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八月十九日，一個星期六。那天晚上吃過晚飯以後，他由住的北京飯店走到附近天安門廣場，那時雖然是夏天，不過時間有點晚了，廣場上沒有什麼人，天安門廣場北邊的紫禁城和四周巨大的建築，都沉在夜色里，楊振寧在廣場邊上繞了一圈，心中很不痛快。

　　楊振寧是一九七一年最早由美國到中國去訪問的華裔科學家。當時中國還處於半封閉的狀態，那一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巴基斯坦假稱肚子痛密訪中國大陸之後，野心勃勃的尼克森總統正準備完成他的雄圖大略，想要打開和中國這個沉睡獅子打交道的大門。楊振寧在尼克森第二年正式訪問中國之前，率先公開的到大陸去訪問，他頂着諾貝爾獎得主的桂冠，那時候在美國物理學界也已經被公認是頂尖的幾個理論物理學家之一，他的回到中國，不只在華人科學界，就是在美國的科學界，也都變成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一個行動。

　　七一年以後，楊振寧差不多每一年都再去大陸訪問。他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座上嘉賓，大陸媒體稱頌他對祖國的偉大貢獻，科學界人士也普遍的對他極為敬重。 　　在這樣一種地位崇隆、備受禮遇的情況之下，楊振寧會有不痛快的感覺，豈不奇怪？

　　楊振寧在一九七一年首途訪問大陸，看到離開二十六年之久的中國這些年的發展，印象非常深刻。第二年他又再到中國訪問，一方面因為他的父親，中國有名數學家楊武之因糖尿病長年臥病在床，楊振寧負笈在美多年，無法隨侍父母左右，為了父親的健康，也為了心所嚮往的中國的發展，他自然是非常熱心於回中國訪問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楊振寧回到中國訪問了一個多月。在這次訪問中，他先到上海家裡探望臥病的父親和家人，然後又訪問了中國大陸許多的地方，行程當中一站是他出生之地的安徽省合肥市。

　　楊振寧在合肥訪問住在專門接待外賓的稻香樓賓館，那是一個在湖邊的建築。楊振寧晚上在稻香樓賓館他住的房間牆上，看到毛澤東寫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詩句。楊振寧看到這兩句詩，想到他一九四五年離開昆明到美國留學，中國在這二十六年當中所發生的驚天動地變化，當年非常破舊的合肥，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個中等的工業城市。他想起幾位多年老友，在國外念書學成後回中國建設祖國的努力，想到父親幾次在國外和他見面，說起祖國發展並要他回國報效的諄諄告誡，心中激動之情，久久難以平息，對於自己對中國的沒有什麼貢獻，有着一種難以言喻的罪疚之感。

　　幾天之後，楊振寧到北京訪問。中國科學院在北京飯店的頂樓舉行一個歡迎楊振寧的盛大宴會，當時中國科學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像周培源、吳有訓、竺可楨等楊振寧老師輩的人物，都等在大廳門口，楊振寧一走進大門，周培源就上前握着楊振寧的手說：「振寧啊，我們等了你好多年啦！」

　　在那一天的晚宴上，楊振寧也起來作了公開的講話。楊振寧面容上那種堅毅誠懇的神情，聲音中有時些許喑啞的嗓音，使得他總是情意真切、言詞優雅的演說，更加的有一種感動人的力量。楊振寧在那一次講話中，特別提到他在合肥稻香樓賓館房間牆上看到「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詩句時內心激動的感觸，那正是一個典型的楊振寧式充滿感情的演講。

　　一九七一年楊振寧在中國的訪問，不可避免的去了當時文革年代最著名的幾個樣板地點，象是山西大寨的紅星公社，也見到了陳永貴之類的樣板人物，這些見聞或多或少的在楊振寧的印象中，起了一些積極正面的作用，讓他認定新中國是一片欣欣向榮。後來他在美國和歐洲好幾個地方演講他的大陸之行經驗，盛讚大陸的發展，被許多人批評為過分天真；楊振寧確實有一點天真，但是還不到愚蠢的程度，因為他的演講最後結束用的幻燈片，是一張滿面皺紋的中國老人。

