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的科學發展受到阻礙，是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缺少理性思維，而西方的科學之所以發展，是因為西方的文化中的理性思維方式。本文打算唱唱反調。

這是因為，我發現中國的人種在理性思維的能力上並不比西方人差，比如奧數冠軍中國人也拿了不少，中國的各個科學中數學還是強項。

那麼，為什麼發明了指南針後沒有去研究磁場的特性呢？為什麼沒有人去進行屍體解剖來發現血液循環系統呢？我的觀點是，中國的科舉制度造成了這一點。

歷史上進行了科學的重大發現的人都有重要的特徵，就是他們有閒，閒得無聊。比如愛因斯坦，比如牛頓，都是有閒階級的人。實際上馬克思也是有閒階級的人，他後來受的苦，也屬於吃飽了撐的。因此，人類社會之所以要產生階級，也是要使某一部分人特別地有閒，閒來無事，吃飽了撐的，因此就要研究研究一些事情。當然，在一個一千萬人的社會中，可能有閒階級總共有一百萬人，其中真正想到要研究事情的人也占一個很少的比例，比如說萬分之一，那麼一百萬人中就總有一百個人閒得發慌，因此要研究事情，但這也就足夠了。如果社會總有一百個科學家，科研成果想來不會少。

而歷史上西方的封建社會是一個世襲制的等級社會，是將人看作是貴族和平民兩種，認為貴族天生就應當統治人，而平民則天生應當受管理。象法國和英國長期實行爵位制度，一個公爵天生就是要掌權的。而平民想掌權則門也沒有。

這樣一來，貴族出身的人，一生下來無須任何努力，他的個人利益就是現成的。既然如此，他就沒有什麼努力方向，而處於閒得發慌的狀態。而平民出身的人，一生下來就註定沒有機會當官掌權，因此也沒有“當官”這個努力方向。因此一些平民甚至奴隸在這方面也是絕望的。在這種情況下平民中的知識分子，比如阿基米德或者瓦特，也永遠別想當上官，因此他們當然就研究自己的事情。

這就是在西方科學能夠發展的根本原因。

而中國社會則不同，中國社會由於頻繁地改朝換代，產生不了穩定的貴族階層，每個人並沒有這樣的觀點：只有某些血統的人才能夠當官掌權。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科舉制度，即通過考試就能夠當官，如果考得好，可以當很大的官，而且不論窮富，都可以去考試，也都有機會當官。

這個科舉制度在維護政權方面有相當的合理性，幾乎是人人平等的。也正是因為這個科舉制度，使得中國的社會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能夠長期地管理巨大的國家。

但是它的負面因素也就出現了，由於科舉制度出現，使得有閒階級不再有閒，無論是平民還是大地主，統統被科舉制度的潛在的巨大的個人利益所吸引。這樣一來，假設社會本來有有閒階級一百萬人，如果他們真的有閒，則其中的萬分之一能夠成為科學家，可產生科學家一百人。但是現在這一百萬人中有九十九萬人都被科舉制度吸引過去，不再有閒，統統去努力研究四書五經和提高語文水平了，如果有誰敢不去複習四書五經，他的爹媽要揍他。那麼剩下的一萬個瞧不起科舉的有閒人士，只能產生一個科學家。這樣科學家的產生率就變得極低了。

牛頓是一個貴族。假如牛頓生在中國，也會被他的家庭逼着去考完秀才考進士，考完進士考舉人，然後再當官。可是牛頓在英國，無須考試，無須鑽研四書五經，根據世襲制，他就是貴族，天生就能夠當官，因此就有閒，當然就有機會作出科學的重大發現。

因此，如果我能夠乘着時光列車回到唐朝當上皇帝，第一道命令就是廢除科舉制，主張世襲制，使得有閒的貴族真的有閒。這肯定能夠使中國的科學發展迅速。但另外的負面因素就一定會出現，那就是無法通過這樣的世襲的貴族來對這麼大的國家進行有序的管理，貴族間的爭鬥會愈演愈烈，最後導致國家失控而四分五裂，就象歐洲那樣。

我本人經歷過了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文革時期由於左的錯誤，基本上沒有什麼考試了。結果文革期間產生了大批優秀人才，包括著名作家，著名科學家。這是因為文革造成了大量的有閒人士。那個時候如果喜歡數學，就一定是真的喜歡數學，喜歡文學，就一定是真的喜歡文學，和任何功名無關，不可能直接帶來個人利益。

而文革後高考制度一恢復，則千軍萬馬又奔着這個獨木橋來了。現今時代是文憑能夠直接帶來個人利益的時代，這也是假文憑泛濫成災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想，能不能下一道命令，全國所有的文憑統統作廢，所有的人都將自己的文憑拿出來，用火燒了，並規定今後在招聘人員任用幹部時不允許考慮這個人的文化程度，或者說今後每個人填表的時候在文化水平一欄愛填什麼就填什麼。

我的意思是，讓文憑沒有辦法直接帶來個人利益。學習還是要的，入學考試也要。但是，畢業沒有文憑。比如一個人從清華大學計算機畢業之後，從他的任何檔案中清除掉這一信息。那麼，如果清華大學的計算機教育搞得好，他的本事就還存在，憑本事在社會中競爭就能夠占據優勢，為什麼還要文憑？比如說拿世界冠軍的運動員就不需要什麼文憑。一個足球運動員能夠大腳破門，誰管你是從哪兒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