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來，“吳征楊瀾事件”無疑成了海外中國學人的熱點討論問題。應當說，絕大部分人與本人的觀點是一致的，對吳征楊瀾的行為持批判態度。但也有人從不同的角度，為吳征楊瀾的行為做某種辯解，或者認為他們是可以原諒的。如有人認為吳征的文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也有人認為，名人雖然也有某種缺點錯誤，但並不至於如此被對待，中國人的內鬥，最終傷害的是中國人自己；還有人認為，批評者專門挑戰名人，是出於某種不健康的心理，其人格是扭曲的；更有人認為，你們曹長青、趙平波之流，不如人家成功，沒有資格對人說三道四，不妨把你們的簡歷也公布出來，讓網友們也來評判、打假。

以上種種觀點，所涉及到的問題，已不再是“吳征楊瀾事件”的本身，而是涉及到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今天，中國已加入WTO的今天，中國社會應當有什麼樣價值取向，中國的國民應當有什麼樣的公眾心態的問題。為此，筆者打算就此問題撰寫系列的文章，來闡述本人的看法——這一系列文章都將圍繞“吳征楊瀾事件”這一主題，但所展開的討論並不局限和糾纏於這個事件的細節。

既然這個系列文章的標題是與網友的對話，我當然會密切注意網友的各種言論，以便及時與網友們交流看法。但由於吳征楊瀾揚言要和本人打官司，所以本人從今以後，不擬就“吳征楊瀾事件”象過去那樣隨意地發貼子，以免授人以柄。所以，這個與網友的對話系列，只能先刊登在多維網的評論欄目里，這樣在時間上可能有所滯後，請大家原諒。不過，我會密切注意網上論壇的各種言論及反饋信息，如“大家論壇”、“文學城論壇”和“萬維讀者論壇”等等。也歡迎網友們直接給本人發送E-MAIL以交流看法。

今天談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誠信與成功的關係問題：是不是吳征的文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

這些天來，擁吳征、楊瀾者接二連三地出來了。先有不署真名的Justice、dongtian、姚明，最近又出來了真名真姓的王建榮博士和喬新生教授，以及更多的論壇貼子。“吳征的文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之立論，就是dongtian先生發表在多維網的一篇評論的標題。這是擁吳楊者的主流觀點，其他為吳楊辯解者，也大都持這種觀點。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致命的邏輯錯誤就是偷換概念。

第一，這種觀點是在邏輯上把文憑的真假問題與高低問題混為一談。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學歷高低當然並不重要，這還需要有人撰文來專門說明嗎？Bill Gates是世界首富，不是連大學都沒有讀完嗎？賴昌星也算是個“成功”的商人吧！但在所有對賴昌星的犯罪揭露中，誰認為他只讀了三年小學就輟學這一點，有值得譴責之處？吳征的文憑問題是一個真假問題，並不是他的學歷的高低問題。真假問題涉及到誠信，一個成功的商人豈能不講誠信？

第二，這種觀點隱含的另一個邏輯錯誤，是把同時概念偷換成不同時段的概念。不錯，吳征先生獲得巴靈頓大學學位是五、六年前的事情，當時他還只是一個普通留學生。現在，吳征成功了，已成了公眾人物。要求一位公眾人物要為他過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承擔責任，這豈不是太苛刻了？這種觀點似乎挺有道理。但問題在於，吳征先生是把過去巴靈頓大學的博士學位，寫在了現在的簡歷上。事情出現在今天，而不是過去。如果他現在的簡歷沒有過去這個學位，也就是說，如果他成為公眾人物以後，並沒有再依靠過去獲得的、令人懷疑的學位來標榜自己今天的身份，現今的輿論界當然也就不會、也不應當對他如此質疑了。

第三，關於吳征的文憑問題還有一種更荒誕不經的邏輯來為其辯解，認為對吳征的欺詐作假的指責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喬新生教授在2002年1月4日《南方周末》的文章里持如下觀點：“如果克萊登大學確實存在，而且具有頒發文憑的資格，那麼，哪怕文憑的獲得者是以金錢交易的方式取得該校的文憑，我們也不能說該文憑是假文憑……。”這個邏輯迴避的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吳征先生的巴靈頓大學博士文憑既沒有得到美國、也沒有得到中國的認證機構的承認，一個公眾人物拿一個沒有得到承認的文憑來誤導公眾，豈不是欺詐作假的行為？

按照這種邏輯，筆者3歲的兒子也有博士學位。他在社區幼兒園學習了半年的識字、繪畫、舞蹈、唱歌和電腦遊戲操作幾門課以後，獲得了“博士”的稱號：文憑證書是存在的，並赫然寫著小博士（Little Dr.）授予Tyler (我兒子的英文名)。還有一頂紙糊的博士帽。發證機構社區幼兒教育中心也是存在的。至於頒發文憑的資格，哪有法律規定幼兒園不能發這張寫著小博士（Little Dr.）紙的資格？那麼，我兒子以後是否可以把這個3歲就獲得的“博士”學位寫在正式的簡歷上，為以後求職服務？

事實上，正確的邏輯關係恰恰應當是：越是不成功的人，誠信問題就越不重要。越是成功的人，誠信問題則越是顯得重要。難道不是這樣嗎？

一個不成功者往往嘆息自己命運不濟，然後吹吹牛，宣稱自己也曾有個某種學歷、頭銜、職務等等，從而得到虛榮心的滿足，旁人則多了個笑料，這對社會自然並沒有多大危害，不必予以追究。但他若作假去行騙而且成功了，性質就不同了。小說《圍城》裡，與方鴻漸同樣買了個克萊登大學博士文憑的韓學愈，在錢鍾書的描寫中，此君已是最可恨的人了。但仔細想想，韓學愈只不過是騙了個三閭大學的資深教授噹噹，比起沒敢拿出假文憑來作用途的方鴻漸副教授，他也不過就是職稱高一級、工資高一些罷了。這對社會的公平當然是有傷害的，但其傷害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但對於成功的公眾人物，由於他們獲取了更多公眾的信任，被賦予了更多的公共權力（如更容易向社會集資等），那麼，在一個公平的社會裡，就必須要有輿論的監督機制來制衡公眾人物，以確保他們不濫用公共權力。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社會對公眾人物的道德要求就必須更加嚴格。人們對吳徵文憑的質疑，正是基於這種邏輯。吳征不是要從中國老百姓那裡集資2億美元，合16多億人民幣嗎？一位被懷疑有過不誠實的紀錄的人，一位在今天依然把過去的可疑紀錄拿來作為今日之包裝的人，要從公眾那裡獲取巨額的資金，豈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

可見，越是成功的人，輿論就越是要質疑他們的誠信的問題——公平、合理的社會必須這樣做。

趙平波（pbzhao@yahoo.com）

2002-1-10於加拿大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