　　影響楊振寧對中國印象更為真切的，恐怕是他和一些老友見面的經驗。楊振寧在這些老友身上，看到「為有犧牲多壯志」詩文的真實寫照。

　　和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代相識的黃昆，是楊振寧年輕時代學問和人生啟蒙階段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們在昆明鐵皮屋頂的教室里上課，在人聲嘈雜的茶館裡論學議事，後來黃昆考上庚款留英，一九四八年到英國去留學。黃昆在英國書念得很好，還跟當時英國著名的量子力學大師玻恩（M. Born）合寫過一本書。一九五一年黃昆學成立刻回到中國，後來成為中國大陸半導體研究方面頂尖的代表人物之一。

　　黃昆在英國的時候認識了一位英國的女孩 A. Rhys，也是念物理的，兩人還合寫過一篇論文，感情很好。一九五一年黃昆回到中國以後，Rhys 小姐在第二年也到中國和黃昆相聚結婚，後來就一直住在中國，也有了一個中國名字叫做李愛扶。

　　黃昆回到中國以後，中斷了他原本做得非常傑出的科學研究，和幾位中國的物理學家開始進行物理基本教育的工作，培養了幾個世代的年輕物理學家，後來又倡議開始中國大陸半導體的研究。

　　鄧稼先是楊振寧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他們父親都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家裡也都認識，兩人在北京念崇德中學的時候還是同學。一九四八年鄧稼先比楊振寧晚三年也到美國留學，鄧稼先是自費留美，經費上十分的拮据，他幾乎可以說是在枵腹向學的情況下，只花了十一個月念完博士學位，拿到學位之後九天就坐上了回中國的輪船。後來鄧稼先成為中國造原子彈和氫彈計畫中幾個最重要的領導科學家之一。 　　楊振寧一九七一年回到中國，中國還在文化大革命當中，鄧稼先這樣頂尖的核武專家，雖然受到保護，但是後來四人幫也開始迫害到他們頭上。楊振寧回到中國，接待單位問他要見什麼人，他就提到了鄧稼先，也使得鄧稼先可以說逃過了一劫。 　　楊振寧在美國一直很注意中國的發展，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大陸成功的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中就提到了鄧稼先是領導工作的科學家。楊振寧回到中國，知道中國對於做原子彈是保密的，所以並沒有問鄧稼先這方面的事情。

　　楊振寧訪問將要結束由北京回上海之前，鄧稼先送他到飛機場去，楊振寧臨上飛機，突然回過頭來問鄧稼先說：「稼先，我聽說中國做原子彈計畫有一個美國人叫寒春（Joan Hinton）的參加了，是不是真的？」

　　寒春是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的一個美國女同學，曾經跟隨義大利裔的著名物理學家費米（Enrico Fermi）參加過美國的原子彈計畫。她因為不滿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軍事秘密研究的狂熱發展，一九四八年就到中國延安等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後來一直住在中國，往後大部分時間在農場中從事乳牛的改良工作。但是在美國卻一直流傳着一種說法，認為寒春是出賣美國原子彈秘密給中國的間諜。

　　鄧稼先回到家裡跟他的太太許鹿希說：「今天在飛機場，振寧問了我一個問題，他問得真聰明，我是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中國參加原子彈工作的科學家，當時還沒有解禁公開，因此楊振寧的問題確實讓鄧稼先左右為難。面對多年老友無法說出實情，鄧稼先心中甚為不安。

　　後來鄧稼先向上面提出報告，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讓鄧稼先如實告訴楊振寧。鄧稼先於是連夜寫了一封信，由於還得用繁體字，所以折騰了一個晚上，趕第二天特別的托人坐民航班機送到上海給楊振寧。

　　那封信送到上海的那天晚上，正好是上海市革委會主任給楊振寧餞行。專人把這封信送給正在吃飯的楊振寧，楊振寧看了鄧稼先的信，知道中國做原子彈的艱辛，知道中國是在完全沒有依賴外人幫助情況下完成的，一時之間情緒激動難抑，熱淚盈眶，必須起身告退到廁所里整容。

