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自己不會再寫一本傳記的。想不到後來開始寫楊振寧傳，竟有如冥冥中的一個宿命。

　　一九九六年，我寫完了《吳健雄傳》。《吳健雄傳》是一九八九年到紐約作一年訪談工作開始的，那是一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作為。紐約回來，又花了六年才完工。書寫得如此慢，難免受到許多質疑，那時在報社工作，自然不免分心，但是看在許多「下筆千言，一日數稿」的同事眼裡，多覺得我還是慢得令人狐疑。一位女同事甚至以玩笑口吻說，我寫《吳健雄傳》期間，她不但寫完兩本書，還生了兩個孩子。她說的都是事實，我聽了只能苦笑。

　　書寫完了，心頭落下一個重擔。有人好心，善意的給予鼓勵，年輕的學界友人，也有揄揚過甚之評。吳健雄那時年逾八旬有四，身體日衰，一九九六年她來台北，已是□然龍鍾了，九月在紐約見她，未料竟是最後一別。據說她自己是喜歡那本傳記的，但是我心中明白，那些真實的生命歷程，是輕是重，都不是我真正寫得清楚的。

　　因為自知沒有歷史家臧否人物的本事，也逃避承受生命必然鼎盛而衰的傷感，因此在後來的一個訪問中也說，雖然有人建議再寫楊振寧或他人的傳記，我都不願再面對這種感情的負擔。

　　一九九七年海外華人物理學會在台北開會，一天在中研院碰到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他勸我寫楊振寧的傳記。當然，楊先生在近代物理科學上已有的遠超過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師地位，是理由之一，沈君山還告以一位名聞海內外的大作家也想寫楊傳，不知是不是激將之計。

　　那年十一月，楊振寧在無預警情況之下，突有一次輕微心臟病發作，幸運的是他完全沒有受傷，後來就動了心導管手術。動手術之前，楊振寧太太杜致禮的妹夫鄧天才來電，告知楊先生即將動手術的消息，也同時說起楊先生對自己傳記的一些想法。

　　一九九八年農曆年後出外休假，自己一人反覆思考，決定應該進行楊振寧傳的計畫。於是寫了一封信給楊先生，說明我的想法，由於怕再干擾報社的工作，還提出一些變通辦法，看看是否可以不像寫吳傳那樣，一定到美國作長期停留訪談。

　　在信上也提到，由《吳健雄傳》的經驗，我學到或許經由一些有爭議的事件入手，更可以凸顯傳主的真實個性。我會如此寫，正是因為許多年來和楊先生接觸往還，他總是說起一些傳記寫得很好，因為真實的描繪了傳主個性。不論楊先生是不是意在言外，我總是欽仰他的胸襟的。

　　事實上，先前使我躊躇不決是否寫楊傳記的一個原因，是楊振寧和與他共同得到諾貝爾獎的李政道的紛爭。楊、李二人的爭吵和決裂，是物理界許多人知道的事，但是對於內情如何，則傳聞紛紜，莫衷一是。我在寫《吳健雄傳》其間，曾經和李政道有過訪談，在那以前和之後，亦因工作需要，訪問過他。對於他們二人對彼此的態度，亦有認識。

　　一九九二年李政道回台力促台灣參與美國的一個高能物理計畫，此事我與他看法不同，在報上亦寫了許多專論。這件事到一九九三年終於演成國內科學界公開的爭論事件，李政道後來還在以中研院署名的報紙廣告中，公開表示對我的不滿。此事曲折起伏，非此處可以說清，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和他的關係搞壞了。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如果要寫楊振寧傳，就碰上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這本傳記中必須面對的楊、李爭吵問題，我可能無法得到李政道的看法。那時候正好香港電視台在做楊振寧的電視專輯，他們自然也想訪問李政道，但是李政道拒絕了。這一來，我知道任何人寫楊振寧的傳記，李政道都不會肯接受訪問，我不是唯一例外之人，也使我覺得，寫楊傳還是可為之事。

