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再思：從書齋到街頭的距離 昨天寫了一個“五四最大的敗筆：學生干涉政治”，不想此舉遭到了大院的質疑說“立場”有問題，也有同學表示不能完全同意。今天，看到中國政府高調紀念“五四”，聲稱“五四精神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在下認為這是在閹割五四最偉大的新文化運動的意義，避重就輕地利用五四運動。 看來需要重新重申我昨天的觀點：五四學生的愛國運動其實是敗筆，直接打斷了五四更有意義的新文化運動，匆促地從學術走向了街頭政治。學生干政，熱情有餘，但經驗不足。現代政治的基石是政黨作為政治舞台的演員，而不是群眾。因為只有政黨才可以擁有職業化高素質的政治人才；也只有政黨，才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政治妥協和談判的甲方和乙方。學生有權利上街遊行，但上街遊行的目的是表達訴求。這個訴求可以很具體，比如減少學費改善伙食、增加教育經費什麼的；也可以很籠統，比如要求民主和自由這樣的抽象理念。但任何遊行都必須說完就完，恢復自己的本行，不能沒完沒了。所以，學生不是政治團體，不能長期堅持一個理念直到實現，那是政黨的責任。學生一旦長期沒完沒了地抗爭，即使政府願意和學生談判，都找不到談判對手，更無法達成長期有效的協議來促成事情的解決。 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是很活躍的，有梁啓超為代表的漸進保守派，有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也有陳獨秀李大釗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如果我的理解不錯的話。面對國家社會的危機，各種學術爭鳴是很正常的。但我們中國人很性急，幹什麼都以為可以馬上見效，還希望有一個特效藥可以藥到病除。我認為陳獨秀還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尚未領悟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淵源，看到幾個新鮮名詞，就以為有多先進。現在，不是一些所謂的專家以為落後國家可以有後發優勢，可以跳過一些人家的某些發展階段，直接邁進先進行列嗎？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社會是個複雜的系統，各個行業之間是受到相互制約的。你能想象中國擁有膚淺的學術研究體系，卻有發達先進高效的製造業？或者有安全可靠的大飛機研發製造公司，卻沒有精密車床技術？在一黨專制政治體系下，中國社會有令人羨慕的創新能力？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能產生原子論或者認識論哲學？中醫的產生源於中國的陰陽五行哲學，就像西醫的基礎是西方重分析的原子論。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是結合在一起的整體。 中國學者沒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卻急於拋頭露面想作天下師，陶醉於扮演“為生民立命，為天下開太平”的救世主角色。這是因為中國文化沒有宗教情懷，任何人的成就必須在這個世界得到體現，而且必須在你活着的時候得到實現。沒有宗教情懷的文化，潛意識就是“我死之後管它洪水滔天”，急功近利就是必然的。中國古代沒有金字塔那樣的宏偉建築，也沒有西方可以化上百年建一個雄偉教堂的毅力。古代最偉大的石窟雕塑，還是佛教昌盛的南北朝時期的產物，需要考證一些是不是亂中原的五胡的傑作。 中國學人的書齋或者書桌離街頭或者朝廷太近，因為評價他們人生意義的不是上帝而是皇帝。方舟子、何祚庥或者楊政寧，就是現在耐不住寂寞的典型代表。他們太需要出風頭，太需要得到公眾的讚揚或者關注，不能名垂千古也要遺臭萬年。 中國傳統文化盛產康有為、陳獨秀這類人，他們稍微懂點新學問就急不可耐地想應用到現實中，不管他們的理解對不對。我有一個朋友，是鐵路技術研究的。有一次，他告訴我，鐵路技術是最保守的，新技術不可能馬上應用在鐵道或者機車上，因為交通運輸安全是第一位的，人命關天啊。可陳獨秀這樣的學者哪能等到馬克思主義被研究透呢？那不是要花一輩子時間坐冷板凳，得不到群眾的喝彩？那樣的人生太無聊了。 鐵路技術都不能採用最新的科技，那麼我們中國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於最新的社會理論，非要拿中國社會做實驗呢？記得以前，老師說“美國的生產力先進，中國的生產關係最先進，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而產生的最科學的理論體系”，這時候他就不說“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現在美國經融危機了，有些人就開始說中國的宏觀調控體制最好了，美國也要社會主義了。這些人不是笨蛋就是別有用心。 陳獨秀以為找到了最新的學說，可以給中國帶來光明，自己也可以出一把風頭了。不想想最新最先進的學說需要時間的檢驗，才能應用到複雜無比的社會系統中。還是那句老話，保守主義的智慧要得到尊重，傳統之所以是傳統，是因為經歷了時間的檢驗，有其合理性。馬克思主義試驗的結果是中國傳統中最糟的農民起義加上馬克思主義的國有化，造就了一個最獨裁、最專制和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在毛的時代，“天高皇帝遠”這樣的話都不適用了，你敢在哪怕最邊遠的地方罵老毛，你的命就沒了。有的人質疑大饑荒的存在，說那麼農民為什麼沒有在59年到61年起義？如果是傳統的中國，那麼起義是極有可能的，因為古代的農民享受着一定的自由，而毛時代的農民連逃荒要飯都需要開介紹信。80年代，我就見過拿着公社介紹信的逃荒者。沒有介紹信，盲流就會被抓起來。我也經過半夜被叫起來，因為要查戶口。毛的專制達到了人類歷史的頂峰狀態，整個中國的人員流動被戶籍制度、單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中國農民被死死地限制在土地上，無法形成逃荒的大量流民，也就無法產生農民暴動了。人類的自由在毛的時代達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唉，有點跑題了，不說了。 總之，學者的書齋要離街頭要遠一點，要超然一點。學者不要追求世俗的利益，要有仰望星空的胸懷。這說起來容易。要知道，誰能補償學者的寂寞和孤獨，幾十年追索一個無聊如“一個針尖上可以站幾個天使”這樣的問題？只有心中對上帝的信仰才能支撐。中國的學者需要一個中世紀修道院的薰陶才能追求上帝的真理，而不是追求榮華富貴。讓書齋離街頭或者中南海遠一點。當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看望一個住在木桶里窮困潦倒的哲學家的時候，他問“我能為你做點什麼嗎”，得到的是一個高傲的回答“走開，不要擋住我的陽光”。中國的學者們在權勢面前，需要高傲一點，也需要勇氣對中國政府說“走開，不要擋住我的陽光”。放棄儒家的家國情懷，追求真理追求上帝勝過一切，這才是中國學人的學術出路。中國不需要拯救，中國人的靈魂需要上帝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