　　當然楊振寧知道，新中國的改造，並不只是靠黃昆和鄧稼先，還靠着更多的千千萬萬個黃昆和鄧稼先，這是一個世代一個世代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所造就的。 　　因此楊振寧一九七二年六月第二次的回到中國，除了探望病情日益沈重的父親，並且在北京做了十次演講和座談，這些活動延續了一個多禮拜之久。其中特別有代表意義的一次座談是七月四日下午在北京飯店舉行的「高能物理發展與展望」的座談會。在這個座談會上，楊振寧獨排眾議，不贊成中國大陸在那個時候建造高能量的加速器，全力發展高能物理實驗研究的計畫。這一個座談會的紀錄，後來在中國大陸科學界有一個「楊振寧舌戰群儒」的名稱。

　　中國科學界的人士，在那個時候會有建造高能量加速器的想法，一方面中國在高能物理方面的發展比較落後，一方面也是認為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應該要對人類的知識領域作出一些貢獻，這其實有一點是呼應毛澤東當時「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一句話，而高能物理就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個科學領域。

　　當時的中國在政治方面的禁忌還是很多的，尤其又碰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但是由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做的座談會紀錄來看，這個座談會的發言是坦率而直接的，沒有人因為楊振寧當時是共產黨的貴賓身分而有所保留。

　　這個座談會是由當時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文裕主持，張文裕是中國老一輩相當有地位的一位物理學家，由英國留學回來以後，在西南聯大還做過楊振寧的老師，一九四五年楊振寧初到美國，又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在那研究的張文裕見過面，張文裕那時和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惠勒（John Wheeler）有一項共同合作的工作，在物理科學上有「張氏輻射」之名，可惜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在這個座談會上，楊振寧一開始就不贊成中國要花上一億美金的代價，去建造一個高能量的加速器。當時就有人質疑楊振寧說，難道中國就一直不要發展高能實驗物理嗎？

　　楊振寧的回答是：「中國去年的鋼產量是二一00萬噸，可以等這個數字增加三倍以後再來討論。這個數字是美國和蘇聯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國和蘇聯的人口是中國的三分之一。中國有很多別的事情要做，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但我不覺得應當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接着參加座談會的物理學家包括徐紹旺、汪容、何祚庥、嚴太玄、冼鼎昌等一些人，分別從中國發展高能物理需要時間培養，可以從小的、能量低的加速器做起，日本的高能加速器的發展經驗，中國發展高能物理的戰略目標，以及中國必須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實驗基地等幾個方向，挑戰楊振寧的看法。

　　楊振寧顯然對於高能物理的發展已有他非常固定的看法，他對每一個人的挑戰都有相當直接而明確的答案，他反問道：「如果有一億美元為什麼不拿來造計算機，發展生物化學，培養更多的人才？而一定要拿來研究高能加速器。」他認為當時中國的物理人才還太少，由於文化大革命，教育中斷了，加緊培養更多的物理人才是更優先的要務。

　　經過很長的近乎是辯論的談話，楊振寧說：「我有個感覺，在座的有許多位贊成中國造大加速器，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對我來說，這問題是很明顯的，造貴的加速器與目前中國的需要不符合。我的想法也許是錯的。但據我的觀察，我相信，我的想法是對的。」

　　在這個座談會上，張文裕並沒有發表多少意見。事實上張文裕是十分主張中國自己建造高能加速器的物理學家，而且就在那一年的秋天，由他領銜的十八位科學家聯名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提出發展中國高能物理的建議。周恩來總理很重視這個建議並親筆批示，隨後就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張文裕被任命為第一任的所長。

　　楊振寧的物理研究工作範圍非常廣泛，在高能物理方面更是成就非凡，他得到諾貝爾獎的工作就是在這個領域，因此對於整個高能物理的發展有非常清楚的認識，也因而有着自己的一種不同於潮流的看法。對於高能物理在七０年代以後走向一種唯象研究的發展方向，楊振寧事實上是不太滿意的，他不但認為那不會是最後的解答，也認為整個高能實驗物理當時雖然發展蓬勃，但是前景並不樂觀。