　　事實上，後來我正式開始寫楊振寧傳以前，還是給李政道去了一信，希望他對於兩人的關係，提出他的意見。信上我還特別提到，雖然一九九三年因對ＳＳＣ高能物理計畫看法不同，他曾經對我公開的表示了意見，不過在到一九九六年才寫完的《吳健雄傳》中，他應該看得出我是秉持着客觀公正的立場。我也強調，寫這本傳記是嚴肅而有歷史意義之事，必持一個可向歷史交代的嚴正立場。當然，我並沒有得到回信。

　　後來寫楊振寧傳記的計畫，還是不能避免必須要到美國做長期的停留，原因不只楊先生自己的訪談，要訪問的他的許多親人、朋友和同儕，也多住在美國，但是在美國待上一年，還要四處訪談，就必須解決經濟上的問題。

　　在這一方面，我要特別感謝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他們破例的同意我提出的申請，給予我一筆經費，解決我在美國停留一年必然面臨的額外開支問題。

　　但是報社工作的問題卻令我感到不安。我自己深知，八九年我去紐約一年的特遇，很引起一些非議，也給當時特許我成行的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帶來許多困擾。一九九八年八月三日我在余先生辦公室中向他談起我的計畫，這個談話最後是一個極度個人感情流露的結果；一位人生歷練圓達的長者，對於我個人生命中的情感際遇，給予了最溫暖的關懷。我成為時報派駐洛杉磯的特派記者（當時時報在洛杉磯沒有記者），利用暇時去完成寫楊傳的計畫。余先生雖已在今年四月去世，他的關懷卻會一直留在這本完成的傳記里。

　　那年九月二十八日開始的楊振寧傳記計畫，比起吳傳辛苦許多。楊振寧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位在美國東岸紐約的長島地區，我以每次去幾個禮拜的方式，進行和楊先生的訪談，不時的還得到美國其他一些地方訪問他的同儕、親友。 　　一般人知道的，楊振寧在近代科學上，是開創一個世代局面的大師，這也使得他在物理學界，已被譽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他科學工作所顯現的一種特殊數學風格的美感，也使物理學界公認，他是繼愛因斯坦、狄拉克之後，為二十世紀物理學樹立風格的一代大師。

　　事實上，楊先生物理科學的品味，展現出的一種令人欣羨的優美風格，使他在物理世界裡，已然成為一個臻於藝境的創造者。我稱呼他是「追求科學美感的獨行者」，因為就某種意義而言，他可以說是沒有「同儕」的。

　　由於他的物理科學工作，都有很深邃的數學風格，因此不但一般人難窺其究竟，就是物理界中人，亦少有人深識其神。因此寫他傳記的科學章節，追溯闡明他的思維脈絡，就是非常困難的挑戰。相對來說，他得諾貝爾獎的宇稱不守恆工作，倒是容易了解的工作，正如楊先生自己說的，宇稱不守恆沒什麼可說的，就是猜出來就是了。這也使我想起他的一個物理好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家崔曼說的：「宇稱不守恆完全有資格得到諾貝爾獎，但是卻不能做為一篇博士論文。」

　　崔曼是早年和楊振寧合寫過論文的傑出物理學家。我一九九八年十月底在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所在的傑德溫館和崔曼談話，是一次愉快的經驗。我們除了談楊先生的物理和人，也談到我們共同認識、當時已去世的《紐約時報》傑出科學記者蘇利文。我還記得那天告辭時，看到崔曼辦公室牆上，有幾張著名的物理學家費曼送給他，費曼自己畫的女性素描。後來在傑德溫館外走廊上，看到一面牆上，有許多曾經在普林斯頓待過的一流物理學家照片，最上面第一排三人是歐本海默、費曼和楊振寧，下面有戴森、李政道、派斯等人。

　　那時我因心情不佳，只感到普林斯頓深秋的寒冷。後來整理崔曼的訪問錄音，才看出來他這個人觀察力異常敏銳，智慧很高，個性細膩有趣，聲音中也充滿了人性的溫暖感情。

　　二０００年四月，我和楊先生在香港機場會合，一起到大陸去訪問。那一天我在機場將稍早《科學》（Science）雜誌上刊出的一篇談崔曼寫的一本量子力學的書的書評，交給楊先生，那個書評中透露，崔曼已經因癌症去世。

