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產業部門有朝陽、夕陽之分一樣，人文社會科學各門學科有顯學與冷學之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建國50年來，各學科的興衰浮沉、顯冷更替既與一定時期的政策宣傳指向息息相關，也和人們的價值取向、社會風尚陳陳相因，在近20年的改革開放大潮下，更取決於市場對各學科人才的需求狀況。因此，沒有永遠的顯學，也沒有永遠的冷門。哪門學科也只是一段時期人文社會學科的帶頭羊，各領風騷三、五年而已。

文學：從中心走向邊緣

中國的文學、文學家承載過太多的歡樂和悲愴。長期以來，文學始終是社會關注的中心。曾幾何時，做一個文學家是多少年輕人的夢想。粉碎"四人幫"之初，文學先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進入解凍年代。反思文學、傷痕文學拉開了思想解放的序幕。80年代報告文學崛起了，一篇篇針砭時弊、揭露腐敗的報告文學發表後一而再地產生了社會轟動效應。那些年，經常聽說，某某著名作家在外地出差，被口呼某某青天的人攔車喊冤告狀，文學及文學家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見一斑。1988年全國第四屆文代會召開，給作家"創作自由"，中國迎來了文學的春天。那時，大學中文系是文科生報名最熱門的專業之一。進入90年代以後，影視文化、卡拉ＯＫ、迪斯科等消費文化的流行使許多讀者遠離了文學，更由於在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下，人文精神的普遍失落，使文學失去了大眾寵兒的地位。文學刊物不斷倒閉，剩下的刊物訂戶減少，文學圈子越來越小的報道不絕於耳。前幾年，文學界發起了"人文精神緣何失落"的討論，從那些長噓短嘆，抱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文章中，可以覺察出文學已經邊緣化了。

歷史學：危機重重

改革開放前的史學，過於強調歷史研究為現實政治服務，再加上毛澤東主席酷愛讀史，因此那時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現在六、七十歲的學界中人會津津樂道五、六十年代史學研究的"五朵金花"：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史、農民戰爭史、民族關係史、資本主義關係萌芽。70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一些衘用史學家（尤以臭名昭著的梁效寫作組為代表）搞遵命史學、影射史學，杜撰了荒謬的"批儒評法"、"儒法鬥爭史"的鬧劇。全國上下談秦始皇、商鞅變法，對史學的重視真是舉世罕見。那時的史學着實風光，《歷史研究》曾創下了發行十幾萬份的紀錄，是當時僅存幾家且發行量最大的社會科學刊物之一。今天說這些，真有點白頭宮女話天寶年間的感覺。然而，史學變成了政治的婢女，輝煌中也埋下了日後的危機隱患。進入歷史新時期後，學術研究政治化的趨勢退潮，再加上市場大潮湧，史學幾乎成了文科中最冷的學科：大學歷史系招生數年年下降；某名牌大學歷史系老師比學生多、另一著名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比碩士生多，碩士生比本科生多；為了生存的需要，有些大學的歷史系改名為文博系、旅遊觀光系、文物鑑賞系；歷史系本科畢業生千方百計改讀經濟、法律、新聞等熱門學科的碩士生，為的是不致畢業後就業難；至於史學著作出版難、史學期刊訂戶少的哀嘆更是舉不勝舉。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史學界發出了"史學危機"的呼聲。

哲學：重歸冷寂

文革時期，曾有過一段大眾學哲學的熱潮。工農商學兵都讀諸如《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等深奧的哲學經典著作。擔熱鬧歸熱鬧，這種強力灌輸並沒有催生出多少哲學愛好者。普羅大眾往往將哲學與抽象、玄學、經院研究打上等號。哲學獨領風騷是在70年代末的真理標準討論時期。人們不會忘記，是哲學界率先在思想戰線吹響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衝鋒號。不經黨政幹部、理論工作者連企業工人、下鄉知青都密切關注着這場事關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討論。正是這場討論導致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實踐派"戰勝了"凡是派"，不再搞以階級鬥爭為綱，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路線。有人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社會科學有兩大突出貢獻，一是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是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者以哲學界居功至偉。然而哲學的春天沒有持續多久便歸於冷寂，現在簡直變成人文社會科學的灰姑娘。80年代中期，一位留德歸來的哲學博士在北京找工作每每碰壁，哲學界由此發出了"中國還要不要哲學？""救救哲學"的驚呼！90年代以來，有些大學哲學系連續幾年沒有招生。據調查，全國大學哲學系教師與學生比例在所有系科中是最低的。

