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你怎能忘記劉達？
作者：戴開元 華新民
科大的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離開人世已經八年了。在這個信息爆炸、文字潮湧的時
代，卻看不到科大人寫的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網站，竟然找不到
劉達二字，仿佛他已從科大校史上蒸發。作為科大的老校友，頗為不解，深感不平。
故寫下一些文字，對這位為科大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共產黨內不多見的教育家表
示一點懷念之意。
1964年春，劉達出任北京的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60年代是個特殊的年代，科大是
一所特殊的大學，遇到劉達這位思想獨立、敢想敢幹的人物，自然會發生一段特別的
故事。
先說科大。
1958年建校的科大，從時間上看是“大躍進”的產物。科大校友不必為此而感到慚愧
。清華來自用庚子賠款辦的留美預備學校，北大原是滿清王朝的京師大學堂，其“出
身”難道比科大更光彩？
實際上，科大是科學院與教育部長期矛盾的產物。五十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共政權
在教育系統實行“全盤蘇化”，不僅文理科和工科被分離在不同的院校，科學研究同
教育也被分割開來：科學院專門從事科研，高等院校基本上只管教育。這套從蘇聯搬
過來的體制，現在回過頭去看，其弊端已經比較清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學生
不能及早接觸科研，科研機構也不能及時發現和吸收優秀的年輕科研人材。
這種分離也導致科學院同教育部門之間爭奪資源和人才的“戰爭”。自從1956年中共
政權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以及中國要搞“兩彈一星”──原子彈、導彈和人造
衛星──的目標後，中科院獲得了相當優厚的物質資源，但是主持科研項目的領導干
部和科學家卻常常埋怨分配不到最好的畢業生，因為清華、北大等中國一流的大學都
把最好的學生留在自己學校里，而不願輸送到科學院。科學院苦於“人才難得”，產
生了“求人不如求己”的想法，決定自己辦學校培養科研人員。
58年5月9日，中科院向當時主管科研的聶榮臻元帥和中宣部呈送一份關於開辦大學的
報告。6月2日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這份報告。9月20日，中國科技大學在北京西郊正式
開學。校長由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兼任，學校的實際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書長、科大的
首任黨委書記郁文。
科大在三、四個月內從無到有，不能不說是“乘了大躍進的東風”，這樣的速度記錄
恐怕全世界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能夠打破。一方面，這說明當時中共領導對科學院辦學
的重視。另一方面，這同郭沫若在當時政府中的地位密切相關。雖然科學院相當於國
務院下面的部一級機構，但是由於郭沫若的資歷以及同周恩來、聶榮臻的私人關係，
他可以直接向他們要校址、校舍和其它支持。不象現在的科學院，一定要把“太子”
請來當副院長才能“直達天聽”。
科大第一年開學的消息，被《人民日報》作為重大新聞登載在第一版上。聶榮臻題詞
說，創辦科大是“我國教育史和科學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科大一開始就被列入全
國重點大學，它標榜以培養“尖端科技”人才為目標，實行“全院辦校，所繫結合”
的方針，副校長有嚴濟慈、華羅庚這樣的大科學家，各系主任由科學院的對口研究所
所長錢學森、趙九章等擔任，還有錢臨照等一大批科學院的著名科學家直接講授基礎
課，因而立即成為全國高中畢業生嚮往的學校。當時的黨政領導人也紛紛將自己的子
女送到科大深造，最初的幾屆學生中即有朱德的孫女、陳雲、羅瑞卿的女兒，陳毅、
烏蘭夫的兒子等。
科大校園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現在被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占），原來是中央馬列
