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偉大的化學家——鮑林其人[1-4]

　　萊納斯·卡爾·鮑林（Linus C Pauling，1901-1994 ) 是美國著名的化學家。他極富個性和創新精神，不斷開拓邊緣學科，在化學的許多領域卓有建樹，是20世紀最偉大的化學家。　　1901年，鮑林出生於美國俄勒岡的一個小鎮，父親是藥劑師。他自幼聰慧超群，博覽群書，被譽為科學奇才。由於年少失怙，家道中落，16歲時就近入俄勒岡農學院學習化學。大學畢業後赴加州理工學院深造，迅速掌握了具有革命性的X射線晶體衍射技術，進行創造性工作，1925年獲博士學位。次年赴歐洲研究將量子力學應用於化學，師從索末菲(A. Sommerfeld)、玻恩和海森伯。1927年回國，從事化學鍵本質的研究，創立了雜化鍵軌道理論和共振論，把經典的化學理論與量子力學相結合，從而改寫了20世紀的化學。1931年成為加州理工學院最年輕的教授，1933年入選美國科學院，也是歷史上最年輕的院士。　　1934年開始，他把結構化學應用於生物學；在抗原和抗體蛋白質結構的研究上，把抗體生成的直接模板學說發展得更加完善。在40年代，鮑林在生物學上作出了二項重大的貢獻：一是與科里（R. Corey）闡明了蛋白質的α螺旋結構；二是證明鐮狀細胞貧血是由於血紅蛋白的變異，說明人的遺傳性疾病是由於突變基因表達所產生的異常蛋白質，首先提出分子疾病的概念。1957年，英格拉姆（V. Ingram）證明，鐮狀細胞血紅蛋白(HbS)是由於血紅蛋白中的穀氨酸被纈氨酸所取代。1960年代初期，朱克坎德（E. Zuckerkandl）和鮑林提出，通過比較不同物種的同源蛋白質來確定不同物種的親緣關係。（注1）這種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為確定不同物種的親緣關係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1954年鮑林因闡明了化學鍵的本質和分子結構的基本原理獲諾貝爾化學獎。根據諾貝爾的遺囑，他的獎只授予單項重大發現的科學家，而不適合於作出一批重要研究成果者。鮑林獲獎首次突破了這條原則。　　鮑林是“主張自由表達信仰的理想主義者”和激進的社會活動家。他直言不諱、話語尖刻，堅持己見，決不退讓。二戰結束後，他積極參與開展反戰活動，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的戰爭作為解決國際衝突的手段”，奔走世界各地，喚起社會大眾對核污染威脅的關注，不遺餘力地反對核試驗，致力於世界和平事業。1958年1月，他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了由他起草並徵得49個國家的11 000多位科學家簽名的《科學家反對核武器試驗宣言》，要求締結一項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國際協定。1963年10月10日美蘇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之日，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把1962年和平獎授予這位堅持不渝的反核鬥士。鮑林是迄今僅有的兩度單獨獲得諾貝爾獎桂冠的人。由於他對化學與和平運動的貢獻，他獲得的榮譽博士學位和獎項不勝枚舉。　　然而，鮑林在思想觀點和行為方式上又是頗有爭議的人物，在獲諾貝爾和平獎以後，他更加堅持己見，猛烈地抨擊美國政府的政策，明顯與公眾輿論脫節。他既被視為具有敏感直覺、敢於冒險、不敬權貴、富有魅力的人物，同時又是自命不凡、一貫正確、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的怪人，他的官司接連不斷和失敗，以至聲名狼藉。美國主流媒體對他的政治觀點頗有微詞，甚至認為是“荒誕不經”；對他獲諾貝爾和平獎也不以為然，他曾擔任過主席的美國化學會的學報也冷眼相待，只在很不顯眼的位置提及此事。　　1950年代開始，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和化學系教授們對鮑林感到不滿，抱怨他“竭力發展個人所迷戀的化學生物學，遠離了該系在物理化學方面的根基。”