政治學：曙光在前

可以說，政治學在中國的興衰浮沉比任何一門人文社會科學更能反映中國學術與政治的互動關係。解放前，有人戲稱政治學系是"升官系"。1952年，照搬蘇聯模式，政治學當作"資產階級偽科學"被取消。60年代，一度幾所名牌大學恢復了政治學系，為主要也是為了培養反帝、反修的"理論秀才"，"筆桿子"。令人不解的是，在強調"政治掛帥"的年代，政治學在中國卻無立錐之地。直到80年代初，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才分別設立了政治學系和政治學專業，中國社會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政治學研究所。改革開放的20年中，政治學家門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留下了可圈可點的業績：70年代末的理論務虛會上，首先提出了廢除領導終身制，為最高層所採納並實行；80年代末是政治學界引發了新權威主義的大討論，吸引了當時各界知識精英的參戰；90年代關於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近幾年公務員制度實行、國家機構精簡、公務員分流、農村基層政權民主選舉等政治體制方面的悄然改革，都有政治學家參與其中的方案設計和組織實施。隨着政治體制改革步伐加快，焉能不信：政治學曙光在前！

大學的政治系雖然比不上經濟、法律火爆，但報考者要多於文、史、哲專業，從政欲望強，參與意識強，有修齊治平抱負的青年人多投考政治學系，各大學學生會的領導也多出自該系。

經濟學：社會科學的"帝國主義"

改革前，國內各大學並無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系，而只有照搬蘇聯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專業。當時開設的課程與今日經濟系的課程也大相徑庭。進入歷史新時期後，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門打開了，現代經濟學從歐美泊來，隨之成為實實在在的顯學，表現為：各大學經濟院系急劇擴張，許多原與經濟根本不搭界的大專院校也設立了經濟系和經管系；各種經濟類傳播媒體雨後春筍般產生。記得70年代末全國充其量有三、五家經濟類報刊，現早已超過千家；廣播電視也以辦財經欄目為時尚；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受到媒體眾星拱月般的追捧；經濟院系畢業生就業前景廣闊，從政、經商、出國、成為公司代理，都比其他專業出身的學生處於優勢地位。中央決策圈 對經濟發展的重視使得對經濟學家恩寵有加。或召經濟學家進中南海開辦經濟學講座，或在重大決策前問計於他們。改革開放的每一次推進都與經濟學家們的努力分不開。人們將會記住"有計劃"、"無市場"、"厲股份"、"楊承包"等改革進程中經濟學家代表人物的雅號。

但經濟學似乎還不滿足於僅當社會科學的皇后，經濟學家們還帶着新的研究手段、理論框架、分析工具不斷地蠶食其他學科的地盤，攻城掠地，壟斷各種媒體的話語霸權。所以，經常能聽到其他學科學者聲討經濟學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行徑。不過，經濟學家也別太張狂，盛極衰來，待規範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後，王位該向法學轉讓了。

