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０年代以來，面對文科學術腐敗、學術失范和泡沫學術①泛濫局面，有關學術打假、學術規範重建等問題的討論一直是學界熱點。到王銘銘抄襲案被揭露，這一熱點更變成新聞焦點，各界有識之士痛心疾首之餘，紛紛發表高見，尋求對策。筆者雖身處學界邊緣，多年來孤自從事美學哲學研究同時，也在觀察思考這些問題，現借《人文雜誌》寶貴篇幅，將有關文科危機與困境的一己之見坦陳於此。旁觀者清，這或許有助於中國文科學術走向真正的繁榮。文中涉及的三個概念，“泡沫學術”是對文科危機的描述性概念，“人海學術”、“混沌學術”則是我對文科危機與困境的分析性概念，它們彼此因果關聯，又獨立存在。需說明的是，“一己之見”並非謙辭，因為筆者沒就相關問題做全面調查，只是憑個人有限經驗或研究所得給出結論，這便意味着本文並非嚴謹學術論文且難免偏頗。因即將論及學術規範，所以，我自己需先合規中距作此說明，避免產生不必要誤讀，同時也藉此表達歡迎批評的真誠態度。

一：關於泡沫學術

目前，人們深惡痛絕的是學術腐敗和學術失范。像各種論著抄襲評獎作弊等等，皆屬學術腐敗；像學風不正編著混淆等等，皆屬學術失范。鑑於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學界分析已到位，關鍵在匡正實踐。儘管在社會道德失范情況下，學術風氣難以淳正；儘管當面子法則暢通無阻時，學術批評也難以開展；但只要加大剛性制度約束和輿論監督力度，學術腐敗和學界歪風猖獗蔓延的勢頭總是還可以遏制的。而相對說來，我倒認為真正危及學術生命且難以根除的痼疾，恰恰是泡沫學術。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泡沫學術往往是打着學術旗號扼殺學術，打着學術規範幌子踐踏學術規範。

學術的意義，不在於對人類知識量的積累，而在於對前人知識質的推進。其中，對人文學科來說，學術需要對前人（人文）知識和思想有所傳承有所發現，需要有思想的創新；對社會科學來說，學術需要對前人（社科）知識和理論有所繼承有所發展，需要有理論的創造。學術的生命就在這“發現、發展、創新、創造”之中。如果說學術有元規範的話，它絕不一個技術操作規範，如何徵引注釋等等，而是一個智慧創新範疇，看你是否比前人更有思想，是否超越前人貢獻出有價值的新知識、新觀點、新理論等等。如果離開這些價值內涵，那麼，無論是怎樣的“皇皇巨著”、“世紀經典”，或是怎樣的重點課題、重獎成果，都統統是泡沫學術。泡沫學術在完成它的晉職獲獎或其它非學術社會功能之後，很快就變成學術垃圾。因此，泡沫學術本質上是反學術的。但問題嚴重性在於，有些泡沫學術，是學術打假打不掉的，一般學術規範約束不了的，而且，由於其曾獲得很高的學術獎項，其“帶頭人”，此前已是或其後更是著名博導、學界權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着、蔓延着，堂而皇之地成為學術正宗。在這種情況下，恕我直言，任何學術規範建設努力最終都將歸於無效，因為這種合規範的非學術，將吞噬掉真正的學術！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泡沫學術在當代學術各個層面上的嚴重存在。

