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長城的自我坍塌

作者：楊玉聖 來源:學術批評網

說起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王銘銘教授，在人文社會科學界（特別是在社會學人類學界），論其知名度、學術地位和影響力，他恐怕是新生代學者中無可爭議的佼佼者。生於1962年的王教授，當年尚未自廈門大學 研究生畢業即被原國家教委公派英國倫敦大學讀博士生。身為倫敦大學的博士以及倫敦城市大學、愛丁堡大學、北京大學的博士後研究人員，然後是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據北大中國學術城的介紹，他自“1994年後任職於北京大學，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人類學研究室主任。1997年來兼任倫敦經濟學院中國人類學項目成員， 1999年以來任雲南民族學院兼職教授，2000年任芝加哥大學訪問教授，並任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海外會員、北歐民俗學會名譽會員、《國際文化研究雜誌》（英國）編委會中國編委、中國人類學會常務理事等學術社團職務。長期以來致力於中國人類學研究，在社會文化人類學理論、區域研究、宗教人類學、漢學人類學等方面有專長。” 作為改革開放新時代學術界的幸運兒、弄潮兒的化身，王教授的學術進階可謂一路綠燈，一帆風順。

可是，自從9·11之後，世界上再也沒有不可能發生的事了。比如，王銘銘教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作——《想象的異邦》，最近即被人公開指認為大量抄襲（詳見《社會科學報》2002年1月10日）。於是，“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也就成為2002年叫人無法迴避的第一問答題。

不知道別人怎麼看，作為王教授的同齡人，我的確是深感“失望”的：因為，按照常理和常識，無論是就留學英倫的學術背景而言還是從執教於名牌北大的學術經歷來說，王教授居然也會走上抄襲剽竊這樣一條令人所不齒的學術不歸路，莫可思議；除了失望，也為北大感到痛心疾首：如此難堪的角色，何以偏偏是北大的教授、北大的博士生導師？

我雖與王銘銘教授搞的不是一個行當，“隔行如隔山”，但也曾耳聞目睹過一些學界中人對他的論著的評論。比如，王教授的廈大校友倪樂雄教授在《中華讀書報》上批評他主持翻譯的書把孟子弄成“門修斯”。再比如，復旦大學曹樹基教授曾在《文匯報》專門批評過王教授的《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三聯書店版），認為該書“在學術上是不成功的”，書中“有關中國歷史的言論充滿了錯誤，”“信口開河”；“有時作者完全是為了適應某種西方的理論，以致不惜曲解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真實。”“說實話，近年來，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沒有比他更糟的了”。文章還開誠布公地抨擊了該書體現的“浮華的偽學術、假學術”。還是曹樹基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1999 年第1期發表了引起很大關注的長篇評論文章，指出王教授《社區的歷程》（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對中國社會、歷史的陌生以及對他人文本那種粗枝大葉的誤讀表明他對中國社會的陌生已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並認為該書的失誤“可以為浮躁學風的追隨者敲響警鐘”。

可是，面對上述學術批評，在我的印象中，王銘銘教授好像是巧妙地以答《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某記者問的方式，加以反擊。而同樣耐人尋味、異曲同工的是，王教授所在的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所長也採取了“揚長護 短”的立場（這也是原北大黨委書記倡導的“保護人才法”），一再強調“對一些年輕學者，要有愛護和寬容的態度”，又強調“批評的時候根據充足、用詞準確，儘可能做到全面、客觀、準確，注意動機與效果的結合”等等，還重申“不希望見到‘學術警察’”之類（《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第61頁）。所以，批評歸批評，可是，既沒有引起直接當事人（王銘銘教授）應有的重視，也沒有得到有關方面認真的對待，結果北大依然當仁不讓地將王教 授升為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當是在北大推薦的基礎上）也將王教授引人注目地評定為全國高校優秀青年教師。由此，曹樹基教授不勝感慨：“顯然，在北京大學校方及教育部的領導看來，我對王銘銘的批評是錯誤的。王銘銘理應有遠大的學術前途。”

