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千年的歷史中，並沒有形成社會中的一個獨立階級，但毫無疑問知識分子屬於廣義的社會精英範疇。他們在社會階級的體繫結構中處於較高的等級，在社會精神生活和對社會財富的占有能力方面，較之構成中國社會主體的平民階層具有相對的優勢地位。作為一個整體，知識分子本身並不參與社會物質財富的直接創造，而是依靠自身所掌握的知識間接地參與社會生產並換取生活資料。從古至今，知識分子從來都是社會社會生活中思想最為活躍的群體，是社會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自從二千五百年前儒教文明誕生於中華大地，進而成為御用正統學說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體繫結構中的位置就被格式化地確定下來，個體知識分子的發展道路也幾乎無一例外地遵循一固定模式。一方面知識分子作為前人經驗與知識延續的承載體存在於社會分工之中的某一環節，另一方面由於其在社會精神生活方面的優勢地位，使之成為統治階級將其統治意志轉變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工具，其自身利益的獲得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則進而完全依附於統治階級。知識分子很清楚自身在社會精神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和影響力，以及較之社會其他階層所具有的，對於統治階級的特殊價值，他們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利用這一優勢去影響統治者的決策，進而為自身獲取更大的利益。中國知識分子十分得意於所取得的這種社會地位，並視之為高於社會其他階層。從社會經濟基礎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是自身並不直接參與社會物質財富創造的群體，在不掌握社會財富的分配權的情況下，為自身謀得優勢經濟地位的一條捷徑，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經之路。

中國知識分子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者和受益者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知識分子的發展歷程可以明顯地劃分為古代與近現代兩個階段。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已經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里，並融入血液中，成為知識分子個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儒家思想的絕對統治和長期影響下，各個時期的統治階級與知識分子相互利用，為各自謀取自身利益。由於二者所處的社會地位的不同，這種利用是不對稱的。統治階級一方面的確需要利用知識分子向社會灌輸自己的統治意志，另一方面也利用對社會財富的絕對控制權左右着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附着於統治者，並不遺餘力地按照統治階級的意志整合自身的知識體系，將自身塑造成統治階級樂於接受和使用的工具。 “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是知識分子對於這種利用關系所帶來的實際利益的總結，然而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是統治階級對於作為其思想統治工具的知識分子的物質回報。從某種意義上講，知識分子群體是統治階級飼養的寵物，是統治階級對其他各階級貫徹其統治意志的站腳助威者。中國知識分子從古至今對於自身價值的肯定，無外乎“功名”二字。“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古至今驅使着中國知識分子前赴後繼，義無反顧地為之奮鬥。中國知識分子十分清楚，一旦作為社會財富分配者的統治階級失去了財富的分配權，或者統治者轉而依靠其他社會階層貫徹其統治意志，自身的利益將受到根本性的挑戰，因此他們必須利用自身在社會精神生活層面上的絕對優勢地位，製造出種種理論與潮流來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和自身的利益不受到其他階層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到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由於其對統治者的特殊價值和社會地位，在各個急風暴雨式的歷史變革時期並未受到深刻的影響，只是從一種工具變成另一種工具，即使不能被認定為是各個時期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相對於其他社會階層的受益者。千百年來，由於其自身利益未受過根本性的挑戰，不需要作為一個整體去為自身的生存而奮鬥，因此與中國知識分子相伴的從來都是陽春白雪，而與社會最底層的人民基本處於隔絕狀態，缺乏對地層民眾願望的基本了解與同情。雖然在各個歷史時期，知識分子中都不乏對底層民眾發出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同情者，但一方面這些吶喊顯得勢單力薄，並不構成知識分子的主體，另一方面，這並不是自上而下發出的吶喊，更多的則是那些可以劃歸到底層民眾之中的失意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不公的一種無奈的發泄。在中國的既得利益者中，似乎從來都不缺乏為富不仁者。

而作為低層最普通廣大民眾，為了能夠改善自身的生活狀況，並抵禦社會變革所帶來的巨大衝擊，渴望能夠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便成為廣大民眾可望而且可及的一個社會階層。加之具有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在社會意識形態層面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和其具有的對統治階級的特殊價值，使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具有非常廣大的市場。對於普通的底層民眾來講，進入知識分子階層“光宗耀祖”，具有非常大的誘惑，無異於鯉魚跳龍門。千百年來，知識分子由於受到來自底層民眾和統治階層兩方面的追捧，其自身的優越感與虛榮心因此得以極大的膨脹，從而也產生了對聖賢與知識權威的頂禮膜拜的心理。在當今年輕知識分子當中，對於學術機構排名的熱衷和對文、理、工各學科之優劣的大辯論，無疑是這種心態的反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顯然是孔乙己“回”字有四種寫法的現代版。