首先，有些學科本身便是建構在泡沫之上的。遺憾的是，我不能在此指陳那一門學科是泡沫學問，但卻絕不是無的放矢②。１９８０年代，我為生計，也為自修，曾在電大蓬勃發展時期，擔任過文科數個專業的十多門課的輔導教師，接觸了大量文科教材，聽了許多教學錄音，感觸良多。譬如像社會心理學、中外文學等課目，或啟人心智，或增加學識，學與不學、教與不教，的確大不一樣。但也有些冠以“ＸＸ學”的課目，基本是將常識換個說法，學生只要有閱讀能力，躺在床上讀一遍就可搞通，根本不需花功夫去專門教與學（許多人的輕鬆自考實踐可反證這一點）。學生在這種泡沫“學問”中浸泡久了，反倒思想僵化，踏上社會往往“找不着北”！我在《假文憑泛濫的經濟學分析》雜文中，曾如此分析過：假文憑再真，但如果人的知識技能是假的，那又有什麼用呢？假文憑泛濫的真實原因是文科真文憑的貶值。在這種真做假時假亦真的情況下，真假文憑只有道德法律意義。而一旦拋開這些因素，假文憑應當說是很“經濟”的存在：它既沒浪費學生生命，又節約了國家經費，還可讓泡沫教授下崗，如此等等。當然，這是雜文筆法，但其中道理卻被廣泛認同，否則，它就不會被反覆盜用了。

其次，是某些課題屬泡沫化的假問題。我想以曾是熱門話題的古文論現代轉化為例。這本是一個理論的實踐性問題，與“話語”權無關。今天，中醫依然有生命力，是因為它依然能治病，包括治西方人的病。假如不是這樣，中醫界只是反覆強調中醫“話語”的豐富性和轉化的必要性，又有什麼意義呢？因此，既然大家都肯定古文論話語的優勢特徵，為何不去應用和實踐，用轉化後的古文論“話語”寫出漂亮的批評文章，讓當代評論家集體“失語”呢？但數年過去了，只聞倡導聲，不見操練人，便證明了它的泡沫性本質。當然，今後如有學者能用實踐證偽我的觀點，我仍將很樂意承認錯誤。需說明的是，儘管可能有學者因這一課題而教授而博導，但我絕沒有否定古文論研究的意思；眾多參與者的真誠弘揚傳統文化動機不容懷疑，其較高學識水平也有目共睹，這與某些借“後”學製造泡沫的泡沫教授不可同日而語。只因筆者曾對這一問題做過研究③，便拿來作為例證。

最後，則是大量存在的泡沫著述。鑑於我們都處在這種泡沫著述的包圍中，便無須舉例了。這之中，哪些為職稱或年度指標而完成的泡沫著述，確有體制性原因，大家彼此心知肚明，且不去管它。但那種以泡沫學術為資本、大作權威秀的著述卻應當戳穿，因為它的危害甚巨。譬如某些著名學者，幾乎年年都發表建設“中國特色”的“ＸＸ學”的文章，或是關於“馬克思主義ＸＸ學”的“幾點看法”的宏言空論。我絕不懷疑這些倡導的正確性，問題是，如此年年“站在高坡上，給人指方向”，其動機卻令人生疑。細想一下，原來是這種文章，材料現成，觀點宏大，氣勢貫通，且很容易撈取權威名聲：別人成功了，帳記在自己名下；別人失敗了，自己毫髮無損──這真可謂成名的終南捷徑！影響所及，許多青年學者也都學會了做這種空頭大文章，一上手，也是關於“ＸＸ學”的“幾點認識”，結果，幾十年“認識”下來，我們恰恰很少貢獻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ＸＸ學”!

二、關於人海學術

泡沫學術是由綜合原因造成的，其中，量化考核制度無疑是直接原因。但竊認為，在教授職稱含金量已大大貶值的今天，如果不進行結構性調整，只簡單地放棄量化管理，雖會有少數學者去坐冷板凳，獻身學術，但肯定會有更多的教授，踢開冷板凳，兀自享受去了。因此，量化管理只是“表”，文科設置與評價體系的偏頗才是“里”，人海學術，就是其表現。

