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龍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對於那些靠文字生活的人而言，語言也是一種江湖。海明威說，他的《戰地春夢》第一章改了五十幾次，他覺得第一次起草的文字必定是狗屎。王爾德說，他花了整個上午去校對他的一首詩，把一個逗號刪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號放回去了。這些認真的作家倘看見今天的人們，心不在焉地聽着、說着、讀着、寫着一些明顯經不起推敲的文字，要不在地底下“鹹魚翻身”，也非氣成《狂人日記》裡的“某君昆仲”不可。

商業漢語
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節目中暖昧的詞語層出不窮，簡直令人瞠目結舌。這些多在人衣與藥品等廣告中出現，鼓勵人們該挺的地方一定要挺，該硬的地方也一定要硬，要“挺胸抬頭”做人。

前些年，台灣歌星張惠妹小姐要來北京開演唱會，北京的娛記借勢炒作，在報紙上大肆鼓吹“妹力四射”。可是，《現代漢語詞典》解釋“魅力”為：“很能吸引人的力量”。那麼，“妹力”是什麼意思呢？流行歌手可以擠眉弄眼膩膩歪歪唱“很受傷，很受傷”，但是大眾傳媒不能很糊塗很沒譜，裝腔作勢瞎起鬨窮“煽乎”。

通稿漢語

有些記者混成了老油子，習慣了“跑會”，一天趕好幾個場子，拿到新聞通稿，不聞不問，稍加塗改便發表出來了。這樣出來的文章自然難免漏洞百出、荒唐可笑了。大小會議及相關新聞報道中，凡是工作，無不“加大力度”，凡是活動，無不“掀起高潮”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原本在會議上流行的用語，也變成了傳媒“標準用語”：

基本——班子基本團結；幹部基本稱職；制度基本健全；意見基本統一；問題基本解決；目標基本實現；任務基本完成；上級基本認可；群眾基本滿意；等等。

原則上——這個問題，原則上是同意的；這個建議，原則上是可行的；這個做法，原則上是允許的；這個批評，原則上是接受的；等等。

主要的和次要的——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次要的；貢獻是主要的，錯誤是次的要；表揚是主要的，批評是次要的；經過是主要的，教訓是次要的；等等。

突變漢語

在當下這個情慾發達的時候，“二奶”、“二公”蔚然成風，甚囂塵上，猶如成人用品商店、公共廁所一般散布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這兩個新生詞語的社會學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較之於“古已有之”的諸如面首、斷袖、分桃、龍陽這些身份暖昧而且意思儲蓄的詞語，“二奶”、“二公”不但意思明白而且態度寬容，以江湖幫會排座次的方式公開承認了夫妻關係之外的其他兩性關係，這是對現行中國婚姻制度的一次公然挑釁與封建復辭。

與此同時，另外兩個語義樸素、生動飽滿而且十分體面的詞語，在當下也忽然變得不倫不類了：同志——這個過去社會性極強、用於對他人的親切稱呼的詞語，如今異化為對同性戀者的隱喻；小姐——這個原先用於對有地位的未婚女性的尊稱的詞語，如今明確指代妓女！

還有，農民——這個《現代漢語詞典》定義為“長時期參加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的光榮的詞語，長時期被一些自以為是、自我優越感極度膨脹的傢伙惡意挪用，形容受教育有限、地位低下的人。而小資——這個新生的、一度被那些追求時尚、思想前衛的年輕人引以為榮的詞語，後來卻莫名其妙變了味，變成了見面時彼此之間的一種調侃。

一個人對待語言的態度，取決於他的生活品質與審美情趣；一個社會對待語言的態度，則彰顯了我們今天的生活品質與審美情趣。

網絡鳥語

在這個飛速發展的網絡化、數字化時代，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網絡暗語、網絡寫作出現了！正如公共廁所里的塗鴉一樣，“鳥人”們差不多都以匿名和假面存在，網上幾乎都是陌生人。

一本《網絡時尚詞典》記錄了這樣一些網絡暗語、遊戲符號和臉譜語言：斑竹（版主）、GG/MM（哥哥/妹妹）、大蝦（大俠）、東東（東西）、伊妹兒（E-mail）、黑客（Hacker），等等，它們一部分來自於網絡人間裡被篡改、被簡化的中國傳統詞語，一部分則屬於舶來品；又如帶寬、ISP這些非常古怪的科技術語，一旦被人天天掛在嘴邊，叫得多了，最後竟成了俗語。

洋文謎語

傳媒中大量出現從IT到XP，從B2C到B2B，從CEO到CIO到C什麼O，等等，都是記者們在自以為是地嚷嚷，可是，當你問他們真正的含義是什麼時，恐怕許多人要用英語來蒙你了——“You,ask me,me ask you？”

我們的確“入世”了，的確“申奧”成功了，在經濟、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也的確需要在很多場合遵循國際慣例使用國際通用語言文字，可是別忘了，我們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是辦給誰看、給誰聽的？

中國台灣作家龍應台女士會多國語言，正經八百外語系科班出身，但無論在演講還是閒聊中，從不夾洋文。她說，漢語極為豐富，完全可以表達想要表達的意思。

“大話”漢語

有一陣子，教育工作者急了：怎麼現在的中學生寫作文都愛來一筆“曾經有一段……如果加一個期限，就是一萬年”？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大話西遊》中的經典對白，被成千上萬想象力枯竭的青少年改編成了不同的版本津津樂道，這是事實。可是，教育工作者自身也應該反省，接觸新鮮事物的通道越來越多的“新新人類”，怎麼能繼續用“三段論”的老套方式去教育呢？難道還要讓他們繼續我們當年的作文風格，不厭其煩地“記一件小事”，“記一次勞動”，毫無生活體驗、無病呻吟地去寫什麼“日月如梭，光陰似箭”？

方言漢語

早在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就將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定名為“普通話”，但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國開始流行學廣東話，九十年代改說上海話。前一陣子電視直播全國關注的重慶綦江彩虹橋倒塌案庭審時，我們竟然還看到當地的辯護律師自始至終大操方言侃侃而談。

2002年1月4日《法制日報》的一則報道更是讓人哭笑不得：“2001年8月，上海某文化傳播公司和浙江一家企業的一場訴訟在浙江某法院開庭。在長達三小時的庭審中，法官和浙江那家企業的代理律師一直用方言詢問、對話。來自上海的一方當事人及其代理律師感覺到非常憤怒，但無論他們如何提醒，法官和對方代理律師都以自己不會說普通話為由，依然我行我素。”

其時，這場庭審距2001年1月1日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逾半年。對於特殊行業從業人員的通用語言水平，語言文字法做出的規定是強制性的。

模糊漢語

老百姓，這是一個語焉不詳的詞語。《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口）人民；居民（區別於軍作政府工作人員）。”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看見、聽見有人自稱“咱老百姓”，一臉豪邁，勁兒勁兒的，幾乎忍不住要唱起來：“咱老百姓，今兒個真呀麼真高興！”高興什麼呢？是高興自己屬於人民呢，還是高興自己還屬於居民？如果某位軍人或某位政府工作人員站在那裡說“你們老百姓如何如何”，這話聽着居高臨下挺彆扭；如果自己站在那裡以“老百姓”自居，言必稱“咱老百姓怎樣怎樣”，聽起來也沒意思。

而“有關部門”同樣是個語焉不詳、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詞語。有關什麼？跟誰有關？如果有一天，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的新聞報道中不再出現“有關部門”，而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勢必又前進了一大步，當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