　　楊振寧因為有這樣的一種看法，所以自然認為當時經濟能力十分有限、國家發展百廢待舉、人民生活還那樣苦的中國大陸，去發展高能物理，特別是花大錢去建造一個高能加速器，絕對不是優先要做的事情。

　　但是顯然中國對於發展高能物理的興趣非常之大，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以後，科學界雖然幾經討論和波折，但是朝向自己建立起一個有大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基地的方向，卻一直沒有改變。當時甚至還有一個傳說，說是到了一九七六年周恩來總理身體不行的時候，病危之際還再三囑咐鄧小平，中國一定要搞一個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基地。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已經上台。那一年的春天中國召開了全國科學會議，會議中決定了一個科學計畫，中間有一百多項要做的科學項目。那個計畫裡面定出了一些大的題目，比如說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等等，高能物理也是其中的一個項目，那是為了要探討物質的基本結構。

　　楊振寧認為，那樣的一個計畫，只是反映了那時候中國對於發展近代科學的缺乏經驗和認識不夠，而中國的科學家也只是拚命的強調自己那一門科學領域的發展，因而就製造出來了這麼一個漫無邊際的、和中國當時現實一點也扯不上關係的一個大政策，而高能物理是當時這些政策裡頭花錢最多的一個項目。

　　一九七八年八月，楊振寧到了北京。八月十八號的早上，熊向輝請楊振寧吃早飯，熊向輝曾經做過中國駐墨西哥的大使，也曾經做過周恩來總理的秘書，在中國黨政方面是很重要的人物。結果熊向輝在吃早飯的時候向楊振寧說，對於科學方面有什麼建議，都希望楊振寧再提出來。

　　在那以前，楊振寧反對造加速器不成之後，先是知道張文裕等人向周總理寫了一封建議發展高能物理的信，而且又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大力支持，加上還有周恩來去世前交代鄧小平要建立高能物理基地的傳說。甚至後來又有一個講法，說中國國防科工領導人物朱光亞曾打電話給張文裕告知一個好的消息，就是中共中央已經決定支持他們的提議，要建造一個加速器高能物理基地。因此到了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時候，楊振寧說他心中覺得很失望，因為他認為在那個時候花一億美金來建造一個加速器，完全是錯誤的。

　　因此熊向輝邀請他吃早飯的時候說出那樣的話，令楊振寧相當的意外，因為熊向輝是代表政府的人，難道是政府裡面還有其它的想法？這讓楊振寧因為重燃起一線希望而感到有些振奮。

　　那一天早上十點半的時候，鄧小平親自和方毅到北京飯店來和楊振寧談話。方毅那個時候是中國大陸科學方面的總負責人，是國務院的國務委員，在科學政策的決定方面，可說有一言九鼎的地位。鄧小平和方毅跟楊振寧談話之後，還請他吃午飯，當然楊振寧還是反對建造加速器的，因此吃完飯以後，鄧小平就跟方毅說，楊教授還有沒有講完的意思，請你再跟他談一談。

　　結果第二天下午五點鐘，由方毅代表政府，還有張文裕、周培源、吳有訓、錢三強、朱洪元等許多最有資望的科學家，再到北京飯店來和楊振寧談話，並且一起吃晚飯。楊振寧在跟他們談話當中，發現他們講話的口氣是一致的，他知道中國政府已經下決心要做這件事情，事情已經不可挽回。

　　因此吃過晚飯以後，楊振寧便到天安門廣場去轉了一圈，當時他的感覺是中國要白花很多的錢，而他自己好像非常的失敗，心中自然不大痛快。楊振寧說他那天晚上回去睡了一覺，第二天早上起來以後，感覺比較好一點，覺得至少自己已經做了應做的事情，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了七八年下半年、七九年的時候，對於建造加速器的這個計畫有好幾個決定，一個決定就是要把這個高能物理基地建在明陵的附近，一個就是要做五百億電子伏特（50 Gev）能量的質子加速器。對於這個加速器的能量等的一些建議，這時候就有許多海外高能物理學家的參與意見，負責這個計畫的張文裕也曾經邀請吳健雄、袁家騮、鄧昌黎等一些科學家，共同向政府表達支持這個計畫的意見。