1964年他悻然離開加州理工學院，去聖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不久發現這裡也令他失望，不能實現他的宏大政治理想，又沒有實驗室，於是打算去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那裡的化學系主任是他的學生，但被校長所否決。1967年，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接受他擔任研究教授，二年後去了斯坦福大學，成為“學術界的流浪漢、漂泊謀生”，至1973年創立自己的研究所。[4]　　鮑林晚年致力於“營養保健”的研究，極力鼓吹正分子醫學（orthomolecular medicine）、大劑量維生素療法和其他旁道醫療（注2），支持庸醫騙術，由於他的科學家聲譽致使謬種流傳，在社會上產生不良的影響，遭到美國醫學界的一致批評。[4，5] 　　其實，卓越的科學家在晚年誤入歧途，鼓吹與科學格格不入的東西或者迷戀方術，科學史上並不罕見。當前我國的偽科學和騙術盛行，庸醫假藥泛濫成災，其中就有不少科學家的參與。因此，對鮑林的晚年失誤加以討論，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正分子療法[4-7]

　　1950年代初期，精神病缺乏有效的藥物治療，少數精神科醫生採用大劑量維生素輔助治療嚴重精神病，後來擴大到無機鹽。1965年的一天，鮑林偶然在一位精神分析醫生家裡看到一本《精神病學中的尼克酸療法》，作者是加拿大一個精神病研究所的所長。儘管鮑林缺乏精神病學的知識，但他對精神病的生化機制已經感興趣多年，對文中所用的尼克酸（維生素B3）劑量之大而沒有副作用，“對精神分裂症的大腦功能有相當積極的療效”，感到驚奇，同時聯想到應用其他維生素是否相同。對此他的興趣更加濃厚。　　1968年，鮑林與精神科醫生霍金斯（D. Hawkins）的著作《正分子精神病學(orthomolecular psychiatry)：一種治療方法》問世。在斯坦福大學期間以及後來成立的研究所，他都一直醉心於“正分子醫學”。其假說是：人的大腦是一種分子—電子能激發的場所，通過複雜的生化機製發送信號，這個機制由代謝物提供必要的營養。精神疾病是由於體內化學分子失衡引起的，所以，應用正常存在於人體的營養素的“最適分子和最適劑量”可以矯正分子平衡，為大腦提供最適的分子環境，達到治療目的。因此他提倡應用大劑量維生素或無機鹽治療精神分裂症和各種精神病，以及軀體疾病，包括過敏性疾病、關節炎、高血壓、癲癇、代謝異常和皮膚病，稱為正分子療法或正分子醫學。　　然而，他的假說不僅缺乏科學證據，而且不打算認真地用臨床試驗加以考核，因而不能得到醫學家和營養學家的贊同和證明。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專題研究報告指出：大劑量維生素治療不僅缺乏理論基礎，診斷和治療反應評價以及心理測試的方法既不可靠也缺乏特異性。報告結論是用詞最嚴厲的批評：[8]　　“這項評審和批評仔細審查了大劑量維生素支持者以及試圖重複他們的基礎和臨床工作的研究者的論文。結論是大劑量維生素支持者的論文可靠性低。由於他們在過去10年裡一直拒絕進行對照試驗和以科學上可接受的方式報告新的結果，致使他們的論文的可靠性更形降低。　　在這種情況下，本專題研究組認為，他們運用象“大劑量維生素療法”和“正分子治療”等真正用詞不當的流行語，通過廣播、通俗出版物和大眾書刊進行大規模廣告宣傳，應當受到譴責。”1979年，美國國立精神健康研究院研究諮詢委員會審閱有關的科學資料後認為，大劑量維生素療法不僅無效，而且可能有害。美國國防部小組委員會也調查了這一療法，決定從軍人家屬的CHAMPUS保險項目覆蓋中刪除這種治療。　　美國兒科學會和加拿大兒科學會的營養委員會，先後在報告中揭露，大劑量水溶性維生素和無機鹽治療兒童的智能低下、神經症、孤獨症、誦讀困難和其他學習障礙有效的臨床報告很不可靠，是虛假的，儘管在信仰者中已經形成一種“狂熱宗教”。[9，10] 大劑量補充維生素或無機鹽療法提高智能低下兒童的智商也缺乏根據，對先天性愚型的行為和智商的改善與對照組沒有不同。[11]這些報告警告說，不能證明這種治療對上述疾病有任何益處，還可能招致嚴重毒性反應。[9-11]

