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講話包括兩大部分，第一，何謂大學學風，第二、有關學風建設的若干關係。

一、何謂大學學風

我在這裡所講的學風概念是寬泛的，是一所大學中治學、讀書、做人的風氣，這種風氣的形成決非一朝一夕之事，一種良好的學風的形成需要大力的倡導，也需要大學中的教師、學生還有機關工作人員共同的努力。

我以為，學風是一所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的根本所在，是一所大學的靈魂和氣質，是一所大學的立校之本。中山大學如果想要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留下位置，學風的建設是一個關鍵。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要在這個研究生教育工作會議上談學風問題的目的。

中山大學需要怎麼樣的一種學風呢？討論這一問題，對於我校實現高水平研究型綜合性大學的目標，對於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內的學校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都是十分有利的。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確實需要一種靈魂性的東西來支撐我們的發展，也需要一種共有的氣質來凝聚全校師生員工的人心。

要看一所大學學風的追求，或者說看一所大學的氣質如何，我覺得有一條捷徑就是看它的校訓。我們在網上檢索了一下國際國內知名大學的校訓，在這裡不妨羅列若干，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與亞里士多德為友，與柏拉圖為友，與真理為友。”復旦大學的校訓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北京師範大學的校訓是：“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南京大學的校訓是：“誠樸雄偉，勵學敦行。”南開大學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廈門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止於至善。” 最近東南大學也明確校訓為：“止於至善”。

浙江大學在竺可楨先生任校長的時候，確立了“求是”二字作為校訓，對於這兩個字，竺先生是這樣解釋的：“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之毀譽而動其心哉，此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義。”求是，就是求真理，一個真正的學者，為了尋求真理，必須要有百折不回的氣概。他說：“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亂世道德墮落，歷史上均是，但大學猶如海上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抗戰時期）降落道德之標準。”我覺得竺校長對大學學風的闡釋，觸及了根本。在解釋“求是”校訓時，竺先生還說：“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大家知道，這條路徑正是孫中山先生為我校親筆題寫的校訓，所以我校的校訓與上述各大名校的校訓是有共通之處的，中山先生為中大人指明了讀書、治學、做人的途徑，這條路徑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求得“是”，追求真理，達到“至誠”的境界，“止於至善”。

大學的學風有着許多共性的東西，對於大學來說，求真、求知、求善的道德感，勇於為社會貢獻心力的責任感，是其根本的品格，其中有理想主義的光茫在閃耀。

如果要問我們中大的學風究竟是什麼，很簡單，就是中山先生的這十字校訓。大學作為“社會的良心”，必須堅守這種道德感和責任感，即便“舉世皆濁”，也要“唯我獨清”，因為這裡是理想主義最後的堡壘。現在我們經常在談要如何建立起現代大學的制度，這種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也必須是而且永遠是我們這所大學的主心骨。

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接下來討論下面的問題了。

二、有關學風建設的若干關係

對於大學學風的討論其實是一個非常時髦的話題，在我所知的一些討論中，往往有許多的爭論。其實，許多問題都是相對的，如果可以較為辯證地去看待這些問題，或者會有一些別的收穫，所以，在這裡我想就大學學風建設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問題談談我的看法。

（一）質量與數量的關係

學術成果的數量與質量的關係，是目前學術界最為眾說紛紜的一對關係。目前，從國家教育行政部門到各大學都有對數量片面追求的傾向，引來了許多不同的聲音，重視質量的呼聲越來越大。在這裡，我想有必要先明確一下這個關係，我們當然要追求高質量的學術成果，但我們也不能一味地反對數量，我們要反對的是那些沒有質量的數量，我們要倡導的是由質量主導的數量，只有在質量保證下的總量的提高，才可能奠定中山大學國家一流大學的基礎，也才可能提高中山大學的聲譽。

但也必須看到，由於很長一段時期以來對數量的片面追求，過分地強調量化指標的學術評價制度，在我國學術界助長了一種浮躁的學風。在這種不良學風的影響下，部分大學教師成了數字的奴隸，於是就出現了低水平的重複，泡沫學術等等，在學術道德上的失范現象也有所抬頭。這固然有當事人自身學術道德修養的原因，但我國學術管理體制的弊端也是一個直接的誘因。