筆者在大學體制外，不了解目前文科量化管理的普及程度。但即便沒量化指標的單位，由於論文是文科各系列職稱評定的硬指標，文科從業人員幾乎也全都承擔着科研任務。按２０００《中國統計年鑑》統計，中國高校文科教師為１８萬人(講師以上職稱１３萬人)，加上全國社科院系列及政經文教各部門所屬研究機構的文科研究人員，這支隊伍可能超過２５萬人，這就自然組成一支世界上最龐大的文科研究隊伍，形成千軍萬馬搞科研的“人海學術”局面。因此，所謂學界浮躁，並非學者們自己願意浮躁，而是人海學術現狀使大家難以寧靜致遠，走內涵開掘型研究之路，而在外延拓展型學術道路雷同撞車。譬如將西方理論變學問，在編著譯著上尋出路，像西方哲學史、美學史，幾乎年年都有新成果；譬如將諸子學說變理論，靠傳統文化吃飯，像儒家新說、道家新論，幾乎月月都見新文章。這之中，多數“新成果”只是學術拼盤或概念遊戲而已，且拼盤質量每況愈下，遊戲程序早已僵化。問題是，就這樣後來者也很快就無“路”可走、無“飯”可吃了，連像樣的“新泡沫”都“泡製”不出來了。

不妨以現代文學研究窘境為例。我曾經的概括是：３０年、６個作家（魯郭茅巴老曹）、３千人研究大軍。當然，不止６個作家。但即使再重新排坐次、再拓展研究領域，譬如將王度廬這樣的武俠作家也挖掘出來，這３０年的研究資源也是有限的。何況，這“３千”數字太保守了，據上述《年鑑》統計，高校文學教師為７．４萬人，其中現代文學教師不應少於１．５萬人。這樣，加上應屆現代文學博士、碩士生，這現代文學論文年產量恐怕要超過２萬篇(當然，未必都能發表)。這麼多的論文，什麼題目做不爛！這很像１９５８年大躍進“萬斤田”的密植情況，結果是小麥大面積倒伏，收穫的全是秕糠。如此有限的學術空間研究資源經如此高密度、高強度地開掘，收穫的同樣多是泡沫學術甚或垃圾學術了。當然，我絕不認為這３０年已研究透了，甚至包括魯迅。吃魯迅飯的人不少，但真正承繼魯迅精神的不多。魯迅恰恰在如此密集重複“研究”中，被人善意或惡意地反覆糟踐歪曲，忽而被神話，忽而被醜化。一個真實的魯迅，離我們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這便形成各領域研究者越多、研究越難深入、越難出好成果的怪圈。因此，這種泡沫學術看似是學界喜劇或鬧劇，實則是學界的悲劇、學人的悲劇！它浪費了學術資源，更浪費了學者的生命！

令人焦慮的是，目前這種悲劇趨勢還在加劇。隨着高校規模擴大、文科“點”和“基地”的增加，文科隊伍也在與時俱增。而在趕超“世界一流”學術大躍進思想指導下，許多大學都提出創辦研究型大學的口號，包括地方大學、黨校在內，幾乎所謂文科單位都在將重點向科研傾斜。“人海學術”變成“人海戰術”，許多單位為鼓勵人人搞科研，採取“錦上添花”的重獎政策：重點刊物發文重獎，獲省部獎勵再重獎，拿到國家課題更重獎等等。如此重獎既是激勵，更是巨大壓力，甚至可能比一般量化管理更會窒息學術生命。筆者從１９８３年起用了１５年時間完成自己的系統美學研究，我曾慶幸因在大學體制外，避開量化競爭的壓力；但放到今天，捫心自問，我能不理睬這重獎誘惑再去坐十年冷板凳嗎？着實難乎哉！因此，按目前趨勢發展下去，不僅學術腐敗、學術泡沫蔓延勢頭難以扭轉和遏制，而且，可能事與願違，文科學術水平提高不了多少，文科教學水準卻會下降。實際上，今天一些名牌大學的文科學生甚至研究生的質量已被社會亮出了黃牌。

