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八股文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於是，有着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余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於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澱。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註：‘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註：‘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註：‘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不容諱言，八股文在歷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莊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着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只能亦步亦趨，不敢踰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只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只有那麼多字數，那麼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裡，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咸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咸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麼嚴密，只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準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于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髮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着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鑑。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洒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遊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着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云：“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藥。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複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郁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鐘”，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裡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裡就帶來的毛病。[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