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林失誤的啟示

　　鮑林晚年的失誤有很多教訓值得我們思考和吸取，而且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生物醫學和醫療是偽科學、弄虛作假和騙術最容易切入的領域。這是因為高度數學化邏輯結構嚴密的物理學和化學類學科，具有內在的“防偽能力”；實驗的條件易於標準化，結果對錯不難重複證明。而人體和生物學實驗條件較難控制，容易出現未知因素的影響，結果的不確定性或變異性較大，重現性較差，在已知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可能出現不同的結果。因此，錯誤有時不容易發現，別有用心的人也易於尋找遁辭和藉口來鑽空子。人體“特異功能”和醫療騙術，遠比“淺底船”和“水變油”難揭穿得多，就是這個道理。　　另外，在大眾的心目中，人體和醫療有其神秘性，導致對醫藥的迷信，加上傳統文化的根深蒂固，科學觀念難以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人們總是習慣給觀察到的事物加上主觀色彩，以適合自己的觀點，也就是“跟着感覺走”，憑個人的經驗和直覺形成信仰。把時間上順序發生的二個現象聯繫起來，按照“在前為因，在後為果”的邏輯判斷因果關係，是產生經驗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西方所稱的後此謬誤：“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拉丁文，意為“在此之後，所以因此”，或“發生於其後者必然是其結果”）。人生病時常主觀地把在前的某個因素或事物當作原因，痊癒後則認為當然是治療或干預的效果，而且這樣建立的因果聯繫又基本上與大眾文化觀念相符合，無形落入“循環論證”的窠臼。在醫學昌明之前，醫生的經驗缺乏客觀的實證只能按這種方式積累，傳統醫療就是這種經驗的產物。　　從心理上說，人們誇大藥物治療效果多半出於良好的願望，而非有意欺騙。然而，珍視健康、追求醫藥是人的天性，為此花錢在所不惜，使得醫療保健成為一個巨大的有利可圖的產業。因此，牟利是醫學產生偽科學和騙術的動力。　　“無論科學家怎樣有發明才能和想象力，也難免會犯理解性錯誤，就是說，難免會信奉某個錯誤的觀點，或搞出某個經不起推敲的假說。”[29]我相信鮑林所犯的錯誤雖然產生很大的的影響，但屬於理解性錯誤。與鮑林不同的是，國內一些大學和科學研究院所的少數專業人員，在研究上無所用心、難有作為，於是在“聯繫實際”、增加“經濟效益”的口號下，“開發醫藥保健產品”；有些則純粹是利用機構和個人職務的社會聲譽製造偽劣的醫藥保健產品，為了賺錢進行欺騙。這些活動和行為似乎得到某些有關上級的默許和支持，不能不說是一種異化、墮落和道德淪喪。　　1980年代末，國內首次有人推出一種“正分子核酸”保健品，並出版《正分子核酸和代謝療法》一書，鼓吹正分子醫學和"核酸營養”，一位科學界領導人物應邀作序極力推崇，可惜他只認識鮑林，而對臨床試驗和醫學主流對正分子醫學的評價一無所知。第二，在生物學和醫學上任何假說必須由實驗來檢驗，以“決定假說是否符合無數可觀察的事實。”（René Dubos）　　科學離不開假說，更須要依靠證據，用自然的事實來檢驗人的思想，並用一種可讓別人能重複其觀察或實驗的方式發表自己的研究結果。判斷成功實驗的基本條件就是再現。對照實驗是生物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30]任何一種藥物或治療方法的效果，不論是“靈丹妙藥”還是“神功手技”，化學藥物還是天然本草，單體還是複方，最新發明還是祖傳經典，也不論動物試驗是否齊全，“推理”和“臨床經驗”怎樣有效，都必須採用隨機對照臨床試驗進行評價，確定對病人是否安全有效，對健康是否有益。而且研究結果要在有信譽的期刊上發表，經受同行批評審議和重複檢驗。　　鮑林的成功方面在於用物理學的最新成就發展了化學，又把現代化學與生物學相結合。他不僅單靠敏銳直覺提出假說，更是依賴科學方法來證明。