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一個深冬，一位從京城“下放”的老教授，攜家眷來到我們村安家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或者說勞動改造。老教授一家四口（夫妻倆及他們的小女兒和長孫）就住在我家的後院裡，而且一住就是10多年。在那特殊的年代裡，我們一家人對老教授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尤其是我的兩個叔叔。
二叔當時是村裡的民兵連長，“思想覺悟”非常高，自以為愛憎分明、能隨時劃清敵我界線，對老教授一家視若仇敵，自動“肩負”起監視和“教育”老教授一家人的“義務”，常常對老教授橫眉冷對，惡言惡語。
三叔則恰恰相反，當時還在讀中學的他，對老教授一家視若親人，對知識淵博的老教授更是畢恭畢敬、非常崇拜，在攀談求教的同時，還經常幫老教授一家挑水磨麵干雜活。老教授特別喜歡我三叔，常和他有說有笑，甚至徹夜長談。後來，他還送給我三叔許多書。
1977年恢復高考時，已輟學三四年的三叔，在老教授的鼓勵和指導下，以全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同時考上清華大學的還有老教授的小女兒———後來成了我的三嬸。
次年，老教授夫婦和他們的孫子被專車接回北京。如今，我三叔、三嬸也早已是學富五車的博士生導師，成了國家的棟梁。
而我的二叔至今還生活在農村，毫無作為。新時期的改革大潮、黨的富民政策也沒能改變他的處境。他在家鄉富饒的土地上依然過着貧困的生活，走着自己蒼白的人生之路。
一個人的世界觀和處世態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心態，往往決定了他一生的前途和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