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聽了朋友的推薦，也是受了魯迅先生的影響，才第一次上《新語絲》看看，無意間看到了關於鄢烈山先生關於《北大咋出這種學生？》的評論，以及另外兩名網友的質疑。我記得曾有一個專事雜文的鄢烈山先生，一度在《南方周末》上主持一個專欄，有一次大概是因了國內熱炒金庸，所以作了一篇雜文說，他從來不看金庸的書，因為那些書不值一看。不想惹得一位金庸迷極為不滿，認為既然從不看金庸的書，何以斷定金庸的書不值一看。我沒有看到下文，不知是否有鄢烈山先生的答辯。

　　我也不知道此一鄢烈山先生是否就是彼鄢烈山先生。但看到鄢烈山先生的評論：“北大怎麼造就了這樣無知無羞沒教養的女生，真丟人！丟北大的人，丟中國高校的人，丟中國的人！”我便感到有些彆扭，閒也無聊，也來說幾句解悶。

　　按照鄢烈山先生的邏輯，北大既然是所謂中國的最高學府，其培養的學生自然應當有知有羞有教養。知道普京雖然貴為大國俄羅斯的總統，也有不懂的語言，所以不懂中文，毫不足為奇。你知道他可能不懂中文，或者沒注意聽清別人的話，而來提這樣一個問題，便是無禮而沒教養。提這樣小兒科的問題，則是無羞。但終於提了這樣的問題，讓江主席也覺得她的提問無知與唐突，以至插話打圓場，這便是丟了人。不僅如此，因她是北大的學生，以至於連母校和中國所有的高校也受了拖累。而她又生面為中國人，中國也跟着倒了霉。幸好現在還沒有世界國，否則全世界也要無地自容了。

　　且不說連十個指頭有長短、北大的學生也會良莠不齊這樣簡單的道理都不懂，便來大發議論，也算是無知者無畏了。即使就這個邏輯本身而言，也好像並不通，所現的只有傳統的大帽子壓人的專橫，與封建朝代“無君無父，是禽獸也”的議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而鄢烈山先生自己卻是渾然不覺，也許鄢先生早就習慣了不用講理的下斷語的方式。如果時間倒流30年，我真不敢想象又會有多少人因為言語獲罪，因為丟了中國的人那時可不是一件小事。

　　稍有常識的人稍作分析，也不難看出這種提問的關竅：普京來訪，江主席陪同，到北大演講，這對於任何現場的人都應當是非同小可，要不鄢烈山先生也不會在國內媒體上遍找相關的報道；北大俄語系四年級女生，俄語流利，當然是提問的上佳人選，連翻譯也不用要；特地穿了一件大紅衣服，顯眼，便於識別，不會誤讓印地語一年級學生來提問；主持人話音剛落，便第一個站起來，“顯然有備而來”。如果她是被授意進行提問，或者鄢烈山先生知道是被授意提問，也許對此就不置一辭了。如果這個問題讓鄢烈山先生來問，估計他是定然不肯問了。但偏偏鄢先生不在場，無緣與他喜歡的普京見個面，或者與讓主持人青目相加，真讓人覺得世事如棋。其實“北大俄語系四年級女生”范穎川雖然在提問時也許沒有進行認真的思考，但至少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僅此一點已足夠讓諸多腹中空空而好作驚人之語之流臉紅心跳了。而他們竟能以道德評判者自居而堂而皇之地指手劃腳，讓人不得不懷疑這羞恥兩字是否出了毛病。

　　梁實秋罵人，那叫藝術；魯迅也罵人，那是悲憫。魯迅至廈門大學，三易其廚，以至酒精爐上白水煮火腿度日，而心中所感，唯國人之麻木，文壇之混沌，軍閥之無道，國難之深重，而無一語及於個人私怨。愛、同情與求知諸種情感，魯迅可以當之。我不知道鄢烈山先生是否是為了還文債而至於遍翻媒體相關文字，偶有北大學生問錯了一個問題，讓鄢先生想起來就臉發燒，因為按照鄢先生的推理，在普京看來，堂堂大中國之最高學府的學生只能問這種低級的問題，其他沒上過北大的中國人想心更加不濟，從此俄國人乃至其它外國人勢必小看中國人，這自然讓所有中國人都因之蒙羞。於是鄢先生張口便罵，更公開發表，以盡一個“雜文”作家之本份。我無法揣度，如果魯迅有知，是否會深悔讓雜文這種體裁問世。

　　好在鄢烈山先生還是很坦白的，覺得“看了上述報道卻生氣了，罵一個女孩子`沒有教養`，我也沒紳士風度沒教養”。但我總覺得，如果鄢烈山先生把加在那位北大女生頭上的評語加在自己的頭上，我以似乎更為合適。

　　其實無聊如我輩者，也不要把鄢烈山先生的議論太當真了，因為言為心聲恐怕在大多數時候並不確，也許鄢先生只是為了還文債而己。鄢先生姑妄說之，諸位便姑妄聽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