他晚年提出各種疾病的假說和治療方法，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自信某個假說如何正確，並不表明它果真如此。”[30]必須仔細收集觀察資料、進行實驗，來驗證假說是否正確；決不能把邏輯推理等同於事實。鮑林的失誤不在於他是不是醫生，而是他不遵守評價藥物（包括“保健品”）的規則，不懂得臨床試驗的重要性，所以他的理論和療法經不起實踐檢驗。　　第三，對有聲望的科學家不能盲目崇拜，盡信其所言，特別是新的領域。　　有成就的科學家往往思想活躍、興趣廣泛，他們常涉足不同的科學領域。英國獸醫學家泰勒說：“具有豐富知識和經驗的人，比只有一種知識和經驗的人要更容易產生新的聯想和獨到的見解。”[30]毫無疑問，醫學研究永遠需要不同門類的科學家參與、交叉學科介入，從各個方面把有關聯的觀點聯繫起來，成為創新的力量。　　然而，在科學家缺乏足夠的準備時，對新的領域發言，也有可能是胡思亂想，因為科學與荒謬的界限並非總是截然分明的。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戴森教授（F.J. Dyson 1924-），不僅是第一流的物理學家，早年是量子力學的巨擘，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而且在數學、生命科學和天文學等許多領域間優遊暢想，更是一位關心人類命運，嚮往無限宇宙的哲人和作家，有多本著作問世。1973年他在英國的一所大學的演講中，對生物學未來作驚人之語：利用微生物代謝使原油分解生產各種石油產品以及從空氣和從海水中提取金屬，用牡蠣從海洋中提取黃金，用微生物消除放射性廢棄物。[31]這些設想一度受到重視，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毫無疑問，老科學家的經驗是極其寶貴的，但不能迷信。著名免疫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梅達沃 (注4）在年老時說：“過於相信自己觀點的正確性，是一種老年性自高自大，這同年輕人的自視甚高一樣令人生厭。”一群白髮老者“都堅信自己的觀點，並且對科學概念的未來發展做着各式各樣的斷言。其實，在哲學家看來，這些斷言未必很有根據。”[29] 被譽為現代畢升的王選院士，也反覆地說“高新技術領域不能迷信院士”。科學學的創始人貝爾納早就指出：科學界的“老人統治是妨礙科學進步的最大因素。……對我們文明的作用必然遲早會象它對希臘和羅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樣，使科學變成故弄虛玄的東西，過於尊重權威和過去偉大的事跡。”[32] 著名的科學家晚年誤入歧途陷於荒謬，在科學史中例子很多。英國化學家和物理學家克魯克斯和物理學家洛奇（注5）晚年都醉心於靈學研究，對巫術深信不疑。克魯克斯還試圖用實驗證明，巫師表演的“奇蹟”是超常現象。當別人識破女巫施術行騙時，他卻認為她正直誠實，是精靈顯現。[33] 19世紀奧地利化學家賴興巴赫，晚年聲稱發現了一種“自然力”，這種“力”無法用儀器測量，只可被能感受“超自然力”的人所感知或看見；並用“感受者”進行試驗，力圖證明他的“理論”，用以解釋許多無法捉摸的現象。其實這些“超自然力感受者”都是年輕的歇斯底里性格的婦女。[34]　　近些年來，我國的偽科學與各種騙術泛濫，“特異功能”、“氣功”以及意念攝物、穿牆術、辟穀術、宇宙意識和轉世再生人等爭相出台亮相，固然有其社會原因，但科學家和名人的介入，把騙術變成了偽科學，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我國發展尖端武器貢獻至巨的一位著名物理學家，對“特異功能”和“氣功”也特別熱心。他說：“祖國大地一聲春雷，出現了青少年的人體特異功能，耳朵認字”、“皮膚認字認圖，透視以及遙視”。據此他要創立一門新的“人體科學”，“氣功、特異功能、中醫理論是一個體系，蘊育着人體科學最根本的道理，而氣功是核心。”他對發現“特異功能”尤其“振奮”：“從1979年第一次全國人體特異功能科學討論會到(1981年)第二次全國討論會，發展步伐不斷加快，日新月異。