　　和楊振寧早年同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另一傑出物理學家派斯，後來因寫了一本《愛因斯坦傳》（Subtle is the Lord），享譽物理學界，楊振寧十分推崇派斯的這本傳記，認為是愛因斯坦傳記中的一個經典之作。事實上，這本傳記是愛因斯坦的科學傳記，一般人難窺其奧，後來派斯又寫了較通俗的愛因斯坦傳，以及大科學家波耳的傳記和他自己的自傳，成為著名的科學作家。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在紐約市曼哈坦洛克菲勒大學的辦公室見到派斯，這個在楊振寧口中當年不好相處的猶太裔物理學家，那時已是一個戴着紅框眼鏡的和藹小老頭。他很坦率的回答了我的問題，特別是他早年就認識的楊、李二人的關係。當然，在物理科學上他推崇楊振寧的偉大貢獻，但是在對楊、李二人的爭吵立場上，他採取了等距的態度。

　　我還記得那時曼哈坦的春天方至，氣候宜人，派斯辦公室窗外的東河，豐沛的河水十分湍急。派斯最後以一個寫傳記的老手，給了我這個後生許多忠告，我記得他說，有的時候寫不下去，就起來出去走一走，回來就可以寫了。我後來好多次碰到寫不下去的困難，也好多次記起他出去走一走的忠告。

　　二０００年八月，海外華人物理學會在香港開會，我在楊振寧香港中文大學的辦公室里，聽到楊先生告知派斯幾天前突發心臟病去世的消息。我的腦中記起的是，派斯站在辦公室里矮矮的身軀，戴着一副紅框的眼鏡，窗外是紐約東河洶湧的河水。 　　那一天，楊先生也有點傷感，除了派斯和崔曼，他還談起另一位老友史諾的猝逝，此外「楊─密爾斯規範場論」的密爾斯，也在早一年去世。

　　當然，一九九八年北京中關村外街一片鼎沸商機，窄巷舊樓小屋中楊振寧西南聯大老友黃昆的恬淡自在，以及二OOO年巴黎地鐵轟隆聲中，楊振寧兒時玩伴，著名雕刻家熊秉明凝神哲思的悠然專注，也都是楊傳訪談中的難忘記憶。

　　傳記開始寫作之後，情緒慢慢沈澱下來，但有時埋在資料和訪談錄音紀錄之中，卻失了感覺。我總是在閱讀中找回感情的力量，也在一再閱讀黃仁宇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找到給楊振寧在中國歷史中定位的指標。我常常自問，如何在反映傳主對自身生命歷程的想望，以及大眾對英雄人物想當然的認定之間，找到平衡點。我自覺像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工具，在這個時空命定的被賦予了描摹楊振寧的使命。 　　楊振寧的傳記，是一個難遇的人生機緣。楊振寧是一個精彩人物，不只在物理科學，在人生世事之上，他都用心的刻下印記。他有着天才人物的秉賦，而且他一點也不放鬆，他使你感受到他過人的才分，也使你看到他用心營造的謙抑。寫這樣的一個人，本來就是難事。

　　總算，我趕在他的八十歲生日前交稿了。本來我們是預備在他的生日發表這本傳記。楊振寧是一九二二年農曆八月十一日出生的，那一天是國曆的十月一日。另外楊振寧得到諾貝爾獎的論文，以及奠定他一代物理大師地位的那篇「楊─密爾斯規範場論」論文，令人難信的也都是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四年的十月一日，在美國《物理評論》期刊刊出。還有什麼更大的理由，不讓我們正視這一個歷史的巧合呢？ 　　這本傳記的完成，是因為得到許多人無私的奉獻和幫助，這包括了我的親人、好友，以及和寫這本傳記有關的許多不同國家的人士和機構、學校，我不在這裡一一羅列你們的名字，因為我一定會有記憶不全的疏漏，在此謹致上我最誠摯的感謝。 　　另外要感謝最後協助這本書完成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工作團隊，尤其是負責校定編輯的徐仕美小姐、林榮崧先生。