　　　　　　　　　　　　　　　　　大劑量維生素C防治感冒

　　鮑林晚年的興趣特別集中在大劑量維生素C上，與他的經歷多少有些關係。1950年代末，鮑林在聖地亞哥醫學會的一個聚會上演講，醫生們舉杯飲酒、談笑自若，令他惱火。隨後他對醫學界請他演講的酬金與醫生的不相稱，也使他感到受怠慢，為此耿耿於懷，促使鮑林決定就維生素C問題挑起討論。[4]　　1966年3月，鮑林獲卡爾·紐伯格獎，這是對“醫學與生物學新知識進行綜合研究”的獎勵。斯通(I. Stone) 博士特意去頒獎會結識鮑林，數天后他寫信奉承鮑林，並大談維生素C對健康和治療疾病的作用，勸鮑林每天服大劑量維生素C預防感冒。他說他早就對維生素C有研究，並且獲得了維生素C作為食品添加劑的專利。斯通認為，人自身不能合成維生素C，是由於進化過程中遺傳變異導致一種酶的缺乏，因此壞血病不是簡單的營養缺乏症，而是一種遺傳性缺陷。根據世界各地的報道，他認為大劑量維生素C能治療包括炎症、膠原病、心臟病和癌症在內的很多疾病。他和妻子每天服3克維生素C，增進了健康。可是，他的有關論文卻屢遭醫學刊物的拒絕。斯通自投鮑林旗下，顯然是為開發“保健品”尋求支持。他自稱是“生物化學家”，實際是釀造工程師，只有2年化學專業的學歷，博士學位是一所未經認證的函授學院授予的。開始鮑林並不相信斯通所言，但他的“理論”打動了他，覺得此人的建議值得一試。於是便和妻子愛娃每天服維生素C，果然二人頓感精神日佳，也不感冒了，出現“神奇的”效果。[4]　　維生素C又稱抗壞血酸，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與動物不同的人體是必須從外界獲得，缺乏可導致壞血病。成人的膳食標準日供給量（RDA）為60毫克，每日服250-300 毫克，幾天內即達到飽和狀態，過量吸收則排出體外。因此，美國醫學會推薦（1987），維生素C每日的預防劑量為50-100毫克，治療缺乏症為 250-500毫克。[12]英國薦用的維生素C成人日攝取量為40毫克。[13]由於維生素C具有抗氧化作用，人們一直推測它具有潛在的治療作用，臨床應用由來已久，但療效未得到證明。1930年代開始就有維生素C防治感冒的報告，如Ruskin（1938）、Cowan等（1942）和Ritzel（1961）等的研究，但沒有引起廣泛注意。　　1970年，鮑林的《維生素C與感冒》出版，聲稱維持健康所需要的維生素和其它營養素因人而異，差別懸殊，許多人的需要量遠比日供給量大得多。一般人每日口服維生素C 1克，感冒的發病率可以下降近一半，有些人的需要量更大達4克。並且用很大篇幅闡述了關於矯正分子的假說和斯通的進化概念。由於當時社會正出現“自然健康”和“天然食品”熱，加上他的科學家名聲和親身經驗，該書立即暢銷美國，維生素C的身價也因此陡增，銷售量直線上升，以致“供不應求，超出了生產能力”。同時，鮑林還抨擊醫學界和藥廠，為了感冒藥的銷售和醫學刊物的廣告利益，企圖抹殺維生素C的有效證據。[4]　　由此，鮑林挑起了一場大辯論。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迅速作出反應，指出全國範圍的維生素C熱是“荒唐可笑的”，“尚無科學證據，而且沒有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維生素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醫學界同樣對鮑林提出激烈的批評，認為這本書的觀點 “只不過是理論推測而已”。《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書評說：“在此，我們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學家或科學家作出的論述，而是一個為了推銷某種貨物的廣告商聲嘶力竭的叫賣，……甚至那些吹捧鮑林的人，也不希望他寫這麼一本書。”《藥物與醫療通訊》（注3）批評說，鮑林的結論“是根據胡思亂想或很不嚴謹的臨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作為著名的科學家，鮑林曾試圖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自己的觀點，但未能如願，論文被退回。