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上午，浙江大學舉行隆重集會，授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榮譽博士學位。據介紹，浙大授予安南先生榮譽博士，既表達了全校師生員工對安南本人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發展和繁榮所做貢獻的由衷欽佩、讚賞和尊重，同時，也希望藉此表達我們渴望世界和平、繁榮、平等和發展的強烈願望。安南對浙大給他的這個榮譽深表感激，並希望浙大在培育年輕人的全球觀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安南出任聯合國秘書長以來，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他曾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說明他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因此，此次安南訪華，作為至今已有105年歷史，當前中國規模宏大、學科齊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之一的浙大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表達對他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所做貢獻的欽佩、讚賞和尊重看似無可厚非。但是，細緻思考一下，我以為浙大授予安南榮譽博士之舉還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學位在中國意味着什麼，恐怕我們都不難理解。按照教育部的有關法規規定：“學位是標誌被授予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學術水平達到規定標準的學術稱號。”因此，大學授予學位的對象應該是特定的，即使是授予一個人名譽學位，也應該是因為此人在學術發展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安南雖然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但是，畢竟他身在政界，所做的貢獻與學術發展關係不大，而且他的學術水平是否達到了浙大的博士水平還很令人生疑，因此，浙大不應該授予安南榮譽博士學位。況且，表彰安南為和平做出了傑出貢獻，我們完全可以通過諸如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來達到目的。浙大又何必多次“授博”之舉呢？ 由此，我們不禁想到大學的使命。西方素有大學獨立、大學自治的傳統，由於中國有悠久的讀書做官而且是政教合一的的傳統，現代大學傳到我國後不可能發育得那樣豐滿。但是，大學具備應有的尊榮和面對世俗政府的高貴應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大學是一塊自由的學術聖地，擔負着人類文明傳承的重大使命，科學文化之花只有在這塊土地上才能繁榮不衰。正是基於這一使命，大學有必要與金錢、政治等保持一定的距離。在與金錢、政治的博弈中，大學的學統、風骨或曰“美麗心靈”（西爾維亞·娜薩語）畢現。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先生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由於能成為大師的人不僅具備淵博的學識，還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那麼，大學具有獨立、自由的品格也便是題中應有之意。在這方面許多中外名校的事例可為佐證。 一是關於清華大學。新中國剛成立時沈鈞儒徇其孫所請，想叫清華大學接受其孫來旁聽，當時沈先生剛被宣布當選最高法院院長，其時身為清華大學教務長的潘光旦先生卻力主不可，以為“清華自二十年前起就不收旁聽生”，他勸說沈院長免做“強人違例之舉”。其實，當年黎元洪、馮國璋權傾一時時，清華也是拒絕了他們的子弟做高價自費生的請求。足見清華大學的“觀念、程序和紀律”是何等厲害。 一是關於哈佛大學。1986年是哈佛大學建校350周年，300周年校慶曾有羅斯福總統出席，哈佛打算援舊例邀請當時的總統里根出席並演講。里根接到邀請欣然接受，但私下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哈佛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給還是不給，這是一個問題。校董事會討論後沒有結論，於是廣泛徵求全校師生意見，其結果我們今天都知道，里根被拒絕了。名校風骨，可見一斑。從這個角度看，浙大與哈佛的差距恐怕不僅僅在於幾百年的建校時間。 撫今追昔，我們難免心存憂慮。我們不斷地讀到一些名人上大學或者進大學當教授、拿博士學位的新聞，可悲的是，許多高校還積極配合、投懷送抱，甚至已漸成風氣。大學的學位儼然成了獎勵一些“功臣”的一種榮譽，在如此浮躁阿世的氛圍內，大學與政治、金錢等甚至成了“零距離”，這樣大學也難免因此遭到世人的白眼，受到各種枷鎖的束縛。有一種說法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大學就是這樣。大學的神聖的殿堂，絕對不容許任何世俗勢力指手劃腳，不允許它干涉一個學者的思想自由。一旦大學失去了應有的尊榮和高貴，哪裡還會有好的學統，哪裡還會有自由探索的學術氛圍，哪裡還會造就出擁有一流學術水平的大師？而這些又恰恰是一所大學能否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最關鍵性因素。即使我們花巨資引進了一些學術大師，建起了一座座高樓大廈、招收了一批天才學生，如果沒有名校風骨，沒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一種追求自由的精神，還尚不足以成就世界名校，頂多只是個名校架子而已。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去年第10期《讀書》上的一則舊事：蔣介石掌握大權不久時，想提高自己的聲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學去視察，但時任校長的知名學者劉文典先生卻拒絕其到校“訓話”。後來，蔣介石雖如願以償，可在他視察時，校園處處冷冷清清，並沒有老蔣所希望的“歡迎如儀”那種隆重而熱烈的場面。劉文典先生的觀點是：“大學不是衙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