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謂北大精神?--論北大與周星馳的“合流” |
| 送交者: dayang 2002年01月11日17:30:26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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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繼金庸登上了北大的講壇之後,周星馳也登上了北大的講壇。這兩位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人物,被一向高不可攀的北大接納,成為備受矚目的新聞事件。有評論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星馳到北大比前幾年金庸走進北大更有文化上的象徵色彩。因為他比後者更能代表香港文化的商業性和藝術形態的市民化。” 北大因為接納周星馳而受到不少嚴厲的批評。在傳統媒體和網絡上,關於“北大墮落”的說法不絕於耳。然而,作為近年來一直對北大持尖銳批判態度的北大學子之一,我卻對這一次的批評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來,金庸與周星馳以自身的文化創造,已經成為通俗文化中的“經典”。不管某些“嚴肅人士”如何不以為然,他們都不知不覺地進入了千家萬戶,擁有數以億計的讀者和觀眾。當然,並不能說讀者和觀眾的數量就與作品的精神價值和藝術含量成正比,但是他們的作品為什麼能夠擁有如此眾多的受眾,人們在閱讀和觀看他們的作品的時候體現出了怎樣的一種社會心理,這些都是應當關注和研究的文化課題。如果像北大這樣的最高學府都以自命清高的姿態,拒絕面對傳媒時代的諸多大眾文化形態,學院與民間的溝通從何談起呢?那種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狀態,那種唯我獨尊、固步自封的心理,才是對北大自身學術傳統的背棄。 北大的學術傳統是什麼呢?蔡元培先生說,北大應當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北大的“大肚能容”,“容”的不僅僅是高深莫測的、故紙堆中的學問,而且應當包括對當下的、現實的、世俗的文化形態的關注、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時代,北大的一批人文學者就曾經致力於搜集和研究民間歌謠和通俗歌曲,並獲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從那時候起,北大的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化的研究就在全國學府之中獨領風騷。今天,北大接納以金庸和周星馳為代表的武俠作家和電影明星,也正是對自身傳統的一種呼應和繼承,體現了北大對中國目前的文化結構和文化生態的深切關注。與高高在上的嚴肅文化相比,通俗文化構成了不可或缺的另一極。對通俗文化的研究,對於透視民眾的心理狀況、把握時代的發展脈絡、描繪一幅完整的當代文化“地圖”,都是至關重要的。 你可以不喜歡金庸的小說,也可以不喜歡周星馳的電影,作為一名普通的受眾,你可以對其不屑一顧;但是,作為文化研究重鎮的北大,卻不能對這類影響巨大的文化現象視而不見。北大對金庸和周星馳的關注,是北大“拆除門檻、有容乃大”的表現。與之相似,美國的電影明星和體育明星,也頻頻登上哈佛、耶魯等名校的講壇,他們並沒有降低這些名校的學術水準、危害這些名校的學術聲譽,相反,他們給大學帶來的一股清新的空氣,帶來新奇的觀察視角。打破象牙塔的封閉,改變俗與雅的對立,不僅拓展了學術研究的領域,更重要的是推動了觀念的創新和思想的自由。 北大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的“思想庫”、乃至於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的象徵,正是因為它的自由、民主學術品格和寬容、多元的學術平台。真正有生機和活力的學術,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學術;真正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化,是多元共生、相輔相成的文化。假如長期固守“精英”的姿態,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拒絕接受新興的文化資源,北大不僅不會保持其“純潔性”,反而會喪失其內在的發展動力。“問渠哪得清如水,為有源頭活水來”,沒有源頭的活水,哪裡來汩汩的清泉? 近年來,北大確實遇到了危機和挑戰。北大真正的問題是越來越忽略人文學科和基礎學科,雖然它們曾經給北大帶來崇高的聲譽,但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它們的研究成果暫時不能轉化為“第一生產力”。某些急功近利的教育官員一味強調“創業”——也就是立竿見影地賺到大錢。所以,他們大辦工商管理、計算機、生物等學科,而讓無法賺錢的文史哲、數理化等學科“自生自滅”。然而,大師和大思想家都是在人文學科和基礎學科中產生的,他們的出現,對於北大乃至對於整個中國來說,都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我認為,北大最大的危險在這裡,在這“眾生喧譁”的背後——對北大的批評,理應在這個層面上展開。北大的講壇上出現過金庸和周星馳,北大的學子迷戀這些通俗文化的“英雄”,只是幾個熱鬧一時的新聞事件,給寂寞的媒體提供了“話題”,它們並不能改變北大深層的、內在的精神氣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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