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思想比較研究

之一：老子和盧梭誰更運氣？

*周峰*

-----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在中國的教育者的眼裡，人慾“入世”首要“修身”。所謂“修身”其實就是對自身的品德，學識和心性加以修煉和培育。然後才有治理國家，管理家庭和誠服天下。 這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價值理念，被普遍接受和認同。因此應該屬於中國特有的哲學的一個命題。

所不同的是此身如何修？圍繞着這個問題道家的老莊和儒家的孔孟曾經有過長時期的爭論。這反映在<<道德經>>，<<南華經>>和<<大學>>, <<中庸>>，<<論語>>等經典著作之中。平時我們談論起道儒兩家時往往對能夠對儒家的觀點相對地了解多一些。我想這一方面是由於儒家倡導的仁義禮善的價值觀念被人們較多地接受了有關。而這一方面是由於儒家的道德相對於道家的道德更有利於人們的實際操作，比較更加接近現實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能忘了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過程中，儒家學者的貢獻。特別是諸如漢朝的董仲舒這樣的關鍵人物。儘管後來儒家學者並沒有真正發展過儒家的經典思想，倒是不斷地對之加以歪曲和破壞。

但是最終道家還是被邊緣化了。道家思想的這種被邊緣化的命運其實也不能全因儒家的經營得利，或者是得勢。道家後來被發展成道教這個事實業已說明了由於道家思想的難於理解而難逃畸形發展的命運。

因此直到今天每每看到有關道家思想被不同程度的誤解，甚或被歪曲也就不會感到很奇怪。為此筆者曾經有過專門的論述。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莊的<<道德經>>和<<南華經>>邏輯思辨的成份居多，特別是<<南華經>>的寫作手法。多用喻。這就人為地增加了人們對道家思想的理解的難度。

但話又說回來，象道家的道德體系，如果得以清晰地表達，不用喻也難。因為道家主要脫胎於經典作家對自然的觀察，思考而作出的一種思想總結，而這些對於那些沒有類似經歷和生活習慣的普通讀者來講也還真是費解。

舉一個例子：

在<<南華經>>或者又叫做<<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里有一段記述。“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其踞鼓盆而歌”惠子問道：“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而莊子答道：“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 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笏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繳繳(應該是口字邊)然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儘管莊子在這裡說出了他不哭的理由是因為他理解這本就是”命“使然，但依然沒有說明白”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的質問。

我想類似莊子這樣的言行肯定會被許多人理解為“神經病發作症候”。而相比之下儒家的待人接物就相對更具有“人情味”，比如孔子在得知他的一個學生死後，就表現的非常悲痛。這很容易被人接受。 因此如果把道家粗略地說成是一種“理性”思想的體現的話，那麼儒家就更具有“情感”的一面。也就是說儒家比道家更重視人之感受。因此不難被普通人理解並接受。

實際上重視人自身的情感本乎人類天性之一種。因此道家最終被邊緣化也可能和它過於忽視人之常情有關。當然實際情況應該不止於此。

現在回過頭來繼續討論道家和儒家在“修身”問題上的異與同。

其實道家的思想在理性層面上確實要高於儒家，這一點不僅為本文所例舉的事例所佐證，就連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朱子等人也通常被後人議論為“明儒暗道”。可惜的是後世人等每每談論起道家思想總是拿“無為”“愚民”，“諷刺仁義”“譏笑聖人”等等命題加以刁難和置疑。其實這除了是由於我在前文所言明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後世對道家的諸多誤解，甚至是歪曲有關。當然有些人可能是本着理解和接納道家思想的態度在不自覺中對道家思想進行了歪曲，如峨嵋道教的張天師，張道陵，還有廬山道教的許遜，以及先於這兩者開創修煉神仙丹藥的魏伯陽等人。

此外還有一些人就是那些所謂的正統儒生，這些人通常充滿了門第派別觀念，並不大願意去理解道家的思想，亦即所謂的“僧道無緣”。更別說是讓人家接受了。

至於道家的思想，請讀者諸君參見<<老子的道德>>在此就不專門論述。

正如在本文開篇時所解釋的那樣。“修身”這個範疇的現代含義除了是指對自身品行，學識和心性的錘鍊和培育之外，還有一層意思就是現在常說的“社會化”。說白了就是討論如何從一個自然人到社會中人的轉化問題。只是用“社會化”一詞解釋儒家的“修身”極容易降低儒家“修身”的境界。因為儒家講修身的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同樣“社會化”這個詞套用道家的“修身”也不妥。 因為據道家，特別是道教人物的理解，“修身”不是“社會化”，而是修煉成“大羅金仙”“天仙”“地仙”“人仙”和“鬼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去社會化”或者更具體的說是“去人化”。可見由於最終目的或者說是發展方向有異，不能泛泛而論。