中國知識分子的動搖性

中國知識分子的動搖性是與中國近現代史緊密相關的，其根源則是基於知識分子對強權的崇拜和對財富的渴望。儘管中國知識分子標榜自己清心寡欲，“兩耳不聞窗外使，一心只讀聖前書”，但作為一個整體，其對名利狂熱的追求程度決不低於社會各階層中的任何一個。當西方列強經過三百年的殖民擴張與內部矛盾的對外轉嫁，掠奪並積累其前所未有的社會財富後，最終將矛頭指向中國。古老的帝國在列強的堅船利炮的打擊下轟然倒下，跌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這不僅使帝國的統治者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戰，也使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文明理性思維之光的震撼下，重新審視自己。一方面古代聖賢的光輝無法阻擋西方列強的鐵蹄，另一方面，來自列強的巨大外部壓力使得作為其利益依靠的統治階級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戰，進而使得兩千年來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所獲取得自身利益受到了根本性的動搖，使得知識分子第一次在某種程度上與底層的廣大民眾綁到了一起。往日的光輝與尊嚴在帝國的日益衰落下日益黯淡，千百年來凝聚在血液中的民族主義情節與現實壓在頭頂上的堅船利炮發生碰撞，雖然這使得知識分子本能地產生恢復往日輝煌的強烈願望，然而現實的巨大差距終於使知識分子認識到古代聖賢的語錄不能消除這種差距，帝王將相已經不再是“顏如玉”與“黃金屋”的保障，於是乎千百年來在內心深處早已形成的對聖賢和知識權威的膜拜心理，很快便在知識分子身上轉變為對現代科技文明的崇拜，知識分子決定脫胎換骨，飄洋過海，從新拜師學藝。知識分子很快就發現，這個世界的秩序已經不是往日天朝所建立的，而是由西方強權所主宰。這個強權有着無與倫比的力量，主導着世界財富的流向。知識分子突然發現自己為之衷心效力的統治集團，在西方文明力量與財富面前顯得如此渺小，他所能給與自己的“黃金屋”，與西方所能帶給自己的物質財富無法相提並論。必須承認，過去的蠻夷實際上使非常聰明的，他們利用通過殖民掠奪積累起來的財富，進行精神上的再投資，向世界推行其統治意志，這種方式與中國的統治階級推行其統治意志有些類似，但是來得更實際，力度更強，規模更大。這種以金元作後盾的征服過程是非常有效的，儘管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節在血液中已凝聚了千百年，然而在與金元的鬥爭中很快便敗下陣來，可是利益的趨使使得他們找到了一個更可靠，更強大，更有價值的利益來源和依靠。而西方強權在完成了財富積累與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構建後，也非常需要在全球各個利益所在地培養自己的代言人，特別是他們需要使被殖民地區的人民甘心情願地接受他們的統治意志，從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就中國來說，在社會精神生活層面上處於主宰地位知識分子就成了他們的最佳人選。西方於是給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開出了優厚的物質條件。由於自身利益獲得了保障，知識分子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這種新的角色轉換，成為西方強權的工具。理解了知識分子對利益追逐這一本質和其動搖性，以及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自身優越感這一點，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大多數時間裡，知識分子一半是看客，一半是幫凶。從而也不難理解，為什麼一百多年來，很多知識分子前赴後繼，飄洋過海，或者爭先恐後地充當西方企業在中國的買辦，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頂禮膜拜。由於知識分子在社會精神生活上的主宰地位從未改變過，因此，知識分子自身的這種思想變化和角色轉變就迅速地，深刻地反映到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中來。尤其是當知識分子利用自身優勢，進入統治階級的行列後，這種反映在社會意識形態上的變化更加明顯與激烈。另外，由於無論近代或當今的中國社會，都不能給予知識分子所能從西方獲取的物質利益，而且，加之知識分子從來都缺乏對中國最廣大民眾的了解，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對近代與當今中國存在的社會問題進行最為徹底，同時也是最為幼稚的批判者，往往是西方的買辦-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套用一句中國的老話，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在利益面前暴露得最為徹底。