[4]　　感冒是一種由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迄今尚無特效藥物，病程為自限性，不治自愈。一個人每年可以多次患感冒，每次輕重不同。對這種疾病的藥物治療的效果評價，尤其須要採用隨機對照雙盲的臨床試驗。　　在鮑林的《維生素C與感冒》問世之前，實際上已經有一些很好的研究否定了維生素C防治感冒的作用。如1967年英國蒂勒爾 (D.A.J. Tyrrell)領導的感冒研究組進行的志願者實驗：試驗組每日口服維生素C 3克，對照組服安慰劑，再用病毒攻擊，二組的感冒發生率、病程和病情輕重完全相同，結論是維生素C預防無效。[14] 但鮑林認為過去的研究無效，是因為所用劑量太小，和資料分析不當。[15] 由於他的影響，醫學家重開維生素C防治感冒的臨床試驗，結果是至少16篇設計周密的雙盲試驗一致證明，除個別試驗出現症狀略微減輕外，大劑量維生素C對感冒無預防作用。[16-19，21-24]加拿大流行病學家安德森領導的研究組先後進行三項臨床試驗：第一項結果是，大劑量維生素C組比對照組的感冒發病率低，症狀較輕，統計學差別顯著，但實際意義不大。[20] 第二項試驗則完全無效，[21] 第三項試驗是應用較小劑量的維生素C，每周服500毫克患感冒較對照組輕。[22] 施瓦茨等給志願者每日口服3克維生素C，連續14天，然後用感冒病毒攻擊，結果未發現有預防作用，患病天數沒有縮短，僅症狀略有減輕。[23]這些說明，維生素C預防是無效的，“減輕症狀的作用”也很不可靠。值得仔細一提的是，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工作人員中進行的一項防治實驗。[24]受試志願者隨機分成二組，一組服維生素C藥丸，對照組服安慰劑乳糖藥丸，觀察效果的醫生和受試者都不知道誰或自己服的是什麼藥，即雙盲試驗。因為維生素C味酸，乳糖味甜，於是受試者中有102人試圖咬破藥丸嘗味道猜出所服的藥物，其中79人猜中了。結果如按服維生素C或乳糖二組進行分析，前組患感冒的症狀較後一組輕。但細分發現，維生素C組猜中者，感冒的病情較對照輕，病程短；未猜中者，則二組沒有差別。再進一步分析9個月觀察期間的感冒≥2次的發病率為：猜維生素C實際是乳糖對照的為18%，猜乳糖但是維生素C的為67%，未猜的維生素C組36%，未猜的對照組47%。[24]這說明，當一個人對一種藥物或療法信仰時，可以出現虛假的效果，即安慰作用，說明雙盲試驗的重要意義。　　然而，要鮑林聽取異見、改弦易轍是不可能的。1976年他的書再版，更名為《維生素C與感冒和流感》。推薦的維生素C劑量更大，還專門增加二章針對醫學界的批評。

　　　　　　　　　　　　　　　大劑量維生素C防治癌症與心臟病[4-7]

　　1979年，鮑林與卡梅倫（E. Cameron）的著作《維生素C與癌症》出版，宣稱大劑量維生素C對癌症有效。1986年，在《怎樣才能長壽與健康》（How to Live Longer and Feel Better）一書中，鮑林把大劑量維生C說成是萬應靈丹妙藥，“可以增進健康，增加生活樂趣，有助於防治心臟病、癌症和其它疾病，並且延緩衰老。”他身體力行，自稱每日至少口服12克，患感冒時增加到40克。1993年，鮑林患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治療，他斷言，由於他長期服維生素C使癌症發病延遲了二十年。這種說法當然無法驗證，不幸他最終仍死於癌症。　　卡梅倫是蘇格蘭一所醫院的外科醫生，他在1966年出版的《透明質酸酶與癌症》中提出一個假說：癌症產生透明質酸酶使細胞間質溶解，是癌細胞擴散的原因，維生素C促進膠原生成，同時可抑制透明質酸酶，因此可以加強細胞間質，具有防止癌細胞擴散的作用。1971年他寫信給鮑林，講述自己應用維生素C 治療晚期癌症病人的“意外發現”，每日10克或更大劑量的維生素C，可使癌症進展變慢、腫塊縮小。鮑林對此非常重視，回信說“我感到你的思想的確很重要，而且很有根據。”　　於是，鮑林幫助卡梅倫整理維生素C與透明質酸酶的理論，總結治療經驗，結論是每日服維生素Ｃ10克對100例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長生存的作用。