　　後來也有消息傳說，說是鄧小平跟他周邊的人講，以後這個事情你們就不要去找楊振寧，你們可以去找李政道。李政道是一九五七年和楊振寧共同得到諾貝爾物理獎最早的兩位中國得主之一。

　　那個時候，在海外重要的物理學家裡頭，大概只有楊振寧一個人是反對中國建造加速器的，楊振寧的這種堅持反對的立場，自然讓許多人不大高興。象是負責這個計畫的張文裕，雖然他在西南聯大就做過楊振寧的老師，後來兩人在普林斯頓大學也見過面，關係可以說還算密切的，對於楊振寧的一個勁地反對，自然不大舒服。 　　在一九七八年的時候，也許基本上只有楊振寧在反對這個高能加速器的計畫，但是很快的中國大陸科學界也開始反對了，因為做生物的人、做工程的人、念數學的人都說，這樣一來所有的錢都被高能物理給吸光了。所以到了八0年的時候就有了一種說法，說是我們這兒飯都吃不飽，高能物理所在那兒吃肥肉。

　　由於受到國內科學界許多人的反對，這個蓋加速器的高能物理計畫，就變得有一點情況危急。於是一九八0年的一月，在廣州附近一個有溫泉的叫從化的地方開了一個高能理論物理會議。這個會議雖然是由其它人組織起來，卻是由楊振寧和李政道兩個人出面作發起人，這也因為他們兩人是最早得到諾貝爾獎的兩個華人物理學家，在華人物理學界最有資望。

　　從化這個地方再早幾年還發生過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的期間，由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來的一個女教授叫做威琪（Rosanne Witky），被江青請到從化，江青和她在那裡盤桓了好幾天，跟她講了很多事情，威琪回到美國就寫了一本江青的傳記，後來那個傳記還翻譯成中文，叫做《紅都女皇》，轟動一時。

　　這本英文傳記還沒有出版以前，出版社寄一個書稿給當時中國駐聯合國的大使黃華，黃華看了以後趕快通知周恩來總理，據說周恩來後來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於是大發脾氣，認為江青怎麼可以沒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逕自找一個外國人來給她寫傳記。

　　從化會議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高能物理的會議，除了中國大陸的科學家之外，由美國去了四、五十位華裔的理論物理學家，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出國的人還很少，這些物理學家大多數是由台灣畢業到美國留學的。參加會議的人數總共大概一百人左右，可說是當時高能理論物理學界一個群賢畢至的聚會，所以很受到中國政府當局的重視，當時廣東省省委書記楊尚昆和省長習仲勛還設宴請他們吃飯。

　　飯局之後，由李政道出面安排了一個座談會，討論中國高能物理的發展。楊振寧知道這個座談會的目的，無非就是要海外許多人來簽字背書，共同支持中國造一個五百億電子伏特的加速器，楊振寧說他想了一想，決定不去參加這個座談會。當時參加從化會議和楊振寧有合作關係的吳大竣和鄒祖德二人，還來問楊振寧說楊振寧不去，他們要不要去呢？楊振寧說沒有什麼不可以去的，他們於是就參加了。

　　這個由李政道主持的座談會討論了一兩個鐘頭以後，草擬了一封信，大力支持中國建造一個五百億電子伏特的加速器，並且要大家簽字。吳大竣跟鄒祖德受到很大的壓力，也都簽了名。然後這些開會的人就都坐飛機到了北京，並且立刻把這封信直接交給中國政府的最高當局。後來鄧小平還出面請所有物理學家吃飯，但是沒有再討論加速器的事情。