但是具體到“修身”這個問題本身，其意思顯然是明了的。 那就是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發展方向的起點。

儘管中國傳統的教育之目的基本上是沿襲儒家的路線。但是由於道家，特別是道教對中國文化之巨大影響自然會反應在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論之中。儘管這一事實很難被儒家學者所接受。

如果有可能朋友們不妨檢查一下，中國歷史上比較鼎盛的時期是否是道家思想再起主導作用。比如中國的歷史上有“唐疆宋土”稱號的，“貞觀之治”和“文景之治”，其中的修養生息思想都有老子的「道德經』的印跡。同樣在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文化的發展時期，道家思想也是被比較受重視的時期。

（需要例證〕

道家和儒家在很多方面是不分野的，比如中國文化之中的風俗習慣，到現在很多人認為和道儒兩家都有關係。就象台灣學者南懷堇先生曾經分析過的那樣。在很多的時候中國的傳統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論也是道儒兼容的。比如中國文人都很熟悉的“文曲星君”或者被稱謂“文，魁星君”都是最先源於道家或者準確地說是道教。而這些人物在兩三千年的時間裡一直就是主管學者道德高下的審判官。因此在中國傳統上，大凡讀書人都必須符合這些規範，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而這種道德修養可以通過“因果報應”來得到判斷。

正如歐陽修感嘆的那樣“文章千古無憑據，只盼朱衣暗點頭”，就是再說為文和為人之密切關係。就象中國學術界迄今依然流傳的一句話：文如其人！

因此看來教育的內容就具有了兩個只要的方面，一是學習“句竇”這些基本的為文之道，這當然是屬於技巧方面的內容，再一方面就是要學習做人。

而如何做人就必須先搞清除為人之行為規範和價值標準。這就是教育的指導思想和出發點。後世韓愈之“句竇”和“解惑”的分類方法基本上也沒有超出本文所闡述的範圍。

談到如何為人，就必然要先談一下中國傳統上人的地位問題。筆者在<<老子的道德>>一文中，曾經談論到道家的“域中四大”的觀點，也就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如此又有類似的說法是“三才者，天地人”後者是儒道共享的文化。可見在歷史上不管是道家還是儒家，都把人的地位和自然界處於了並列的地位。但是道家又說“人法天，天法地，地法自然”強調人之重要性。

這種思想應該比十八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主導思想更高了一步。當時西方文藝復興主要是為了反對羅馬教庭對人性的殘酷壓迫，在這一時期諸如但丁的<<神曲>>，以及JJ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都是針對這種情況寫成的。以至於後來發展成了“人權天授”“人生而自由”“人人平等”的人權和神權理論。後來英國的約翰。羅克和法國JJ盧梭等人的教育思想對歐洲大陸和英國的教育產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不但變革了先前不重視人權的教育範式，而且造就了現代教育中師生關係的最初形態。

但回過頭來我不盡要問，為什麼這樣的情況沒有在歷史上的中國發生，而是發生在了十八世紀的歐州？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這樣一句話：“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句話就是闡述的中國傳統上“師生關係”。而在中國傳統上父權，夫權，君權這樣的權利關係中。徒弟如果和老師成了朋友，這肯定會被看成”大逆不道”，也就是這個“不道”自身表明，君權，父權，夫權這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制約關係本身把道家的“人”闡述成了“社會”或者說是“人的集合體”，而這正是道家所不以為然的。

儒家這種把“人”塑造成“人的集合體”或者說是“社會”不但和儒家主張“入世”一致，同時更符合它的權力理論。

因此儒家把人看做一個整體，道家把人理解為一個個的“人”，因此儒家主張“入世”而道家就不這樣了。

儒家把人視為整體也正符合了社會管理的需要。有如”放羊“很符合”牧者“君主的要求。因此到了漢武帝年間，董仲舒可以提出“君權神授”的理論，並和當時的政治勢力結合鞏固了儒家獨大的地位。這件事情的意義可謂極其深遠。

從上述分析來看由於當時中國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的社會觀念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最終道家的教育思想只能作為儒家教育的補充。同時由於當時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也不能夠象十八世紀已經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歐洲社會那樣，對教育產生了空前的期望和要求。

因此這樣看來道家算是生不逢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