為了保證能夠發表，鮑林將論文寄往《美國科學院學報》，但仍遭到一再退稿，使他大感意外和吃驚。最後只好把臨床應用維生素C的建議作了低調處理，1976年才得以發表。[25，26]儘管這篇文章中有1000例病人作為對照組，但這些病人是別的醫生經治的，與卡梅倫治療的100例不同。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臨床研究部主任德威斯（W. DeWys）博士指出，兩組癌症病人的臨床判斷標準和治療方法都是不可比的，而且未採用盲法評定效果。由於卡梅倫把自己的病人定為“不治之症”的狀況提前，所以生存期比別的醫生治療的病人延長。　　1979、1983和1985年，美國著名的梅奧醫院（Mayo Clinic）先後三次在總共367例晚期癌症病人中進行隨機對照雙盲臨床試驗，試圖加以驗證，結果是每日給予維生素C 10克並不比安慰劑對照好。[27]　　1989年，德國青年醫生拉思（M. Rath）前往美國向鮑林他講述了自己的理論，維生素C與脂蛋白(a)（低密度脂蛋白顆粒外包粘附性apo蛋白）以及心血管病之間的關係，重新點燃了他研究心血管病的熱情。對於鮑林來說，任何能說明維生素C有益的建議，他都會歡迎。　　拉思認為：人類進化過程中由於膳食富含維生素C的植物，以致自身喪失合成能力。由於維生素C缺乏，替代的脂蛋白(a)便沉積在動脈壁，是動脈粥樣硬化的原因。動物自身能產生維生素C，血液含量很高，脂蛋白(a) 濃度則很低。因此鮑林相信，維生素C是脂蛋白(a)抑製劑，可用於抑制動脈粥樣斑塊的形成、預防冠心病發作，甚至減少血液脂蛋白(a)含量。膠原蛋白是結締組織的主要成分，維生素C可以促進膠原合成，因而加強皮膚和血管壁的力量。鮑林進而說，心血管病即是一種慢性壞血病或亞臨床型壞血病。人的維生素C攝取量，應與動物體內生成的量相當，即每日10-12克。據說，他日常服用的劑量，從1960年代的每日3克，最後增加到18克。1994年，在逝世前不久接受《英國最適營養雜誌》訪談時，鮑林斷言“適當應用維生素C和賴氨酸完全能夠控制、甚至治癒冠心病、心肌梗塞和中風。”　　此外，鮑林還積極推薦螯合療法治療冠心病。EDTA（依地酸鹽）是一種螯合劑，臨床用於清除體內金屬離子的積蓄和中毒。螯合療法是一種旁道醫療，鼓吹者認為，EDTA螯合療法可以清除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鈣沉積，替代冠狀動脈搭橋術；或者認為EDTA可以清除體內的有毒金屬，從而減少自由基形成，能使動脈粥樣硬化修復。然而，這些想象的機制和螯合療法的作用儘管炒得很熱，但完全沒有科學根據和臨床試驗支持。

積極支持保健食品業和旁道醫療[4，5]

　　鮑林始終堅持大劑量維生素C會給人類帶來健康，提倡正分子療法。1972年，斯坦福大學拒絕了鮑林擴大實驗室的要求，同時提醒他已超過退休年齡。1973年5月，他用籌集的捐款成立了萊納斯·鮑林正分子醫學研究所。不久，美國精神病學會專題研究組發表了長篇報告，批評正分子精神病學的概念，認為“矯正分子”的想法純粹是“胡說八道”。儘管鮑林作了激烈反駁，譴責他們的“偏見”，但他的聲望和剛成立的研究所財政遭到沉重的打擊，於是次年改名為萊納斯·鮑林科學與醫學研究所（簡稱鮑林研究所）。　　鮑林並沒有接受醫學界的批評，反而與保健食品（或營養品）行業緊密聯合，越陷越深。在第一本書《維生素C與感冒》中，鮑林還批評保健食品行業鼓吹所謂的“天然”產品是誤導消費者；合成的與天然的維生素完全相同，追求價格昂貴的天然產品徒然浪費金錢，“有機的”食品也毫無意義，只不過是保健食品行業為了推銷產品所用的一種行話。但是，由於此書出版後遭到醫學界的強烈批評，因此他也一反常態，反而抱怨對保健食品的批評是“偏激的”，一部分的批評是針對他的，該書再版時也刪去了他對保健食品行業的批評。這時鮑林對維生素C的態度，已經不是科學是非的問題，而是純屬恩怨之爭了。　　由於鮑林的影響力，1970年代美國大約有5000萬人服用維生素C作為“保健品”，維生素C的需求量迅速上升，批發價格漲了三倍，連續多年的年銷售額達數億美元。為此藥廠歡欣鼓舞，稱之為“鮑林效應”。荷夫曼－羅氏(Hoffmann-La Roche)製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維生素C生產商，獲利最多，作為回報，每年向鮑林研究所捐贈10萬美元。