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在北京某著名企業開出最低年薪20萬元且上不封頂的高薪崗位的“誘 惑”下，千餘名“海歸”陸續在該企業 的網站上註冊了自己的名字和簡歷，掀起了中 關村新一輪的海歸熱潮。據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某處長披露：今年以 來，中關村平均 每天誕生兩家“海歸派”企業，截止到上月底，科技園區共有1357家“海歸派”企 業，其中，34.5%的 創業者是博士，48.4%為碩士。

再看看正在建設人才高地的上海，更是“海歸派”的首選城市。2001年，上海 吸引海外留學人員比上年增長了95%。在 此落戶的近2000家“海歸派”企業，幾乎占 據了全國“海歸派”企業的半壁江山。到今年9月，上海已吸引海外留學人 員3萬多 人。而與此相映照的是，在今年夏天上海的一場招聘會上，竟然出現了某些留學回 國人員在求職時不敢提自 己是“海歸”，而企業在招聘廣告中也不再打出“有海外 留學經歷者優先考慮”的字眼。

透過各類數據統計和紛繁蕪雜的現象我們可以看到，計劃經濟時代具有非理性 特徵的海歸時代已經終結：昔日推動 “海歸派”歸國創業的民族情緒已經被經濟理 性所替代，政治感召被利益驅動淹沒，愛國熱情被創業理想填充；海歸 派不再只是 愛國主義宣傳的擺設和道德楷模，而是被納入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創新 體系前沿，成為技術創 新制度創新的主力軍；政府、企業、社會對“海歸派”的迷 信和盲從也被一種理性化的審視和選擇所替代。非理性時 代“葉落歸根”的海歸情 結已經變成全球化浪潮中人才健康有序流動的一個基本環節。

據中國社科院最近發布的“中國留學歸國人員調查報告”顯示，大部分“海歸 派”選擇回國看重的是個人的發展， 78.8%的人選擇了更能發揮本人才能的職業。這 與昔日計劃經濟下泛政治化的海歸形成強烈的反差。冷戰思維籠罩的政 治氣候中， 學成歸國往往帶有強烈的政治化色彩，媒體作為典型宣傳時往往帶有明顯的民族情 緒，海歸更多是愛國熱 情的驅使和政治身份的考慮。張五常教授近日在評價國內某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時說：中國欠他的太多啦。早年這位蜚 聲國際經濟學界的哈佛留 學生的政治化海歸終結了他的大師生涯——國內的經濟發展不能為他提供理性的制 度平台與 技術平台。

而在“全球經濟低迷，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經濟時代，歸國創業是經濟理性 考慮和市場利益驅動的產物。不久前， 美國加州就業發展局發布的統計表明，今年 上半年硅谷就業市場持續低迷，月平均失業率為7.55%，創下了18年來的最 高紀錄。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經濟正以年均7%以上的發展速度快速增長，成為吸引 海外留學人員的巨大磁 場。身為美國美華輕型航空公司董事長、懷揣11項美國專利 回國的董大為說：“我回國主要是看重中國的大市場。同 樣的產品，國內生產的成 本是國外的1／10,產品競爭力一下就提高了數倍，當然要回國創業。”

從另一個角度看，政府、企業、社會對於海歸派的評價和選擇也趨於理性。據 了解，目前稍有名氣的英國大學都有 300—500名中國留學生，就連位置偏僻的山區 大學，也有20—30人。資料顯示，改革開放後，中國派出的留學生近40萬 人之多， 其中有14萬多人已經學成歸國，從某種程度上看，海歸市場已經告別過度稀缺狀 態。留學已經失去了“海歸 稀缺時代”過度的身份優勢和神秘感，在某種意義上更 帶有尋找新發展救命稻草的悲壯意義。社會對海歸派的仰視和 迷信也就讓位於一種 謹慎和理性選擇的態度。從而對海歸的認識也不是僅僅停留於身份的光輝和名牌大 學的牌子，更 多是對專業對口和實際能力的關注。不服水土不識中國國情的海歸劣 勢也成為企業招聘時的考慮。“海歸”不再是人 才市場上一個熱炒的概念化花瓶。

海歸派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的確，憑藉對西方的先進 技術、西方的風險投資、西方先進的商 戰理念、豐富的中西溝通經驗和人際關係資 源的把握，海歸派在中國加入WTO的大環境下創造了神話。中國加入世貿 組織後要尋 求更大的發展，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海外工作經驗、熟悉中國國情的複合型中高級 人才，“海歸派”正好 滿足了市場的需求。正如國家人事部部長張學忠評論所 言：“中國正以蓬勃的姿態，迎接新一輪留學人員歸國創業熱 潮的到來。一個潛力 無邊、大有作為、足以讓留學人員展示才華的舞台正在呈現。

這也預示着一個理性海歸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