　　楊振寧曾經在談論物理發展時說過「當塵埃落定之後」的這麼一句話。是的，「塵埃落定，視眼清明」，像楊振寧這樣天才的創造成就，成為人類心靈知性啟蒙的明燈，人們驚嘆他們超卓的心智能力，而在評斷議論聲中，這個創作者本身的反思，是最後他自己在自我歷史評價中最真實的論斷。

二０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凌晨

(作者曾於《中國時報》從事科學報導和論述工作22年，為《中國時報》前主筆)

出版者的話

跨世紀的大科學家──《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問世

（一）為歷史留下記錄

　　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由一些英雄與無數無名英雄，以血、淚、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國家命運的顛簸起伏，有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有經濟的停滯與飛騰，更有人間的悲歡離合。

　　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正就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失敗與成功之中。

　　歷史是一本舊帳。但讀史的積極動機，不是在算舊帳，而是在擷取教訓，避免悲劇的重演。

　　歷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帳，記錄這一代中國人的奮鬥與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與驕傲，在二十一世紀開拓一個中國人的天下！

　　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天下文化」，二十年來，先後出版了重要人士的相關著作。這些人士都是廣義的英雄，他們或有英雄的抱負，或有英雄的志業，或有英雄的犧牲，或有英雄的功績。在發表的文集、傳記、回憶錄中，這些企業家、科學家、專家學者、政軍領袖，都坦率而又系統地，以歷史見證人的視野，細述他們的經歷軌跡與成敗得失。

　　就他們所撰述的，我們尊重，但不一定表示認同；如果因此引起的爭論，我們同樣尊重，但也不一定表示認同。我們的態度是：以專業水準出版他們的著述，不以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評論對錯。

　　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蓋棺也已無法論定，誰也難以掌握最後的真理。我們所希望的是，請每一位人物或自己執筆、或親自口述、或經由第三者的觀察與敘述，寫下他們的歷練與感受，為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紀錄。

（二）一本動人而震撼的傳記

　　這本江才健先生窮四年之功，撰述的《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是繼《吳健雄傳》後又一力作，建立了他在華文世界「大科學家傳記」作者的重要地位。這不是楊教授的自傳，讀者無法確知楊教授對這本傳記的評價，但從每一章幾十條附註中，透露了作者思維的細密與嚴謹。

　　做為一個知識分子，讀完原稿，思潮澎湃，情緒激動。自己不是讀物理的，特別體會的震撼，不是楊教授物理學上偉大的成就，而是做一個中國人感到的震撼。 　　幾世紀以來，中國一直缺乏科學家，尤其大科學家。二十世紀終於在古老的中國誕生了一位空前偉大的、跨世紀的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

　　不僅他在一九五七年得到了諾貝爾物理獎，更在於他在得獎之後，仍有源源不斷的重大貢獻。

　　引述幾則中外學術界的讚譽（見第十三與十六章）：

繼愛因斯坦、狄拉克之後，為二十世紀物理科學家樹立風格的一代大師。本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也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精彩人物。中國人在國際科學上有建立不朽之功績者，乃自楊振寧始。一個才華四溢，又是一個非常慷慨引導別人的學者。一個最正常的天才。

　　但是，當有人問他一生最大貢獻的時候，他的答案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三）再回清華

　　他最掛念的故土──中國，也終於在二十世紀末葉，幾乎奇蹟般地掙脫了教條的束縛與貧窮的桎梏，跳躍式地走向現代化；十三億中國人民也終於有了明天。

　　當八十歲的楊教授今天漫步於清華校園與學生交談時，是否會急切地告訴這一代，中國失去的歲月，只有靠加倍地努力才能補償？當他再把視野放到世界科學平台，心中是否更焦慮：中國要變成一流國家，必須要加快培養出一流的科研人才，做出一流的科研成就？

　　清華園是他幼年成長的地方，美國則有他半世紀豐盛的科學生涯，在「何須惆悵近黃昏」的餘年，終於又回到了清華。

　　正如作者江才健所描述：一個新的事業──三年前啟用的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正等待新的主人。

　　沒有當年的清華，就沒有今天的楊振寧；有了今天楊振寧奉獻的清華，才會有以後更多更多的楊振寧。東方的人生八十才開始。

二００二年九月十日　台北

(作者為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