對於數量的過度追求，已經帶來了學術上的急功近利，這是不利於大學的學風建設的，也是不利於大學學術環境的營造的。在學術評價上，質往往要比量更能說明問題，在現階段，我們應該更加關注於學術成果的質量。許多學術成果都是“十年磨一劍”的結果，我校腫瘤醫院發在《NATURE》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用了幾千萬的投入，近百人共同努力了將近十年才取得的成果。

我經常說，提到學風的浮躁，不能僅僅將眼光集中在教師的身上，我們應該要更多地從國家和大學的科研管理體制上找原因，即使國家的大環境一時還改變不了，我們學校本身的科研管理也要有一個明晰的思路，這個思路歸結為一點，我想就是要營造一種寬鬆的學術環境，營造一種優雅、自由的大學文化氛圍，要創造一切條件讓我們的老師專注於學問，以學術為志業。

創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本身就有着許多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性，如果單純以學術成果的數量去要求，是不利於重大科研成果的創造的。事實上，學校在管理體制的改革上也已經作了許多探索和嘗試，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的崗位業績津貼。一開始，我們的方案是對所有教師的業績都進行考核，老師們戲稱為“計工分”。經過一年的實踐，我們發現，這個方案其實仍然是圍繞着數量的指揮棒在轉，不利於營造寬鬆的學術環境。所以今年我們就開始試行業績考核與崗位津貼相結合，也就是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式，每位老師的津貼中都包括了崗位和業績兩部分津貼。同時，我們還在全校選出了近200名教師，發給特殊津貼，這些教師可以在若干年內不參加業績的考核，這實際上是對這些學者過去所取得的業績的一種肯定，同時，我們也相信，作為卓有成就的學者，學術應該已經成為了他們的一種生存方式，即使不考核，他們也一定會不斷地在學術上取得成就。這麼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使這批學校中最優秀的學者可以不要過多地考慮學術以外的東西，潛心學問，拿出高質量的學術成果來。當然，我們這個做法也只是一種探索，成功與否還要經過時間的檢驗，但我相信我們的出發點一定是正確的，寬鬆、優雅的學術環境必將有利於我們大學的學風建設。

我們要用一種全局的、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我們現在營造寬鬆的學術環境的努力，衡量一所大學是否一流，是否重要，最關鍵的是要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大師，一流的學術成果。學術界有京派、海派之說，廣東在全國的經濟地位與京、滬兩地是可以分庭抗禮的，相比而言，一文化學術上卻似乎沒有了這種分庭抗禮的資本。作為中國南方一所最具影響力的大學，我們要力爭通過不斷地營造一種有利於創新的寬鬆的學術氛圍，經過若干年的努力，使中山大學的學風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在學術風氣和治學風格上打造一個在國內學術界獨樹一幟的嶺南學派。這是中山大學的責任，我相信，我們也完全有能力達到這個目的。

（二）傳授與創造的關係

大學是什麼？大學是傳授知識的地方還是創造知識的地方？這是一個隨着大學的誕生而一起誕生的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這個話題在我們學校也可以理解為是教學與科研的關係，關於教學與科研哪個更重要的問題似乎也是我們每一任校長都必須回答的問題，到最後，往往就成了兩個都重要，的確，這兩者確實是大學不可偏廢的兩個任務。但是，回過頭來想一想，我們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隱約已經預設了一個前提呢，似乎教學的可以不科研，科研的可以不教學。但其實對於中大這種層次的大學而言，這一預設的前提是不應該存在的。

大學是分層次的，中山大學的主要任務，顯然應該是創造知識而不是傳授知識。在建國前，我們叫國立大學，在建國後，我們一直是教育部的直屬大學，大學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和前進的動力，這種動力的來源在於創造性地發展知識，而中山大學理所當然應該是這樣的一所大學，我們應該以研究型作為我們的目標，這是國家、民族和時代對我們提出的要求。而要成為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學，決不是靠調整一下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就可以達到的，研究型大學要求我們的老師要以創造知識為己任，我們不僅要讓我們的學生獲得知識，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獲得創新的治學理念，獲得將來繼續學習的能力。