因此，我認為目前這種畸重科研的學術評價取向和研究主導型的人才結構、激勵政策需動大手術改革。重視高教或科研，必須尊重教學和科研規律。那種認為只有人人搞科研才能提高教學質量的觀點並不準確，因為科研成果是可以共享的，一個能廣泛接受他人成果的講師，其教學水平可能遠高於哪些炮製泡沫學術教授。而實際上，像自然科學家並非人人可當一樣，從事文科研究同樣需要天賦等條件，不是誰想搞誰就能搞的。那些不適於、不樂於搞科研的教師讓他專心從事教學，其貢獻可能遠大於迫使其從事泡沫學術研究。正基於這種認識，我建議對大學文科進行概念性和功能性改造。首先，借鑑理工分科的做法，將文科分為“基礎文科”和“應用文科”兩大類。前者包括文史哲等專業，後者包括應用經濟、企管、法律、行政管理和社會工作等專業。同時，將大學分為研究型和普通型兩大類，少數重點大學承擔科研任務，多數大學只承擔教學育才（包括研究生）任務。相應地，文科教授可分為“研究教授”、“應用教授”、“普通教授”三大類。對後兩類教授的評價尺度，主要看培養學生的質量，論著不再作為硬性指標；只對前者才有論著成果要求，當然，這種要求必須重質輕量，實事求是。如此這般縱橫兩刀切下來，使全國只剩下１／２０的文科教師肩負科研任務，人海學術局面便會消失，泡沫學術和學術腐敗產生的動能便可大大減少，其蔓延勢頭也將被遏制。

這種轉型是否會降低高校教學質量、降低對應用或教學型教授的要求呢？我認為不會的。現代普通高教，同樣要講規模效益，它主要靠好的教學團隊、科學的教材教法，並不靠名師言傳身教，未必都需要研究型教授。像ＭＢＡ教育，便是靠實踐性系統性教材教案，科學創新教學方法確保學員質量的。今後，普通大學文科就要培養具有深厚人文修養、掌握堅實社科基礎理論、有着多種過硬應用性技能的複合型人才，包括本科生及碩士、博士等等。當非研究型教授集中精力按這樣的目標從事教學時，高教質量肯定會大幅度提高，起碼可以結束目前文科大學生眼高手低甚至不會寫文章的尷尬局面。而這反過來又對應用型或教學型教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實際上，拼湊論文易，寫好文章難；主編“磚著”易，講課生動難。我在《中華讀書報》曾發表過諷刺“泡沫教授”的隨筆，為眾多教授朋友欣賞並共鳴，原來這不會寫文章，不會發言的“教授”所在多有。這種“低能教授”是難以培養“高能人才”的。因此，今後，非研究型教授必須要有很高的學術素質和教學能力：不僅博學多才會講課，還要學術視野開闊，能選用優秀學術專著為教材，能吸收最新科研成果搞講座寫學術批評文章等等。這些素質和能力要求有些很難量化，可以由大學生投票進行評比。但只要採取教授競爭上崗的剛性淘汰制度，這種評選比任何高評委都公平透明，泡沫教授便難以為繼了，優秀的應用型、教學型教授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便可能高於徒有虛名的研究型教授。

這種轉型是否會降低文科科研水平呢？肯定也不會的。目前在泡沫學術泛濫的情況下，人人寫自己書，人人不讀別人書，即便是嚴肅的學術成果也被淹沒了，除非有人炒作，一般是很難浮出水面的。而當學術泡沫清除之後，眾目睽睽之下，研究型教授對自己的著述質量自然要十分重視了，這只能大大提高文科科研的整體水平。當然，這還需要從學術著作出版銷售評價各個環節的協同配合：其一，各級課題經費要從源頭上防止給泡沫學術立項；其二，要大幅增加各級圖書館的學術著作專項採購經費，圖書館一般是不會大量購買泡沫著作的；其三，要對各個學術刊物設定刊載學術著作批評（而不是正面紹介）文章的比例，提倡教學型教授寫批評文章；其四，要改進社科評獎方法，以學術原創為標準，減少獎項，突出質量。只要形成合力，就有可能改變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使優秀學者的優秀成果被肯定，並獲得相應效益。在這種評價機制面前，濫竽充數者要麼辭職，要麼轉行專心從事教學，人人爭搞科研的局面便會改變。而對於普通大學有志科研的教師來說，這也不影響他們的學術前途，因為即便不能流動到研究型教授崗位上，也可“業餘”從事研究並獲得社會支持，筆者的成果便從來都屬“業餘”性質。實際上，學術研究不是種青苗，“重點基地”或“國營農場”未必有好收成；而憑藉志趣、勤奮與才分，“自留地”里倒可能結出碩果。