學院的校址，它東臨解放軍政治學院和七機部二院，後為解放軍301醫院，西面是八
寶山公墓。當年北京高校有句順口溜：“窮北大，富清華，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
倒不一定真“窮”，清華校長由教育部長蔣南翔兼任，教育部每年的銀子，清華撈到
的最多，確實有點“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情形現在比過去更甚）。當年
科大的經費主要來自科學院，也不算窮。但它與死者為鄰，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
第一層含義。
科大的辦學方向是面向科研，其主要任務是為中科院和國防科委培養研究人材。學校
的專業設置，以新興、邊緣、交叉學科為主，因而對學生的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外
語的要求要高於一般的大學。例如化學物理專業，其課程設置幾乎囊括普通大學物理
系和化學系的全部主要課程。課程過多，再加上學校初創即遇到“三年困難時期”，
導致科大的學生有“三多”：戴眼鏡的多，端藥罐子的多，因病休學、退學甚至死亡
的多。這是科大學生“不怕死”的第二層意思。
再說劉達。
劉達（1911－1994）原名劉成棟，出身於黑龍江肇源縣一個地主家庭。1935年，劉達
就讀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參加抗日救亡組織和“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次年加
入中共，37年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後來到“晉察冀邊區”，任雁北地委書記和邊區
黨委秘書長等職。後來的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和馬天水當時曾經是他手下的幹事。據
說，馬天水同劉達關係很好，雖然後來馬的地位已經高於劉達，文革前進京都會看望
老首長。馬天水後來陷入四人幫的圈子，下場悲慘。這是劉達沒有料到的。
劉達45年赴東北，任陳雲秘書。次年，哈爾濱解放，任第一任市長。以後，他在東北
農學院、東北林學院、黑龍江大學擔任校長、書記等職。55、56年，兼任林業部、森
林工業部副部長。59年，劉達到黑龍江農村調查，發現大躍進運動“勞民傷財”，“
破壞生產力”，結果被黑龍江省委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罷官，行政級別
從六級降為七級。62年，在劉少奇點名干預下，劉達的“右傾”之罪得到“甄別”。
據說，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安子文，要劉達在出國當大使和去大學任職之中任選一個
，劉達挑選了後者。1964年，劉達接替郁文，擔任科大的黨委書記。
從1964至1975年，劉達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實際主事僅五
年多。在這短暫的數年內，劉達至少做了兩件大膽的事。一是文革前夕，劉達搞了一
次教育改革，推行西方大學的學分制，開共和國高校回歸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二是
文革後期，劉達創“回爐”之舉，搜羅文革中畢業的科大學生返校補課，為科大保留
了一批教學科研人材。另外，劉達在蹲牛棚期間，不僅不低頭認罪，竟說服看管他的
學生，變為死保他的“鐵杆保皇派”，亦屬文革中極罕見之事。僅此數舉，即可令劉
達在科大校史上留下燦爛的一頁。
1965年，劉達在科大搞的教育改革，堪稱科大校史甚至共和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創舉。
中共執政後，共和國全盤採用蘇聯教育制度。舊大學或解散，或解體，或合併。清華
、交大等變成純工科學校。北大、復旦等“綜合大學”，僅剩文、理二科。其餘航空
、鋼鐵、石油、地質、化工、外語等校，專業面更為狹窄。學生一進校，即被分派某
一專業，按照指定的課程學習，直至畢業，毫無自由選擇的餘地。
58年大躍進的慘敗，導致62年的調整。國民經濟稍有起色，毛澤東即號召“千萬不要
忘記階級鬥爭”。63年以後，“左風”愈吹愈烈，貫徹“階級路線”，學毛著，學雷
鋒。64年，毛髮布教育問題指示，曰“舊教育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學制可
以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試是“用對付敵人辦法”、“搞突然襲擊”、