這種熱烈氣氛不禁令人回憶起六十年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出現於現代科學舞台的情景，但是，現在的舞台在人民中國！這難道不令人振奮嗎？”[35] 有的專家進一步提出“人體功能態學說”，認為這個學說“具有很大的意義，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氣功功能態和特異功能態作為人的異常功能態存在”。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挖掘人的潛力，進一步提高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讓更多的腦力勞動者經常爆發‘靈感’，大大增加‘天才’出現的頻率；讓體力勞動者、體育工作者常常處於競技功能態，人類就成了‘超人’，整個世界面貌將會有更大改變。”[36]這些科學家的想象力雖然豐富而美妙，可惜不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只能是幻想。包容在新“人體科學”下的許多“氣功”論文，多是用科學的語彙或數學符號來演繹天方夜譚。　　原來的氣功相當於佛教的坐禪和靜坐、冥想。近年流行的一些“氣功”類似催眠術，施以誘導，使信眾進入催眠狀態，根本不存在什麼“外氣功”。（注6）“氣功師”為信眾“消災治病”所採用的花言巧語、裝神弄鬼或串伙設局的手法，是老套的江湖騙術。所謂的“特異功能”實際是利用魔術技巧進行欺騙，這已被很多人所揭穿。這類騙術並非始自今日，國內外早有記錄，不過時隱時現，一遇合適的氣候土壤便繁榮起來。現在傳媒發達，記者、作家、科學家和名人的鼓吹，使得這些騙術迅速蔓延。三十多年前，筆者曾經親自觀察過發生在蘇州、上海的“釘螺姑娘”鬧劇，她/他們聲稱視力可穿地三尺發現地下釘螺（一種傳播血吸蟲病的小螺螄），或者透視人體觀察病變，其實只是拙劣的魔術或騙術表演，不過當時許多專家和首長都深信不疑，以為她/他們真有什麼“特異功能”。　　生理學、醫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哲學都是從不同的方面研究人類，另起爐灶搞一套新的“人體科學”，可能成為偽科學。雖然在醫療系統和實施上世界各國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但作為現代科學的醫學不應該存在地域的或民族的分野，如有那是歷史的醫學，應當納入醫學史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範疇。現代的科學不分疆域和古今，其理論或實踐應接受公認的科學方法的檢驗，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在考查我國獨有的人體生物學現象（如經絡）的發現創造或傳統醫療的效果時，應當取審慎態度。前蘇聯科學界的教訓，如生物學界的諸位“科學英雄”的興衰浮沉，以及朝鮮金奉漢博士的“奉漢小體” 的破滅，值得記取。（注7）　　順帶說明的是，《美國科學院學報》是質量高的科學刊物，鮑林的大劑量維生素療法的文章有些是在這個《學報》發表的，怎麼解釋呢？這是因為他是院士，稿件無需同行評審便可發表。不過他的癌症治療文章，還曾二次退稿。時下浮躁風吹出一股“名刊迷信”小風，即對一些國際著名的科學期刊頂禮膜拜、奉若神明。這些刊物對學術交流的意義本是勿庸置疑的，但任何好的書刊也非篇篇都是真知灼見、至關宏旨，沒有不需要批判性閱讀、通過自己的思考加以消化吸收的。不過社會和人們的“名刊迷信”和“名獎崇拜”等一樣，看中的似乎都在於功利。捨本逐末渴望一登龍門，是無補於科學事業的。　　民主與科學是現代文明的特徵，現代國家的支柱。科學的力量，不僅在於發展物質創造，更在於科學精神，其核心是追求真理、不迷信盲從的批判性懷疑與實證態度。鮑林是公認的傑出科學家，英國的《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甚至把他列為人類迄今最偉大的20位科學家之一，與伽里略、牛頓和達爾文等齊名，20世紀只有他與愛因斯坦比肩。但美國醫學界並未因此輕信他的正分子醫學、大劑量維生素療法，而是持批判的態度加以考察，用臨床試驗加以檢驗，結果證明是錯誤的。因此，因此，社會民主是保障科學事業健康發展的基本要素。