三、關於“混沌學術”④

在文科教學體制轉型、學術泡沫清除之後，是否就能出理論、出思想、出真正理論家和學術大師呢？結論仍是不確定的。因為中國學術界一直存在着若干影響文科研究深化的消極因素。這些因素概括起來，就是我所謂的“混沌學術”或學術混沌化。這裡的“混沌”與“混沌學”無關，而是指在學術研究中自覺不自覺地搗漿糊、趟混水現象。混沌學術是泡沫學術重要成因，但卻並不與之對等，因為很多嚴肅學術成果中也有混沌化傾向。“混沌學術”存在於以下幾個層面上：

學科性質混沌。文科通常包括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這已是學界共識。這兩種學科劃分對“史”或資料性工作而言，並沒有多大意義，但對“論”或理論研究而言，卻是極其重要的。人文學科，包括人文哲學、人文美學和文藝批評等等，他們都允許甚或依賴主體感悟體驗參與，而難以或不需實證檢驗。譬如人文哲學中的生命哲學、人本哲學、藝術哲學等等，往往都是一個自洽的價值體系，是哲學家對人性、對生命、對藝術意義的個性化拷問或詮釋。而對生命意義的拷問是永遠不能窮盡的，對藝術的詮釋是永遠不能終結的，因此，這類人文學術的價值也是永遠無法取代的。中國傳統哲學，雖沒有思辨形式，但有詩化傳統，也多屬人文哲學範疇，其中感悟宇宙人生、重視人性修養的內容抽象出來，同樣具有人文學術價值。

社會科學，除去通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等等之外，還包括社科性質的哲學、美學。辯證唯物主義，就屬於社科哲學。社科哲學具有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實踐論統一性特徵，需要能揭示客觀真理，能經得起實證驗證。因此，社科研究不能天馬行空，隨意詮釋，亂出概念，主觀臆斷。但我們學者卻缺少對兩種性質學科區分的自覺，各種越界混戰比比皆是。譬如美學，社科美學好比足球，通過激烈角逐是可分出勝負的；而人文美學好比太極或氣功，雖博大精深，健體益智，但各派間難以兼容，外人也無法與其過招。既往的美學論爭就好比足球與太極混在一起，你用實證否定我，我用感悟回擊你，結果幾十年吵下來，誰也不服誰，美學自身也陷入悲劇境地⑤。前述“建設中國ＸＸ學”的學者，就是想將不同性質的古今中外理論“混燉”成一盤“大菜”，結果自然要化為泡沫了。為了避免陷入泡沫學術，一些嚴肅學者（及其博士生）往往由論轉史，由Ｘ學家變成Ｘ學史專家。而這種史、論不分同樣是一種學術混沌，嚴重影響着中國人文學術特別是社科理論的建設，限於篇幅，此處不詳論。