大劑量維生素C療法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響，在我國也一度風行。上海一位著名的物理學教授晚年在記者訪談中，提到她堅持服用大劑量維生素C增進健康，或許是受到鮑林的影響。　　維生素是人體正常代謝所必需的營養，但生理需要量不大。除孕婦和哺乳婦女外，健康成人攝取多樣化的日常膳食，無須額外補充維生素。由於疾病導致維生素吸收和利用下降或需要增加，才須按醫囑額外補充。大劑量的維生素可能就變成藥物，如大劑量煙酸治療高脂血症。大劑量的維生素A、D、E、B3和B6都可以產生副作用和毒性。維生素C 口服或靜脈注射500毫克或以上，尿中草酸和尿酸的濃度顯著升高，可能促進形成尿路結石。此外，尚可引起腹瀉和腹痛。1991年，鮑林醫學研究所推薦每日補充的維生素量更大，比通常的日供給量高數十倍乃至200倍。如維生素A 25000 國際單位，維生素E 400-1600 國際單位，維生素C為6-18克。在長期服用的人口中難免不發生副作用。　　“大劑量維生素或無機鹽療法”、“正分子療法”、“正分子營養”和“最適營養”，現在都被歸入旁道醫療，或被批評為“營養騙術”，而鮑林研究所研究推廣的正是這類東西。研究所在籌集經費的宣傳上，也充滿不實之詞，例如，為了強調維生素C治療癌症的價值，就聲稱多少年來癌症治療毫無進步，這正是推銷癌症靈丹妙藥的江湖庸醫進行宣傳，詆毀現代醫學的慣用辦法。1976年，鮑林協助領導美國“保健食品”業向國會施加壓力，要求通過一項法案，旨在削弱FDA保護消費者免受營養品誤導。1977、1979年，他接受了美國營養食品協會的頒獎，這個協會是專門製造和銷售“保健食品”商家的組織。1981年，他向美國保健聯盟（NHF）捐款，該聯盟授予鮑林保健自由貢獻獎，並接納他的女兒為終身會員。保健聯盟是一個促銷各種保健騙術的組織，它的一些領導人曾經觸犯法律，有的還因從事非法的“保健活動”下過監獄。1983年，“保健食品”推銷商法爾可尼 (O. Falconi)，因聲稱維生素C可以預防膀胱癌、控制尿路感染、戒煙戒酒以及清洗胃腸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傷害等，遭到虛假產品宣傳的指控，鮑林出庭為他辯護。由於英國《自然》雜誌和當地報紙的報道，使這一事件廣為流傳。　　鮑林與羅賓遜(A. Robinson) 博士的爭端表明他有欠誠實，缺乏科學態度。羅賓遜是他的學生和助手，幫助他建立了鮑林研究所，成為首任副所長。1978年羅賓遜用裸小鼠研究給予不同組成的膳食，紫外線照射後皮膚癌的發生率。結果給予小鼠相當於鮑林薦用於人的1-5克維生素C的劑量時，能促進皮膚癌的發展，發生率為對照組的2倍；在相當於每日100克、接近致死量或營養不良組，小鼠的皮膚癌才受到抑制。鮑林對這項結果非常不滿，因為與他提倡的維生素C可以防止75%的癌症說法相左。他還公開宣布羅賓遜的研究屬“業餘水平”，是不適當的。羅賓遜不久便被解僱，同時實驗動物被處理，資料也被沒收銷毀。羅賓遜因此狀告鮑林研究所毀約和傷害名譽，1983年此案在法庭外以57.5萬美元的賠償了結。鮑林接受《自然》雜誌的採訪時說，研究所接受這種結案辦法，是因為厭倦曠日持久的官司和付出的代價較小，支付的費用只是對羅賓遜失去工作和訴訟費用的補償。　　可是，法庭協議書上卻明白地寫着，其中42.5萬美元是對羅賓遜誹謗的賠償。[28]1984年，在他處境艱難的時刻，美國化學會授予他普里斯特利勳章。[4]（J. Priestley英國著名化學家，元素氧發現者。）1994年羅賓遜和他的同事發表了上述的小鼠實驗。　　整脊醫療是一種旁道醫療，為主流醫學所不取。鮑林應邀在整脊醫療學院作榮譽性演講，並和聽眾合影，供他們作宣傳之用。1992年，庸醫格伯(M. Gerber)和列文（W. M. Levin）因嚴重玩忽職守、欺騙性執業導致醫療事故受到指控，他先後為他們出庭作證辯護。　　現在，與鮑林名字有關的網站非常龐雜，大量內容是在鮑林的大旗下，借他的名字和“理論”推銷各種旁道醫療或醫療騙術和產品，包括提倡應用大劑量維生素C治療陽痿，因為可以減少（陰莖）動脈壁的脂蛋白(a)粥樣斑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