　　一九八0年從化會議以後，過了沒有多久，楊振寧在美國聽到有人對他很不滿意，認為為什麼大家一致簽名支持的事情，只有楊振寧要反對。於是楊振寧在一九八0年的三月十二日寫了一封公開信，說明他的立場。

　　到一九八0年代中期，因為國內反對的聲浪很高，加上經濟的考慮，於是這個五百億電子伏特質子加速器的計畫，就變成為一個能量比較低的電子加速器，經費也縮減為原來四分之一的兩千五百萬美元。此時這個計畫改由穀雨主持，穀雨是擔任過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喬木的太太，她曾經做過國家科委外事局局長。

　　穀雨主持其事以後，到美國去了一趟，並且和楊振寧見面，當然是要聽聽楊振寧的意見。楊振寧說當時中國在高能物理方面的情況，和十年以前不一樣，已經有了很多的人才，了解也比較多，所以他們這些海外人的意見已經不是最重要了。

　　另外楊振寧認為用兩千多萬美金蓋一個加速器，應該對於應用的方面多加注意，也就是除了高能物理外，還可以做同步輻射的研究。楊振寧說，持此意見的並不只有他一個人，也有很多其它的人講，後來在北京的電子正電子對撞機加速器，也就加入了同步輻射光源的應用設施。

　　中國大陸的高能加速器計畫，也就是北京電子正電子對撞機（ＢＥＰＣ），在一九八四年由鄧小平親自主持破土動工，到一九八九年完成。鄧小平非常支持這個計畫，他似乎要以這個基礎科學的計畫，做為他經濟改革開放之外的另外一個里程碑。楊振寧認為這個對撞機做得很成功，代表中國有相當聰明而且很有能力的人，而包括李政道在內許多人幫忙聯絡美國和歐洲實驗室的合作，都是有功勞的。

　　楊振寧雖然反對造加速器的計畫，但是後來對於中國派人出國進修高能物理與加速器研究，也還是熱心的幫忙聯絡安排。不過楊振寧認為，如果由物理科學的意義來說，北京電子正電子對撞機的物理結果，事實上在物理方面沒有真正重要的意義，宣傳成就超過實際太多。另外就是在高能物理方面訓練了幾千人，這些人將來發展怎麼辦，也是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

　　楊振寧一直認為他自己是很幸運的，因為他的科學研究生涯正好碰到高能物理向上快速發展的時機，但是這個美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說如果他現在做研究生，絕對不會再搞到高能物理裡頭去，他也不鼓勵自己的學生搞到高能物理裡頭去。

　　楊振寧一直有着這樣的信念，他也堅持着這樣的信念，因此在中國的頭十幾年的經驗，雖然貴為中國政府最高領導的上賓，但是因為他堅持反對高能物理的立場，得罪了不少高層領導人，譬如說負責中國科學方面決策的重要人物方毅，就對楊振寧十分的不快。

　　楊振寧說，他今天還是認為他當時說的話完全是對的，他說今天的中國政府了解到這個道理，所以他們不再做新的一個高能加速器的計畫。楊振寧在一九八０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封以「親愛的朋友們」開頭的英文信上寫着：

　　“我了解到一些參加從化會議的人認為我不在那一封信上面簽字，是很奇怪的事情。這是一個簡短的解釋。

　　當然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由他們各自對於中國社會，對於中國高能物理發展的歷史和問題的了解，來形成他們自己的意見，而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的需要和殷望。在中國有很強烈的意見，反對五百億電子伏特加速器的計畫，這個計畫被認為象是一個「超級強權」，而其它的領域是「第三世界」……

　　我有意的不參加廣東那一個會議，因為我知道那個問題非常複雜，有許多是我不了解的。我覺得我不應該積極試圖去影響其它人的意見。而且，中國的領導人和科學家已經十分清楚我的意見。”

　　差不多二十年以後，楊振寧不但說自己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也覺得當年他的那一封信寫得很好，他以為裡頭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

　　“我不能夠無愧於心的去簽署這一個文件，因為我認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簽名，而是中國人民的簽名。”

(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第一章去來中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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