２、研究方法混沌。這種混沌又表現在兩個層次上，一是基本邏輯方法的欠缺。由於缺少邏輯傳統又深受佛禪悟性思維的影響，再加上漢語漢字的特殊性，所以，我們的邏輯混亂似是普遍現象。譬如當代學者已習慣於將“仁”、“道”等概念隨意用西方文化詮釋，使儒學中既含有人道、民主思想，又含有生態哲學、普世倫理、環保意識；如此“萬論皆備於我”，我真搞不懂中國為什麼還會落後。更有某老先生師承孔子，曰如何就如何，說怎樣就怎樣，言之鑿鑿卻從不論證，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便聲言“２１世紀是中國文化世紀”。由於茲事體大，筆者曾費一番功夫，對這論斷進行了梳理和批評。誰知，我等來的反批評文章不作論辯，而將某老名言再重說了一遍⑥。初不甚解，細想一下，這倒合乎邏輯，某老這套連張天師都請出來的神道感悟類學問，原本是無法邏輯論辯的，只好不再理論。問題是，這種非邏輯現象也常出現在中青年學者身上。我曾有過“教授名聲掃地”說法，這說法自然不周延，但一位教授在公開發表文章中卻這樣駁論：“如果現在教授名聲都已經掃地了，那麼，為何還有越來越多的人力爭在教授問題上榜上有名呢？”這真令人哭笑不得。這位教授混淆了價值與價值名聲而不自知，試問：現實生活中人人趨之若騖去拼命爭搶的名利價值，難道都有好名聲嗎？

方法混沌表現的第二層次，就是混淆社科方法和人文方法。這實際上是學科性質混沌的伴生物，其中，將西方人文哲學特別是後現代哲學作為普遍方法搬用的情況已司空見慣。後現代哲學，都有着強烈的解構批判色彩，並不具有社科哲學的普遍方法論意義。譬如像所謂非本質主義，像“東方主義”著名的“東方／西方、野蠻／文明”公式，對於解構西方話語霸權或認識殖民文化本質，都很有思想啟迪意義。但盲目套用，將其作為新銳認識武器，從而認為中國國民性劣根性是傳教士的虛構、認定東方落後事實子虛烏有，那便步入誤區了⑦。更可笑的是，一位新銳學者，竟從中央台的足球解說詞中捕捉到了“殖民話語”。在德國大勝沙特的比賽中，解說員說它很“像大人和小孩的比賽”。這位學者便義正辭嚴地指出：這“大人／小孩”明明是帝國主義描述歐亞關係的概念嘛！根據這樣的邏輯，凡殖民者說過的，我們便只能倒着說，今後只能用“大人”、“先進”等概念來描述亞洲，但這就能給東方帶來文明進步嗎？如此非本質主義、反“東方主義”，恰恰是阿Ｑ主義！

評價尺度混沌。自然科學研究之所以能沿着線性軌跡不斷推進，而社科研究卻往往曲折繞彎甚至踏步不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然科學有明確的評價尺度和檢驗手段，而社科理論則缺少這樣的尺度和手段。我這裡沒提人文理論，是因為它更難以尋求剛性評價尺度。似乎只要能啟人心智愉悅精神且自圓其說有同道共鳴，各種人文理論就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而社科理論則顯然應該有剛性的評價尺度，否則就不是科學。由於學界對此缺少共識，我便借鑑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精緻證偽主義”提出了“四項原則”作為對自己社科理論研究的尺度。現提出來供大家參考。它們是：１、包容性原則：前人學說之合理性部分，應充分為新學說所包容；２、闡釋性功能：新學說既能用新規律闡釋前人所無法闡釋現現象，又能更深刻更完滿地闡釋前人已闡釋過的現象；３、發現預測功能，新學說能揭示前人所未觸及的新現象、新規律；４、硬核不可證偽性：具體的論斷可以證偽，新學說之核心框架應當堅挺等等⑧。某項新學說是否符合這四項標準，當然也有個驗證過程，但由於多數社科理論難以直接由社會實踐驗證，它便只能通過學術批判驗證。所以，我認為這“四項原則”也是社科理論的核心學術規範和批評標準。