“整學生”，“要完全改變”。在這種形勢下，劉達“偷天換日”，借毛澤東的教改
之名，於1965年開始搞他自己的一套教改。
劉達的教改，可歸結為“三化”：自由化，英語化和西方化。
一、以學生為中心，推行西方大學的學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度減少必修課，
每學期僅規定三門必修課（包括外語）。每門主課三個學分，完成規定學分即可畢業
。學生可自由選修全校任何專業、任何年級和任何教師的任何課程，可以跳級、單科
升級和提前畢業，也可以不去聽課，完全自學，只要參加期末考試及格即可。據文革
中的大字報揭發，劉達還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級學生的專業劃分，新生進校後，先學兩
年基礎課，再按學習成績和學生的意願定專業。
二、重視英語。文革前，除了外語院校，科大大概是全國最重視外語的大學。學校規
定，學生必須掌握兩門外語才能畢業。劉達的教改，尤其強調英語。新生入學後，無
論原先學過何種外語，必須首先學英語，英語過關後才能學其他外語。從未學過英語
的新生，編入英語慢班；學過三年英語的，進入快班；學過六年英語的，進入特快班
。特快班由外語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親自授課，主要用英語講課，強調學生要達到
看、說、聽、寫“四會”，才算學會英語。
三、採用英美教材。過去科大與其他大學相同，採用蘇聯教材和其他大學或本校教師
編寫的教材。1965年，科大一些課程開始直接採用美國教材，例如化學物理專業的普
通物理學，就採用的是李重卿翻譯的美國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學》。
這場教改極大地調動了科大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競爭意識。65級的學生，大
多原是各中學尖子生，個個雄心勃勃，人人爭先恐後，都想在教改中出人頭地，多選
課，快修課，除了吃飯、睡覺和體育鍛煉，其餘所有時間都用在學習上。飯堂吃飯排
隊，掏出英語單詞本念念有詞的人不是個別。不難想見，這場極有戰略眼光、極具前
瞻性的教改，如果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科大必將為中國的科學事業培養出更多的
優秀科學家。
文革一來，教改不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嚴厲批判。但劉達的教育思想卻在科大產生
了持久的影響。科大後來搞學生“回爐”，在發表科研論文方面名列全國高校的前茅
，在全國高校外語評比中多次獨占鰲頭，創辦全國第一個少年班，設立全國第一家研
究生院，考研和出國留學的比例全國第一，甚至最近開展低年級生不分專業的試驗，
可以說都與劉達當年教改留下的遺產不無關係。
劉達的教改，在表面上有些措施似乎與毛澤東指示吻合，如減少必修課和考試，修滿
學分即可畢業（縮短學制），允許學生不聽課等。但其實質內容，卻是另一回事。
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核心卻是強調“政治”，強調“紅”而輕視“專”甚至反對“專”
。1958年毛制定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64年毛與毛遠新談話時又說：“階級鬥爭是你們（青年學生的）的一門主課。”他
既反“美帝”，又批“蘇修”，從未主張學習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他認為，共產黨
坐江山以後的十七年，學校仍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因而必須“造反奪權
”，打倒“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革後期，毛放手創建他主張的“嶄
新的無產階級教育制度”，廢除高考，以“推薦”方式招收工農兵大學生，“上大學
，管大學，改大學”。工廠辦“七二一大學”。取消文科，理工科大學搬到工廠、礦
山，農學院和醫學院遷到農村，教師去“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造就出“白卷英雄”
張鐵生、“反潮流小將”黃帥這樣的風雲人物。
對比之下，劉達的教改和毛氏教育路線，可說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孰是孰非，何
優何劣，歷史早已作了結論。