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兩千年來在統治階級和平民階層追捧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其自身的優越感和虛榮心得以極大的膨脹，缺乏對最底層民眾的了解與同情。這一問題雖然在中國社會歷史的各個時期都存在，但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前，這一問題並不顯得十分尖銳。作為農業時代大國的中國，其生產力和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雖然上層社會與底層民眾之間存在隔閡和貧富差距，但是由於自身的生產力水平已處於頂峰，中國社會可以給予底層民眾的物質利益已處於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不需要也沒有可能從中國以外的地方為底層民從某得更大的利益。雖然長期以來上層社會與底層民眾之間存在隔閡與矛盾，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民眾可以通過期盼明君來化解局部的矛盾，而統治者也可以通過動用當時世界上最為有效和強大的物質力量來充分緩解這些矛盾，因此這些矛盾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通過本國的物質力量來得到調整，因此不存在像西方列強那樣的必須向外轉嫁矛盾的可能性。然而這個在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問題，在來自西方列強的強大壓力下，在近代變得十分突出，近代中國的底層民眾是最為苦難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們受到三座大山的壓迫。其中來自帝國主義的壓迫最為突出。由於這些強權的到來，使得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產生了空前的質的變化，世界的經濟秩序已經為西方所主宰，中國已被納入西方的利益範圍，這使得中國的社會財富被空前地剝奪，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則是最底層的廣大民眾。上層社會與廣大民眾的長期隔閡與矛盾依然存在，在西方列強對中國財富的掠奪下，這一原本存在的矛盾迅速凸現出來。中國應當怎麼辦？昔日萬民敬仰的泱泱大國就此甘心淪為他人的奴隸？想脫離這個西方主宰的世界，顯然是不可能的；想通過西方式的對外殖民擴張將內部矛盾向外轉嫁，更加是不可能的。必須注意的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是其大規模殖民擴張的物質基礎，也是其宣揚提倡個性化發展的必然產物。現代工業文明的發源地西歐自古是一個人多地少，人均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為了解決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公平分配資源，就需要有精確的分配尺度，這就為幾何，物理，數學等自然科學等的發展打下了基礎。而中國當時則是一個資源相對豐富的國家。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工業文明的發展起源於歐洲。西方文明所宣揚的提倡個性化發展，崇尚強者，以及他們的人民具有更加貪婪的掠奪性，也是植根於人均資源相對不足這一根本原因。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誰厲害，誰就能多吃飯；誰的力量大，誰就能在與別人爭奪有限的資源中得到實惠。工業文明的發展使得生產力大幅度提高，資源與人口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對外尋求更多的資源以緩解矛盾，維持生產力的正常發展就成了必然的選擇。然後，這些掠奪來的資源財富又通過國家力量加以保護。因此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發展基礎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國淪為列強的奴隸時，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已經形成，因此，想天真地重複西方文明所走過的道路，以達到強國富民的目的，是非常幼稚的幻想。因此，中華民族的復興，必須依靠整個民族的整體力量來實現，而強調靠個人的單打獨鬥來實現這一目的是完全行不通的。

要想達到整個民族力量的協調統一，上下同心，就必須解決長期存在的上層社會與底層廣大民眾之間存在的隔閡與矛盾，就必須使上層社會放下架子，主動地發自內心地了解和同情底層民眾。毛澤東非常清醒和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這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節和平民主義色彩的領袖，於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倡導了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向千百年來沉積在中國社會中的問題發起了衝鋒。無疑這是一場徹底的，蕩滌整個社會和人們心靈的變革，觸及上層利益的變革，然而，也是一次悲劇式的衝鋒。當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社會上層在這場變革中發現自己千百年來積累形成的社會地位和自身利益受到了如此強烈的震撼和挑戰時，他們的反擊也是相當猛烈和不遺餘力的。

“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絕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要讓長期在社會精神生活層面占主宰地位的知識分子，最為全面和真實地了解和體會底層民眾，徹底從思想深處發自內心地同情底層民眾，從而達到上下同心的目的。然而，也許是毛澤東低估了千百年來沉積在上層社會，包括知識分子血液中的虛榮心和優越感所型成的本能的反抗力量，這場急風暴雨式的變革在上層的強烈反撲和阻力下最終失敗了。而受到這場變革強烈衝擊的知識分子，在這場變革後對毛澤東和它的追隨者的反擊也是猛烈的。但是，毛澤東所探索和領導的這條道路是正確的，是真正從根本上使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道路，儘管這條路是漫長和艱辛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上層社會精英必須真正地進行思想上的改造，了解底層最廣大民眾的願望和需求，從而才能從根本上依靠全民族的整體力量，實現中華民族的再次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