當然，這“四項原則”本身是否科學，也是需要檢驗的，但它們在學術批評實踐中有效性卻是勿庸置疑的。譬如，包容性原則，就要求寫社科論文不能目空一切，直接承接先秦或希臘，似乎這幾千年學界一片空白。這是眾多泡沫論文的特徵。譬如，闡釋性功能，就要求你的論文不能天馬行空，無視人間煙火，而一定要援例舉證，而且要面對不利於本論點的例證。實踐美學中的許多高論，往往被一些簡單審美現象證死，如月亮之美，經常被解釋為它像勞動創造的玉盤。那月牙呢？那月半呢？後兩條原則不一一解釋了，眼下只這兩項標準能做到就很不易了。筆者從事美學研究時，一個敦煌月牙泉為什麼美的問題，就使我推倒了全部書稿重來，多花了數年時間。筆者在從事系統價值學研究之前，曾用一年多時間將中國學者相關論述一一分類摘要。而有位編輯槍斃我論文的理由，就是說我盡羅列別人觀點批評一通後再引出自己觀點。殊不知，這種研究比起“有關價值學若干問題”的表態文章難寫多了！我相信，如果大家都能認同並堅持這些基本標準，社科研究中的學術泡沫將難以存在。

學術方向、理論範式混沌。我認為，這兩種連體的“混沌”是當前危及中國學界特別是社科理論生機的一個致命性問題，因為它所扼殺的不是泡沫教授，而是最優秀學者的創造力。人的學術生命是很短暫的，一旦在學術定向上出現偏差，其獲得原創性理論成果的概率便大大降低了。我認為，社科研究的方向，必須也只能來自現實及歷史中的真問題；從“問題”出發併科學回答問題，才有“主義”的生命。顧準的偉大，就在於他的理論思考環環扣緊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當然，需要借鑑學習西方社科理論範式，但必須結合本土實際進行創新完善。那種進口西方問題、或套用西方範式裁剪中國問題甚至中國學術的做法是極為有害的。某些後學新銳熱衷將西方“病”移植到中國的目的，多半是為兜售販賣他們舶來的“新藥”。當然，並非所有進口的問題都是假問題，類似搬來一個“亞健康”概念，肯定能在國人身上發現它的徵兆，並將“新藥”推銷出去。但這恰恰使我們模糊了對中國固有問題或病理的清晰認識，難以對症下藥。恕我直言，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間著名的論戰，便很有些將中國問題歐美化的味道。由於對西方大師理解的差異，更由於中西文化中“左”、“右”概念多有不同，這場爭論往往讓圈外人看了更像一場迪斯尼版的關公戰秦瓊。當然，我絕不懷疑雙方統領學者之淵博學識和拳拳愛國憂民之心，但他們所操的某些理論武器，的確有些游離於中國社會，所開出的治國良方，預後效果的確可能不良。這也是如此激烈的一場論戰，卻在中國現實鏡面上沒留下多少劃痕的原因。最近，洋儒家又被引入中國，儒學正在被用西方範式重新解讀。如果這種解讀能切中肯綮，自然是件好事，但依筆者觀察，這洋儒對孔儒的頌揚，卻只能使我們遠離而不是逼近儒家的本質。

或許，有學者認為這便是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接軌，我並不以為然。人文學術不必說了，在若干社科領域也是很難形成統一理論範式的，更沒有所謂國際水準。因為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面對的民族文化是多元的，社會文明發展程度是有差異的，社科理論也自然應是多元的差異性的存在。通常所謂的國際學術界，其實只是指歐美學術界，包括“東方學”，也是在西方話語中心的產物。而中國社會、中華文明歷經五千年文化傳承下來，的確有其特殊性。中國社會固有的問題和當代轉型期凸現出特殊難題，或是西方不可能遇到的，或是西方理論難以詮釋的。譬如，被明恩浦“發現”的“面子”被公認是解讀中國社會種種特異現象的一把鑰匙，但它迄今仍是個迷，之所以是迷，就是因為套用西方社會學概念難以解釋。再譬如，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程度或失業率，在社保機制極不完善的情況下，根據西方標準早已進入警戒線了。但中國社會卻相對穩定，我認為這便與儒文化承傳下來的超穩定意識形態和社會機制相關，與中國社會固有的“親緣保障體系”（“有三個富親戚不算窮”）相關。筆者在觀察中發現，許多下崗職工對今天社會的滿意度，甚至遠超過某些高薪退養的老幹部。這些現象，顯然需要有特殊的理論；而中國的現象研究透了，中國的理論本身就具有國際水準，對於後發國家，對於東方世界就具有普遍意義，就是世界性的學問，這也才是真正的“東方主義”。