可是，現在回過頭來看看，“揚長護短”，除了“護短”卓有成效外，難道真的“揚長”了嗎？蔑視批評，拒絕批評，究竟是幫了王教授呢還是適得其反？北大有這樣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樹立這樣的“優秀青年教師”，是光榮還是敗筆？其中，受最大損害的究竟是誰？難道不是堂堂的北京大學嗎！“‘對異邦的剽竊’和‘對本土研究的粗製濫造’互為表里，構成今天王銘銘人類學研究的新特點。……如果對王銘銘的相關研究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我們還可以找出類似的甚至更為觸目驚心的剽竊來。”對於曹樹基教授的這段憤懣之詞，可能有些人不大願意聽（事實上也不可能聽進去），可是冷靜地想想，這又何嘗不是“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呢？我一直瞎操心：多虧了老外認識漢字的人少，否則，假如漢語像英語一樣作為學術工作語言而通行於國際學術界的話，那麼，單是目前抄襲剽竊醜聞之不絕於耳這一可怕的現實，豈不就足以使中國學術界在全世界面前丟人現眼嗎？道理很清楚：王銘銘教授《想象的異邦》大面積抄襲美國學者哈維蘭《當代人類學》這一嚴重事件所體現的，絕不僅僅是“北大教授骯髒的抄襲”問題，也不僅僅是“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慨嘆，而是北大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學術共同體的良知與尊嚴的淪喪！

據報道，由北京大學信息中心、北京大學信息網聯合評選的2001年度北大十大新聞之一就是“北京大學大力加強師德和學風建設”：3月29日，新世紀北京大學的第一個大會——全校師德建設工作會議隆重召開，會議旨在探索加強師德建設的方法和途徑，使教師的師德和業務相輔相成，為造就北大世界一流的師資隊伍服務。4月27日，北大又舉行“樹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識大會”，文科全體教師會聚一堂，憑着學術的良心，鄭重向學術界、向全社會莊嚴宣告和承諾：北大是一座神聖的學術殿堂，在這裡，惡劣學風沒有容身之地；在這裡，不出贗品。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在2001年12月的一個研討會上也直斥急功近利與浮躁學風，“現在我們都痛感具有原始創新的研究 成果太少，我認為目前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學風上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學術環境和學術土壤的問題。”就急功近利與浮躁之學風的問題，表現之一即違背道德規範，弄虛作假。韓院士認為，出現這些問題，有社會大環境問題，有政府與學校的政策導向問題，但也與學者本身的思想道德素質以及科學精神有密切的聯繫。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也在2001年歲末對新聞界表示：就像經濟界的打假一樣，學術界同樣需要打假，要把嚴重違反科學道德的行為公之於眾，這樣才能進一步弘揚科技界的正氣。（見《文匯報》2001年12月26日）

的確，北大不愧是北大。北大敢為天下先，在污泥濁水中，盡顯出污泥而不染的學術本色。這也正是學界內外所寄厚望於北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北大不僅僅是北大人的北大，而且也是全中國人的北大。作為國家正在重點投資建設的全國僅有的兩所所謂“世界一流大學”之一，北大承載着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期望、學術夢想。像北京大學這樣歷經滄桑的世紀品牌，既是靠了數代學界志士仁人的無盡心血、無數莘莘學子的拼搏奮鬥而闖出來的，也是與全中國納稅人的心血的澆灌分不開的。創一個品牌，難乎其難，但若不珍惜，卻完全有可能前功盡棄，毀於一旦。王銘銘事件表明，正像“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一樣，學術長城也最容易自我坍塌。一個學者是如此，一個大學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俗話說得好，天助自助者。不然的話，國家投入的再多，又有何用？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根本性的挑戰：在中國，除了國家財政特別傾斜支持外，支撐“世界一流大學”的基礎究竟是什麼？靠抄襲剽竊嗎？靠弄虛作假嗎？靠低水平重複嗎？靠招攬影視明星作研究生嗎？……

在不久前剛剛結束的全國高校黨的工作建設會議上，2001年12月29日，李嵐清副總理曾語重心長地強調說：當前，特別要注意“防止和糾正少數教師剽竊他人學術、科研成果以及各種獎勵、職稱和學位評定中的弄虛作假問題，堅決維護高等學校的形象和聲譽。”（《光明日報》2001年12月31日）對此，人們可能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聯想到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在我們身邊這些匪夷所思的“剽竊他人學術、科研成果以及各種獎勵、職稱和學位評定中的弄虛作假問題”，為了中國學術共同體的尊嚴，現在確實已經到了考慮如何“堅決維護高等學校的形象和聲譽”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