劉達極為重視學業，重視人材。62年以後，全國“左”風日炙，林彪鼓吹“突出政治
”，劉達對此持抵制態度。他甚至在全校大會上說，“有人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
句，難道主席吃飯、喝水、上廁所說的話，也頂一萬句嗎？”。教育部宣傳北京航空
學院“又紅又專”優秀學生范興言，全國各大學爭先恐後學之，劉達卻在科大印發南
京大學學生溫元凱的材料。兩者有何不同？范興言的突出“成績”是“活學活用毛選
”。溫元凱的特色是他在大學二年級就學了數門外語，寫出具有專業水平的科研論文
。劉達還根據新生的入學成績，挑選少數學生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文革中被批為“反
對階級路線”，“培養修正主義苗子”。
劉達對人材的愛護，還體現在對一些“反動學生”的處理上。近代力學系60級學生江
建銘，在畢業前給中央寫信，表示對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不同意見，被定為“反
動學生”。劉達認為這只是思想認識問題，照樣讓他畢業，並分配到保密的工作單位
。該單位發現江有“政治問題”後，把江退回給學校。劉達沒有像當時許多學校那樣
把江送交專政機關，而是留在科大。他還把江建銘給中央的上書印發給馬列主義教研
室“批判”。聽了那些教員的批判後，劉達說，你們這些馬列主義教員水平還不如江
建銘。可見劉達內心是同情甚至欣賞江的。文革中這成了劉達的一大罪狀，說他是“
反動學生的保護傘”。以後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後任科大校刊的編輯。如果在別的
學校，例如華東師大，江很可能落得跟王申酉同樣的命運。
1966年6月，文革風暴興起，科學院派郁文、李煥為首的工作組進校。劉達先被停職
，後被打倒，戴高帽，掛黑牌，游校園示眾，清廁所，掃馬路，蹲牛棚，自是家常便
飯。劉達身材矮胖，66年8月，有人用紙版把劉達畫成一隻醜陋的烏龜，釘在電線杆
上，極盡人身侮辱之能事。67年底，筆者在校園馬路上，看見劉達頭戴一頂破帽，身
穿一件舊棉襖，手持一把大掃帚，獨自在凜冽寒風中清掃馬路，不禁生出一絲惻隱之
情。一位30年代就投身革命、多年來一直“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老幹部，想不到竟
落到如此境地！
在被“專政”期間，劉達也不時有一些“趣聞”傳出。那時他每天要向專政隊匯報思
想。有一天的匯報內容是關於打掃廁所，他沒有寫什麼掃廁所使自己“接近勞動人民
，有利於思想改造”這類當時流行的套話，而是說他從一樓的打掃到六樓，發現一樓
的廁所最髒，六樓的最乾淨，因為一樓的廁所用得最多，因而他建議今後設計樓房一
樓的廁所應該大一些，越往高層，廁所可以小一些。這種匯報常使專政隊領導哭笑不
得，從中可以看出他觀察細緻和辦事認真的態度。
近代化學系學生陳孝原，運動初期對劉達持反對態度，後來因“反動言論”被關押，
同劉達成為牛棚里的“難友”，兩人朝夕相處，使陳對劉達的看法完全轉變，遂成忘
年之交。後來陳孝原“出獄”離校，劉達以自己的皮襖相贈，可見他對青年人感情之
深厚。
類似的事也發生在看管劉達的人身上。科大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派張臘狗等學
生監管劉達。劉身處逆境，以平常心對待監管學生，娓娓講述高層內幕及自己經歷，
令張臘狗等肅然起敬，覺得劉達一身凜然正氣，關心國家前途和民生疾苦，認定他是
“我黨好幹部”，還成立“幹部問題聯絡站”，決心保劉出山。哪知在67年底，康生
、楊成武大筆一揮，說劉達在歷史上追隨劉瀾濤、彭真等“壞人”，一貫“右傾”，
於是劉達被定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1970年，科大遷校合肥。次年，林彪集團垮台，劉達仍住牛棚。張臘狗聞之，修書王
震，訴說劉達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區同劉達共事，對劉印象良好。他去合肥找劉達
竟吃閉門羹，立即致電時任安徽革委會主任的老部下，劉達方獲“解放”。（張臘狗
後來改名張恆烈，現為江蘇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
1972年，劉達官復原職，時年61歲。“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本性不改，仍想做
一番事業。但四人幫還在台上，學校個別領導幹部處處制肘，使他有志難伸。科大遷
校以後，設備損失迨盡，教師僅剩一半，更糟糕的是與中科院的研究主體距離遙遠，
