來送我。她和我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我們關係非常好，她不送我是她心裡不高
興。這一幕我總是記掛在心裡，所以聖誕節前我一定要趕回去”。像顧茂眾這樣
妻子、孩子留在美國，自己回來創業的“模式”，在海外學子中屢見不鮮。“一
般來說，女人對美國的物質生活更留戀，她們更願意留在美國，而在美國出生、
長大的孩子，如果回國的話教育問題解決不了，所以這種‘一分為二’的家庭模
式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一位回國創業的留學生這樣說。

　　許多留學歸國人員的子女都出生在國外，是母語為英語的所謂ABC（AMERICA
NBORNCHINESE），雖然他們大都聽得懂漢語，但對漢字的書寫和中國文化則知之
甚少，回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繼續教育問題。北京市留學人員海淀創業園為此建立
了留學人員子女教育基地，他們與清華大學附中和附小合辦了留學歸國人員子女
教育學校，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歸國人員的後顧之憂。但是，這些孩子在外國人眼
中是中國人，在中國人眼中又是外國人——因為他們的英語表達比漢語更流利。
他們在外國受好的教育，回到中國數學卻跟不上同年級組的教學；在中國受了一
段教育，回到美國又不適應。所以，很多留學生子女乾脆就和媽媽留在了美國，
讓爸爸做“空中飛人”吧。

　　■國人：向外看——各個都是精英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北京秀水東街的美國大使館門外，每一個工
作日都是人頭攢動，早上四五點鐘就開始有人去排隊。一邊排着隊，人們還一邊
切磋着如何應對簽證官“移民傾向”的疑慮。我曾經也是排隊中人，當時心裡就
產生過疑問：怎麼出國的什麼人都有？到了美國一看，華人世界更是魚龍混雜，
幹什麼的都有。如今回國了，“各個都是精英”嗎？中國有句俗話：“外來的和
尚好念經。”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論，更不能絕對化，“各個都是活雷鋒”已經成
為一句戲言，為什麼還要相信“各個都是精英”？一位歸國者一語破的：“無論
什麼時候，只要是說到‘魚龍混雜’的時候，肯定是魚多，龍少。”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高科技”成了一種現代迷信，跟“納米洗衣粉”、
“納米水”一樣。國內企業與海外歸國創業人員談項目時最愛問的一句話就是：
“是高科技嗎？”什麼服飾一旦成了時髦，很多人就忘了是不是適合自己；“高
科技”一旦成了時髦詞彙，很多人也只重外表，不重內容了。“高科技”和普通
科技一樣，都要遵循市場規律的檢驗，一般說來，高科技項目同時也是高風險項
目，就好比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其實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不是貼個標籤就賺錢。

　　“在國外年薪10萬美元”，聽到這話，很多人直覺的反應是：乘以8，相當於
80萬元人民幣。真的是“乘8”這麼簡單嗎？實際上在國外公司能拿到這個水平的
年薪的人並不鮮見，而這些人到國內要拿到80萬元人民幣卻是很難的一件事。原
因何在？一位歸國者說：“問題就出在這種簡單的換算公式上：從貨幣購買力的
角度說，實際上現在人民幣的購買力相當強，80萬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遠高於10萬
美元。而且，在國內拿80萬元的人，絕對處在社會的上層，自我感覺會非常好。
另外，如果再加上市場和企業前景的因素，就更不好比了。”

　　一位曾在美國硅谷工作的海外學人算了一筆帳：在美國每年拿10萬美元，可
是到了國內，每年拿到30萬元人民幣就已經不錯了，換算一下，就是80萬跟30萬
的差別。“可是我認為這是不能比的，那個10萬跟這個30萬意義不同。歐美國家
的經濟發展已經很成熟了，不可能再出現很大的增長，這意味着你的公司今年利
潤10萬，明年也差不多還是10萬，發展了五年、十年下來，利潤還是差不多。在
中國就不一樣了，今年是5萬，明年可能是10萬，後年可能是20萬、30萬。當然，
也可能一無所獲，回國創業的風險就在這裡。我回國是追求一種極限的感覺，看
自己到底能做到什麼程度，不要活到老了，再想到這一點，那時候就會後悔了”。

　　“洋博士”、“老外”，這些稱呼本身就昭示着國人崇洋心理與狹隘自尊的
矛盾。有人說，將來外國人到中國來打工也算“外來人口”，很多人聽了很是受
用，因為現如今的“外來人口”與外地人、打工仔幾乎就是同義詞。北京要建成
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什麼時候真正有了“平常心”，什麼時候才算突破了心理防
線。客觀地評價事物本身，對有上百年屈辱歷史的中國人來說，尤其重要。

　　學界新貴里“土博”、“洋博”的區分，如果只是頭銜上的差別，也許並沒
有讓人那麼不平衡，北大光華管理學院50萬年薪聘專家，中選的當然是“洋博”。
如今大學教授們雖然是時價日漲，但能拿到10萬年薪的，恐怕除了“長江學者”
還是屈指可數，更別說50萬了。如今“土博”們畢業後找工作很是不易，小廟容
不下“大和尚”，在國內“塔尖”上的感覺是“高處不勝寒”。那麼“洋博”呢
？其實普通“洋博”要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也相當不易，所以才有很多人自己創
業。在談到留學人員歸國是否會搶奪國內人才的飯碗時，北京大學的一位負責人
說，在北大，其實土博士和洋博士各有所長，科研教學互相補充。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的“留學潮”，20年來長盛不衰。曾經有人感嘆“
北大”、“清華”成了美國大學的預科班，但是隨着大批海外學子歸國潮的到來，
是不是意味着“美國成了中國人才的培訓基地”呢？事情當然不這麼簡單，從以
人為本的角度來看，個人的發展與完善，自然會促進社會的發展與完善。一位在
美國生活了13年的留學生說：“我永遠改變不了我皮膚的顏色，也永遠改變不了
身為中國人的事實，即使我已經拿了‘綠卡’，或者加入了美國籍。”

　　歸國人才的一個很現實的擔心是，找不到合適的位置。這種現象確實存在，
學歷高未必工作就好找，有時甚至還更難找。在硅谷，由於專業分工非常細，許
多經理或工程師只能勝任生產鏈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國公司往往只要求總體方
案，結果專業分工很細的硅谷人才回國後發現孤立無援，或者一位專才被任命為
技術總監或CEO負責整個生產鏈，結果大多不能勝任。

　　招到一個“洋博”，掛起來當招牌。聽他的？不知道怎麼聽。沒有的時候想
有，有了之後卻不知道怎麼用，葉公好龍者，如今大有人在。如果是普通百姓，
葉公好龍倒也無所謂；如果是身居要職、處於領導階層的官員，葉公好龍則危害
不淺。

　　一位歸國者說，他聽國內的一些官員講話，除了套話之外，聽不出哪一個是
關鍵詞。也許“務虛”也算是一種中國國情吧，問題是這種風氣已經從官場蔓延
到一些政府的職能部門和國有企業，大大降低了辦事效率，經常是把簡單的事情
複雜化之後還振振有詞。美國發展得快，關鍵在於務實。海外學子帶回來的，無
論是很好的想法還是已經成型的樣板，或者成功的經驗，遭遇“務虛”之後，就
全部泡湯。務實與務虛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壕溝，令很多缺乏心理準備的人紛紛
落馬。一位回國工作已經10年並取得了驕人業績的留美博士說：“在中國，要想
做事情就必須‘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排除體製造成的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
找到一條成功之路。我認為，要做成一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務實，要從細處
做起，細微之處見功夫，這是我在美國學到的最重要的一條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