中大的教師應該以創新作為追求的目標，每個人達到的成就可能會有高低，但不能不努力。我們當然要傳授知識，但我們的知識傳授應當是以創造作為前提的，我們的教學是建立在科研的基礎上的，這就是我們對中大的老師提出的要求，在這個層面上，傳授知識與創造知識，教學與科研就不是矛盾的了。只有明確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討論中大教師的學風才會有一個起點。

（三）老師與學生的關係

老師與學生是大學學風建設的主體。在我們學校，老師應該是知識的創造者和傳播者，而學生學習的任務則不僅要獲取知識，而且還要創造性地傳遞知識的火炬。師生間學術薪火的傳承，並不僅僅在知識的層面，我們更要強調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求真、求知的道德感和責任感的傳承，這種傳承，正是大學學風形成並且世代相傳的一個基礎。

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學中教授學風的優劣，將直接影響到一所大學學風的優劣。換句話說，一所大學的學風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學者積累起來，一所大學要有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首先要求大學中的教師要有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

那麼，我們應該在我們的教授，或者即將成為教授的各位老師中倡導一種怎麼的學風呢？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學者要以學術為志業。作為一個學者，他應該以人類的文明與進步為己任，他應該有高尚的道德，並以自己的知識為社會服務。

搞學術、做學問，不僅僅是學者的職業，更重要的是我們畢業追求的事業，對待這個事業，我們要有一種神聖感和使命感，在中山大學七十八年的歷史中，有着許多傑出的學者，他們用畢生的努力告訴我們，什麼是神聖的學術，也正是他們，為我們奠定了中山大學今天的地位，在我們學校形成了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嚴謹求實的學術風氣。

針對學校教師中個別的學風不正、學術道德失范現象，就更應該提倡優良的學風。我個人認為，在中山大學討論教師的學風，決不能僅僅要求我們的老師不抄襲、不剽竊，講真話、不說假話，對學術道德的倡導，如果僅僅停留在對這些不良現象的批判或者懲處上，層次也未免太低了些。我們所倡導的學風應該是富於道德感與責任心的。對於一個學者而言，學術應該是他們畢生的追求，他們要有一種為了真理而獻身的勇氣和信念。不作假，不抄襲，只是他作為一個學者的道德底線，這就象我們要求一個文明人不能隨地吐痰一樣。學術的核心價值是創新，是發明，是發現，是發展，王國維先生就曾經說過，所謂學術，就是要覺前人之所未覺。

我以為，目前中國學術界最大的問題不是學術道德的失范，而是學術研究的平庸。對於中山大學這樣一所研究型的大學而言，我們對老師的要求就是要創造知識，要以學術為志業，以嚴謹的態度去追求真理，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興旺昌盛作出貢獻。如果只是低水平的重複，搞泡沫學術，這樣的所謂學術除了創造了一堆垃圾以外，什麼也沒有創造。

看一個老師的學風是否正，我想至少有一條標準是必須要拿來衡量的，就是他對待學生的態度。作為大學教師，教書是他的天職，一個在學術上有成就的學者，必須同時也是一個好的老師，因為嚴謹的學風是體現在方方面面的，如果在教學上馬馬虎虎的老師，肯定不是一個合格的學者，是老師，就應該滿腔熱忱地對待學生，去傳道、授業、解惑，這是無條件的，是沒有商量餘地的。

說完老師，再來說說學生。我們上面提到，作為一所研究型的大學中的教師，應該以創造知識為己任，那麼我們中大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生應該有一種怎樣的學風，應該追求什麼樣的目標呢？