對科大的發展極為不利，因而劉達要求中央把科大遷回北京，但在當時的政治大環境
下，他碰了一鼻子灰。科大短短十多年興衰的歷史，真說得上是：成也中共，敗也中
共。
1973年，劉達珍惜文革前高分考進科大的學生，趁林彪垮台後極左政策有所收斂之機
，下令搞“回爐”，羅致一批分散各地的文革中科大畢業生回校補課，為科大培養了
一批科研教學骨幹。他還把在浙江一小工廠當工人的南京大學高材生溫元凱，調到科
大任教。“回爐”消息一傳開，上頭嚴令制止，說是搞“右傾復辟”，致使“回爐”
半途而廢。
文革期間，科大物理系教師方.勵.之等人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研究天體物理。林彪垮台
後政治氣氛稍有放鬆，方等開始在當時剛剛恢復出版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介紹天
體物理等領域的新進展和研究成果。張春橋、姚文元於是在上海辦《自然辯證法》雜
志，組織復旦大學谷超豪等人撰文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將方.勵.之最先引進中國的“
黑洞”、“宇宙熱大爆炸”等新概念批判為“唯心主義”和“偽科學”。劉達不理會
“上海幫”的大批判，支持方.勵.之等人研究天體物理，使中國科學家在天體物理領域
占有一席之地。
上壓下擠，加上文革中遭受迫害而健康不佳，劉達1975年離開科大，到北京任國家計
量總局局長。
1977年，劉達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數年之內，就把清華從一所工學院轉變
為兼有理、文科的真正的綜合性大學。他雖然人在清華，卻沒有忘記科大。他親自寫
信推薦，使300多名流散全國各地的科大學生，得以歸隊、回爐和落實專業對口政策
。著名天體物理學家、現在廈門大學任教的盧炬甫教授，就是劉達幫助之下得以返回
科研單位的。
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澤東正在精心籌劃“文化大革命”，準備清洗以劉少奇、鄧小
平為首的一大批“黨內走資派”。劉達身為七級高幹，與中央許多頭面人物非常熟悉
，難道對即將來臨的文革風暴沒有一絲預感？他竟然敢在天子腳下的科大，大力推行
西方國家教育制度，豈不是引火燒身、自投羅網？一位對劉達思想相當了解的校友說
，劉達當時除了隱約感到彭真可能會出問題以外，對於即將來臨的文革風暴，確實毫
無知悉。由此觀之，劉達顯然不是一位兩眼向上、密切關注中央高層風向的幹部。文
革中有人揭發，劉達在聽到中央電台廣播聶元梓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時
，他的第一個反應竟是：“小聶在延安時可是夠風流的呀。”
60年代的共產黨高幹，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眼睛朝上，千方百計迎合最高領袖，
發明各種肉麻的詞彙搞個人崇拜，一心一意往上爬，林彪、柯慶施、康生可謂此類典
型。第二類，循規蹈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對上級指示從不懷疑，或者明知有錯
也不敢抵制，此類幹部人數甚多。第三類，仍然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關心民眾疾苦
，不計較個人升降榮辱，敢於抵制上級的甚至最高領袖的錯誤指示，在無力改變政治
大環境的情況下，爭取多作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彭德懷可算其中的代表。劉達也屬
於最後這類幹部。
劉達是文科知識分子出身，長期從事大學領導工作。他思想解放，眼界開闊，目光遠
大，敢於創新。有人可能會說，學西方算什麼“創新”？在“左風”猖獗的政治大氣
候下，敢於逆流而上，學習西方的好東西，這就是一種創新。科大現任校長朱清時說
，科大的精神就在於創新，而創新是需要有些勇氣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劉達的精神
是一份現成的值得借鑑的寶貴遺產。
劉達在科大十一年，倒有一半時間受師生批鬥、侮辱，筆者當年也在批鬥會上喊過“
打倒劉達！”的口號，現在深感後悔和慚愧。劉達對科大有功有恩，科大對劉達有過
有愧。飲水思源，當年受惠於劉達的數千名科大師生，在劉達的直接關懷下得以重返
科教戰線的300多位科大校友，難道不覺得還有一筆“欠債”尚未償還？科大的校史
難道抹得去劉達？
2002年11月25日於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