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到清華讀研究生，入學第一天就吃了一驚。在新生入學典禮上，滿打滿算校 長只講了幾分鐘話。我從小學念到大學，深知師長們大都有訓話的癖好，每逢開會，不說 到口乾舌燥不肯罷休。照我過去的淺陋經驗，堂堂清華校長，就是講它一上午也是正常的 ，後來才明白，清華人講效率、重效果的務實精神就是這樣慢慢傳遞給學生的，但當時我 確實吃了一驚。 　　

第二個吃驚之處是清華的掌故之多，尤其是圍繞禮堂一帶的老建築群，可謂一寸土地 一寸歷史，不小心就能踩出一段故事。朱自清菏塘，聞一多聞亭，坐在老圖書館的開架閱 覽室，讀書讀累了，便琢磨當年曹禺到底在哪張桌子上寫出了《雷雨》。梁啓超、王國維 、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的風采，我生也晚，已無緣目睹，只好把一番仰慕之情壓在心 頭。逢有外地朋友來清華，便興致勃勃地充當義務導遊，為之講解、批註清華園的人文和 自然景觀,言者忘形,聽者也面露艷羨之色。若導遊們都有我這份熱心,我敢肯定,我國的旅 游事業一定會興旺得多。 　　

慢慢我才明白過來，原來我們所講的，是一個逝去的清華。今日清華固然氣派非凡， 以它所培養的優秀工程師而自豪，清華學生們仍在念叨着五十年代蔣南翔校長把火車站趕 出清華園的豪邁，但是，和北大相比，清華畢竟少了點什麼。 　　

清華人文科學的衰落啟始於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去年《讀書》雜誌接連刊出《清華 園裡可讀書》和《清華園裡曾讀書》兩篇大作，在清華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懷舊之風，提起 昔日清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交相 雜車幕曰停 人們便唏噓成聲，言外之意是，如果不把 清華的文科悉數撥給北大、南開，清華至今仍能領昔日風騷，云云。這種說法令我懷疑， 照此邏輯，假如蔡元培先生仍主持北大，那麼北大的輝煌該如何去講？問題不能這麼看， 假如中國仍處在秦皇漢武的時代，振興中華之說就顯然是多餘的。關於歷史，我懂得的不 多，但我知道歷史是不可逆的。關於未來，盡可以美好憧憬，對於歷史我們卻只有認帳。 　　

不管清華人對北大怎樣心存成見，北大畢竟薈萃了人文科學的所有學科，所以清華學 生凡有愛好人文科學的，便與北大結下了不解之緣。我記得，當年我曾混跡於北大學生中 聽北大教師的課，在未名湖邊徘徊，在三角地煞有介事地看告示和大字報（不知道80年代 怎麼會有那麼多學潮），儼然是北大的一員。這樣的同道在清華有許多。愛好人文科學的 清華學生儘管性格各異，差不多都有心儀北大女生的經歷，大膽的人演化成了行動，羞怯 的人停留於心儀而已。北大女生也愛說清華工程師們可靠，踏實肯干，儘管有不解風情的 缺憾，卻少有文人們的見異思遷。這似乎反映了兩個學校之間的親合力，有時候，這種新 合力也表現在相斥上，逢到放假，互相攀比、抱怨本校假期太短的總是北大和清華學生， 似乎他們都不屑於同其它高校攀比。 　　

兩個學校的歷史折射了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史。清華靠美國退還的庚款辦校起家，北大 是戊戌變法留下的果實。舊清華學生講英語，多西裝革履，而不象北大學生那樣喜着長袍 ，據說清華照搬了不少美國常春藤大學的習慣，可謂西化到家了。學者們據此論道：清華 是舊中國自由主義的溫床。北大則多慷慨激昂之士，於政治革命情有獨鍾，五·四時期北 大的覺悟社幾乎囊括了所有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家，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學生社團新潮社 ，其積極分子後來大都成了國民黨的棟梁之才。借用一個馬克斯·韋伯的概念來比較兩校 ，北大重價值理性，清華重工具理性，雖然幾經滄桑，兩個學校內在的文化宿命似乎都不 曾改變。兩個學校孰優孰劣的比較是無聊的，兩個學校更應該象一對兄弟或姊妹，互補短 長，攜手共建中國的文化、科學。在這種意義上說，清華應當象北大，而北大也應當象清 華。 　　

有人以牛津、劍橋，哈佛、麻省理工學院來比附清華和北大。我覺得這裡面總有一種 精神勝利的成分，這是因為事事不如人，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比的了。但話又說回來，中 國的現代大學制度本來就引自西方，能夠以其歷史和學術水平同西方大學比一比的，最象 的兩所大學恐怕還是清華和北大。近些年國內的許多學院紛紛改名為大學，這如同把小店 鋪叫成超級市場一樣可笑。一個有出息的大學自有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蘊，儘管歷史使清華 、北大留下了諸多遺憾，而清華、北大的底蘊畢竟不是一般學校所能望其項背的。 　　

關於兩校，追憶者眾。散見於校刊上的記載，多是軼聞、掌故之類。固然透出對昔日 的感傷回憶之情，如同士人們喜歡講南明舊事，我總覺得少了切膚之痛。清華、北大是近 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兩個窗口，它們的歷史和現實只會引起有心人對中國高等教育前景的深 切憂慮。辦大學不僅僅是一件政府行為，它應當成為全民族的共識，大學怎樣辦則更是一 個艱難的工程，非一兩個紅頭文件、一兩個系別的增減所能解決。一所優秀的大學應有它 的靈魂，這與大學實行學院制還是導師制無關，關鍵在於大學能否形成自由、寬容、熱愛 知識、探求真理的風氣，就這點而言，今天的清華和北大又何嘗使人樂觀？ 歐洲的大學多有神學院背景，中國的大學則多為救亡圖存而設，琢磨的是如何師夷之 長技以制夷，而少了純粹求知的樂趣。大學應當是俗世中的一方淨土，大學固然應當有勇 氣超脫於黨派之見，在今天，更重要的是它應當有在商品和金錢的喧囂中卓然獨立的固守 。 　　

清華老校長梅貽琦先生說：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先生的意思 用今天的話來說，強調的是硬件、軟件之別。大學在現代社會，雖然不能甩開工具教育的 責任，但大學首先應當是一種象徵，一所實驗室，培養出一些出類拔萃的大師，帶動一個 民族對知識和真理的熱愛。就象牛津之有羅吉爾·培根、雪萊、吉明、湯因比，劍橋之有 牛頓、達爾文、拜倫、馬爾薩斯、凱恩斯。大英帝國的榮耀恐怕不只在它的船堅炮利，而 是與這些影響了人類文明進程的巨匠、大師連在一起。 　　

欣聞清華近來恢復了文學院，旨在重整舊日清華之輝煌，為我輩所奔走相慶。但斯文 掃地易，重整斯文則難，阿基米得被一個羅馬士兵砍下頭顱只花費一眨間功夫，羅馬人學 會希臘人的文明和智慧卻要花費幾百年。 　　　　　　　　　　　　　 　

1995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