這個問題其實早就有了回答，中山先生的十字校訓，就是我們中大學生的學風，我們的學生要通過大學的學習，達到“至誠”之境，“止於至善”，這種學風的核心也同樣是強烈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心。我們的學生應該是同齡人中最優秀的分子，因而他們理所當然要在學成之後成為建設國家的棟梁，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踐行中山先生的教誨，要有一種良好的學風。

學生首要的任務就是讀書，研究型大學與一般教學型大學學生的不同之處在於，研究型大學的學生不僅要在學校里學到知識，更重要的是要學到創新的理念，學到進一步獲取知識的能力，我們的學生不僅是知識的接受者，更重要的還是知識的傳播者，我們學習的目的，就是要創造性地傳遞知識的火炬。這一點，對於研究生來說就更是如此。研究生顧名思義就是從事研究的學生，我們認為，研究生最核心的學習任務，就是要從事研究，他們是學校中最具活力的一個學術群體，所以，我們對老師創造知識的要求，其實也就是對研究生的要求。

對於知識，研究生要有一種敬畏感，要有為學術而獻身的勇氣和毅力，不管將來你將從事怎樣的職業，但在學期間，是研究生就應該做學問，就應該以學術為生命，在畢業時就應該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這是作為一名研究生的底線。

現在，在學生中似乎也有一種浮躁的空氣，許多學生讀書只是為了謀職，或急於成名，或急於獲利，這些都是學風不正的表現。一所大學優良學風的形成是要經過包括學生在內的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的，在學生中倡導一種好的學風，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四）自律與他律的關係

前面講到的學風問題，很多時候涉及到學術道德，於是學術道德的失范，就存在着自律與他律的關係問題。

對學術道德失范的約束包括基於學者自身道德評價的約束和外部環境道德評價的約束，簡單地說就是自律和他律。

我常說，一個人做學問的目的，上者是為了人類的文明進步和國家的經濟建設，下者是為了個人的前途，一旦作假，一切皆空。學術的聲譽是學者的生命，聲譽一旦受損，在他自己那個學術圈子中就必然呆不下去，此人的學術生命也就到此為止了。所以我對在學術上作假者的動機常常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在前段時間討論學術道德問題時，有教授提出，對這種學術道德失范的現象，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學術圈中的“清議”力量，也就是學術圈中輿論的壓力。我想這是對的，對學術作假者最大的懲罰就是使他在學術圈中無法立足，無顏面對他的同行、他的學生。這種“清議”的力量，實質上就是一種優良的學風，希望我校的各學科中，這種力量越強越好，這是學術上的正氣，這種“清議”的過程也就是我校優良學風培育的過程。

對待學風建設中可能出現的道德失范現象，首先應該強調自律，做學問本身就是一項很神聖的令人嚮往的事業，因而讀書人的自律當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他們是這個社會中最有知識的一群，他們也應該最具有廉恥之心。

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寡廉鮮恥之徒的出現，因而他律也是必須的。除了上面說到的學術圈中的“清議”力量，我們還應該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加強外部監督，明確各種懲戒措施。學校近期以來制定的有關職稱評審過程中的公示制度，破格錄取博士研究生的公示制度等等都是在建立監督機制方面所作的努力，今後，學校還將不斷地加強各方面的監督機制，讓學術上的不道德者在我們學校沒有立足之地，不再逍遙自在。

（五）道義與利益的關係

義利之辨，是中國古代聖賢最為關注的一個命題。在中國古代的傳統看來，作為學者首先就應該是聖賢的門徒，而大學則應該是傳播聖賢之道，追求至真至善的所在，所以，正確地處理好道義和利益的關係，事關我們學校的學風建設，也事關中山大學作為南中國最高學府的聲譽。

社會發展到今天，對於物慾的追求已呈不可阻擋之勢，作為“社會的良心”，大學是否應該在這個時代有所警覺，保持一種真誠的理想主義呢？我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然是肯定的，即使整個社會都被橫流的物慾所主宰，大學，仍應該是這個社會最後的一塊淨土。我們說大學的品格，說大學的學風，最為關鍵的，就是要使大學真正地成為社會道義的化身。