當然，我決不否認學習借鑑西方社科理論的重要性，只是我們決不能匍匐在西方大師腳下，以當好學生為榮。西方大師各領風騷若干年，且這邊有英美，那廂有德法，是永遠學無盡期的；而作為學生學得再好，也是得不到西方學界的尊重的。中國學界應該學習海爾，海爾今天能成為國際化大企業，是因為張瑞敏在虛心當學生的同時就想着如何超越他的老師。中國學術與歐美學術的差距，並不比中國企業與世界一流企業的差距大，只是中國學者缺少這種與西方老師比肩而立平等對話的自信和勇氣。如同一流企業訂標準一樣，一流學術訂範式；理論範式，這才是學術話語權的核心。我們必須要有探尋和建立中國自己理論範式的自覺和自信，這方面我們是有條件的。譬如對儒文化的科學闡釋。新儒家在海外，聲稱儒家已經死掉了，其實，儒文化仍現在時態存活着，今日中國的許多深層問題，成也儒家，敗也儒家，要科學地解析把握儒文化，是肯定要生成若干新的理論範式的。即便在社科哲學一些元問題上，中國同樣也有競爭力，因為我們有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傳統。譬如，勞動價值論，在經濟學範疇中的爭論是很難深化的，因為它本質上是元價值問題，需要靠社科價值學、靠新的價值理論範式解決，而西方價值學理論人文與社科混沌不分，是難以給出這樣的概念的。其它，如倫理學、美學等等，儘管西方學派林立，我們都完全可以生成獨立派別與他們並立。

我真誠相信，當中國學術泡沫逐漸消退之後，中國文科是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以豐碩的學術成果取得自己的話語權，並獲得西方學術界的尊重的。但它的前提，卻是中國學者必須要有學術自信，有理論自覺，並有一顆自由躍動着的創造靈魂。

①學術泡沫、學術腐敗情況理科同樣存在，因筆者學識所限，將議題僅限於文科，後文的學術概念也皆指文科。②對中國學界泡沫學科及泡沫學術之怪現狀，我曾在諷刺小說《“高興學”興衰記略》中做了形象化的揭露；易中天教授深為共鳴，並創作出一部中篇小說《高高的樹上》。待發表後，有興趣讀者不妨找來一讀。③楊曾憲：《有關古文論“失語”、“復語”問題的冷思考》《人文雜誌》１９９９年第５期。④本節所論問題也涉及社科院系統，但因其所占分量較小，且需專題研究，故省略。⑤楊曾憲：《關於美學方法、學科定位及審美價值的幾點淺識》《學術月刊》１９９８年５期。⑥楊曾憲：《２１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嗎？》《文藝報》２００２、１、８；蔡德貴：《解讀季羨林的“河東河西論”》 《文藝報》２００２、３、１２。⑦楊曾憲：《質疑劉禾的話語霸權》《文藝報》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２日；《質疑“國民性神話”理論》《吉首大學學報》２００２年１期；《“面子”是東方學的虛構嗎？》《東方叢刊》２００２年２期。⑧楊曾憲：《審美價值系統》《導言》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版。

楊曾憲 研究員 青島社科院 郵編：266003 本文發表於《學術界》２００２年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