注1：朱克坎德（Emile Zuckerkandl 1922-）1958年去鮑林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他和鮑林發現，各種不同的靈長類動物的血紅蛋白氨基酸序列的變異度，似與假說的進化關係直接有關。這項研究導致他提出“分子鐘”（ "molecular clock"）學說，成為分子進化研究的奠基人。現在通過比較不同物種的同源蛋白質或基因序列來確定不同物種的親緣關係的方法已被普遍使用，成為確定不同物種的親緣關係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注2：旁道醫療或補充療法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係指聲稱有治療效果，但未經現代醫學的科學方法加以評價或證明，醫學界未予公認的各種醫術或醫療方法。這類醫療在理論上與現代醫學也不相容的。亦有人譯作另類療法和替代/補充醫學/療法，後者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注3：《藥物與醫療通訊》（The Medical Letter on Drugs and Therapeutics）美國出版的一份反對庸醫騙術和醫療欺詐的科普刊物。注4：梅達沃（Sir Peter Medawar 1915-87）英國生物學家和免疫學家，對現代細胞免疫學、HLA抗原和移植免疫貢獻很大，獲1960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注5：克魯克斯爵士（Sir W. Crookes 1832-1919）：元素鉈發現者，提出克魯克斯幅射計原理，對陰極射線研究有重大貢獻。洛奇爵士（Sir O.J. Lodge 1851-1940）發明無線電檢波器。賴興巴赫(K. von Reichenbach）因從木焦油中發現雜酚而聞名。注6：許多“氣功”類似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在單調、平抑、重複的暗示性語言和特殊的環境下，運用自我心理調節技巧，達到入靜或一種超逸境界，用以擺脫精神壓力與焦慮的修身養性的方法。有些“氣功”近似催眠術，在“氣功師”的語言和環境誘導下，使信眾進入催眠狀態，根本不是“外氣功”的作用。輕信、喜歡沉溺於幻想和有願祈求的信眾特別容易接受暗示。催眠術是一種古老的暗示療法，曾經作為輕型心理、精神障礙的輔助療法。（張春興：現代心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3-211; Morris CG.Psychology 6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8:148-151）注7：1940-50年代，前蘇聯生物學界出現了三位著名的偽科學家，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曾被我國廣為宣傳，奉為科學教育界的楷模，後來被揭露並譏為“科學英雄”。第一位是農學家李森科。他弄虛作假，鼓吹“獲得性遺傳”，並利用政治權勢殘酷打擊、迫害異己的科學家。第二位是生物學教師勒柏辛斯卡婭。她發現的非細胞的生命結構單位 “活質”，其實是一種脂肪顆粒。第三位是微生物學家波希揚。他宣稱細菌與病毒可相互轉變，任意變成濾過型，否定“種”的存在，聲稱免疫就是病原體的濾過型與其原型之間的鬥爭。　　1966年，朝鮮的金奉漢博士宣稱，他在顯微鏡下發現了人體經絡系統的物質基礎，一種具有特殊結構的“奉漢小體”，沿經絡分布。我國的《人民日報》立即將這一“發現”在頭版作了詳細轉載。後來證明系作偽，金奉漢自殺身亡。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