當然，作為校長，我也常說：大學的發展一靠人，二靠錢，就現實而言，現在的大學不講利益也是不現實的，學校也要在辦學的過程追求辦學的效益。對於大學的教師來說，只講道義不講利益同樣也是不現實的，最近這二十年來，中國高校教師的收入大幅提升，尤其是近年來，科教興國戰略的一項主要工作也是提高教師的待遇。我校近年來的崗位業績津貼政策的實施，首先也是以利益驅動的，最近學校還作出決定，廣東省所有出台的有關教師工資的政策，學校都會跟上，目的也是為了保證我校教師的利益，這些都是現實。但是，我仍然認為，作為大學的教師，作為一個學者，在利益得到適當保障的同時，首先要考慮的還是道義，還是我們身上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另外，我們也要看到，在我們學校，不同院系的老師間的待遇也有很大的差距，從事應用學科的老師的收入往往會高於從事基礎研究的老師，我想這裡並不存在分配不均的問題。既然選擇了基礎研究這條學術之路，也就已經意味着對利益的捨棄。以前我們常說，立志做一個學者首先就要有坐冷板凳、甘於清貧的思想準備，我相信，在道義與利益之間，我們中大的老師必定會取得一個平衡點，作出正確的選擇，更何況現在我們的老師在社會中早已不是清貧的階層了。當然從學校的層面，我們仍要想辦法不斷地提高教師的待遇，但我想這與我們要求學者要立志坐冷板凳是不矛盾的。

最近看報紙，中國國家青年足球隊在世錦賽預選賽中一敗塗地，回來第一件事就是開除了四名球員，理由之一，就是他們金錢至上，比賽怕受傷，出工不出力，我覺得這是十分可惡的，作為國家隊的球員，首先應該考慮的是國家利益，開除他們是理所應當的。對於大學中的老師來說，同樣也是如此，學校不能容忍那些一心只顧着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不顧大局，不顧自身作為學者的道義責任的人，他們是當不起老師這個神聖的稱號的。

（六）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的關係

自由的精神是學術研究的題中之義，沒有自由也就無所謂學術，沒有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的“自由之精神與獨立之意志”，也就無所謂大學。

我們提倡學術的自由，同樣也提倡學術的包容，在學術上，當然要敢於批判，只有這樣學術才會繁榮，才會進步，但對於不同的學術觀點我們應該採取一種包容的態度，要避免文人相輕情況的出現，學者之間的相互包容也正是學術自由的一個體現。

大學中的學術自由不是無限的，與其他形式的自由一樣，它同樣也有着許多制約的因素，例如，它不能違背社會基本的道德標準，在現階段的中國，它不能與國家的大政方針相違背，它也不能違背學術本身所肩負的道義準則。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界不良學風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學中的老師濫用了學術自由。所以，我們所說的學術自由是與學術責任是密切相關的，在提倡學術自由的同時，我們還要尤其提倡學術的責任。

學術責任首先是學術的道義，其次我們還要看到學術的社會責任。毫無疑問，大學應該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但同時它還是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發動機，現在的中國仍處在發展中階段，就更需要大學為之提供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在這種意義上說，大學既是一個民族必須保有的一座象牙塔，同時又是為國家和地方經濟建設服務的智力基地，這是民族所賦予我們大學的責任，我們要勇敢地擔當起來，責無旁貸。

強調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的關係，強調大學要為國家服務，其實就是強調我們一貫強調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我覺得這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還遠沒有過時，它正是我們學風建設的一個方向。

上面，就學風建設的若干問題談了一些個人的看法，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討論，並指出其中的不足之處。學風問題，不僅僅是純學術範圍內的事，我們要把它上升到事關我校長遠發展，事關我校能否成為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大學的高度來認識。我們要打造一流的大學品牌，就要靠一流的學術成果，所以我們要在全校倡導一種不唯名、不唯利、不唯書、不唯上，求真、求善、求實、求新的良好學風，把中山大學建設成為一所真正的高水平的研究型綜合性大學，迎來中山大學的又一次鼎盛和輝煌。

黃達人(中山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