法學：下一輪霸主

當今能跟經濟學家抗衡、爭鋒的也許只有法學家了。市場經濟實質上是法制經濟，國家政治經濟生活日益由人治走向法治，依法治國方針的確立，這一切都突顯了法學在現階段中國社會的地位。如果說，經濟學家顯身手的場所在政府，那麼法學家表演的舞台則在人大政協。從大至憲法的修改到林林總總的專門法規法令的制定，都能發現法學家們殫精竭慮的身影。有人說，經濟學家有名，法學家有錢。因為在當今社會生活中，法律無所不在。律師社會地位高，收入優厚，律師成了時下人人稱羨的職業。全國已有律師11萬之眾。法律走紅，凡與之相關的產業振興了：各種法律讀物暢銷不衰；形形色色法律諮詢中心層出不窮；連一些理工醫農類大學也辦了法律系；電視台法制節目收視率奇高。電視台直播了一些震動全國大案要案的庭審過程，觀眾目睹了辯護律師們沉着、精明、幹練的風采，領略了他們口若懸河的辯才，多少人萌發了投考法律系，做一名律師的念頭。北京大學法律系往往是歷年全國各省市文科狀元首選的志願。中央領導人也不時禮賢下士，請著名法學家為政要們講授法律課。高層重視，媒體熱炒，民眾艷羨，說法學是社會科學下一輪霸主，誰會懷疑呢？

社會學：不溫不火

社會學在中國的命運與政治學相同。1952年被取消，1982年重建。80年代，我國社會學泰斗費孝通先生屢屢向中央進言，建議重視發展鄉鎮企業以解決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問題，加速小城鎮建設，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的思路。還有那時加強邊疆地區開發的呼聲等，使人們初次領略了社會學家的見地，認識了社會學的功能和作用。但總的來說，80年代社會學家的聲音並不很大。1992年以後，中國社會進入加速轉型期，諸多的社會問題產生了：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的貧富不均；農村剩餘人口流入城市引起了治安混亂；下崗失業問題；社會階層結構問題；離婚率上升引起的單親家庭子女問題；未婚同居問題；同性戀亞文化問題等等。社會學家們有了用武之地，他們經常應邀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東方時空、實話實說等收視率極高的王牌節目作為嘉賓，接受記者的訪談，向觀眾分析上述社會問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領銜著述的每年一本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是各級政府制定相關政策的依據之一，是國內外各界了解社會治、亂的頗有份量的參考書。全國設立社會學系的大學不是太多，該專業對考生的吸引力和政治學專業差不多，比文、史、哲強，比經濟、法律弱。

國際關係學：異軍突起

在閉關鎖國的年代，國際關係似乎只是黨政軍首腦、外交官員關心的問題，與平民百姓無涉。只是1978年以後，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為了與國際接軌，迎接經濟全球化高潮，國際關係學才有了較大發展。但真正讓國際關係學在中國飛躍的是90年代以來國際上發生的幾個重大事件：1991年的海灣戰爭、同年的蘇聯解體、1997年爆發至今餘波未息的東南亞金融危機、1999年發生的北約對南聯盟的空襲及北約轟炸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日本通過的戰爭法案、美國搞的TMD導彈防禦系統。見識比改革開放前大為提高了的國人充分意識到這些事件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進而與個人自身利益息息相關。於是國際問題專家們粉墨登場。來自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片各所的專家學者們紛紛著書立說，或向公眾提供國際關係報告，或向中央領導者提對策建議。大家一定記得去年，公眾特別關注科索沃危機。中央電視台中國報道、軍事天地等欄目不斷邀請這些國際關係專家、軍事問題專家走上鏡頭，他們對戰局透徹、到位的分析，讓人們聽起來十分過癮。這種節目的收視率高，國際關係方面的書近期內暢銷，人人關心國際事務，至少在北京是一種真實狀況。

宗教學：有望輝煌

如果要問人文社會科學下一個熱門誰屬，那麼，我看好宗教學。這兩年，無論你是在教堂、還是寺廟、道觀或清真寺，到處都能見到人頭攢動的善男信女。各種宗教經典也盛銷，我們從中不難察覺出宗教在將來生活中的影響。不難預感到宗教熱的即將來臨。決策層應該正視這個現實，研究這種社會現象。視而不見，或簡單的說一句宗教是精神鴉片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所幸的是，在80年代初建立了幾家佛學院、神學院專門培養神職人員以後，1996年，北京大學創建了宗教學系，除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外終於有了第二個專門培養宗教學教學和研究人才的場所。據說報考人數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