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的2002年頗不平靜，醜聞、懸疑，一樁接着一樁；被無情地撕開面紗和痛心地自曝其短從年初直到年末，隔三差五地發生着；許多人、許多事，在這一年裡被打回“原形”，曾經令人尊敬的名字，有的在這一年裡更其令人尊敬，有的在幾天之內變得讓人齒冷。

　　在公眾的矚目之下，2002年學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和四個字有關：學術誠信。因為它不是商人的誠信，不是演藝明星的誠信，而是有關素有“社會良心”之稱的知識分子的誠信，它的被侮辱和被捍衛，格外有理由被作為年度大事記載，有理由引起人們的注意和深思。

　　吳征：克來登大學懸案

　　吳征在2001年底之前，一切都很好。對外界自我介紹的時候，吳征經常玩笑地自稱主業是楊瀾的丈夫，副業供職新浪。他的個人履歷，一度被作為中華學子海外奮鬥成功的案例

　　在2001年11月中旬以後，香港和內地媒體陸續接到質疑吳征人品和學歷的匿名信，吳征被傳言包圍。“美國巴林頓大學博士學位有假”的傳言一直陪伴着他走進2002年。

　　吳征自己的解釋是該校是經營遠程教育的大學。因為工作緊張，他選擇遠程教育的方式充實自己的金融與商務方面的知識。

　　這種說法沒有錯。問題在於，在美國只要出錢就可以辦學校，頒發學歷。關鍵在於你的學歷必須得到權威部門的認證。巴林頓得不到這種權威認證。吳征被指靠着國人在概念上的模糊，以及英文翻譯成中文的不確定性進行了學歷作偽。

　　新年之初，沸沸揚揚的吳征學歷事件，最後似乎是以懸案不了了之。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在這件事中，聯想到了錢鍾書的經典小說《圍城》，和小說中方鴻漸等人“克來登”大學的假學歷。

　　王銘銘：為名所累

　　北京大學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在2002年新年之初會以這樣一種方式迎來全國的矚目。開年，北大博導王銘銘剽竊事件突然從小範圍的學術圈內渲染到舉國皆知。

　　1月10日，《社會科學報》發表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王曉生的題為《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文章。文中提到，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王銘銘，在其1998年出版的《想象的異邦》一書中，抄襲自己1987年參與翻譯的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一書內容達10萬字之多。

　　一時間，“北大博導涉嫌剽竊”成為所有媒體的焦點。

　　王銘銘從天堂跌入地獄。儘管有圈內人士曾經這樣評價：“中國的人類學研究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王銘銘功不可沒。”這一事件的後果是，醜聞纏身的王在校內所擔任的一切行政職務幾乎全被撤銷，同時取消的還有他的博導資格。

　　王銘銘本人對所有人沉默，除了哈維蘭。王銘銘向他寫信致歉。

　　在隨後開始的新學期，卸去一身頭銜的王銘銘成為北京大學一名普通教師。

　　對這一醜聞級事件作出的較為中肯的評價是：在學術研究上非常有天分和素養的王銘銘被當做學術明星，抬到很高位置。處在那樣位置的王銘銘，不能不試圖最大限度地作出努力來適應這種評價，而他在短時間內實際上無法達到這樣的水準。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一個受害者，一個目前中國學界對學術水平、學術能力衡量體制的受害者。

　　逐漸被淡忘的王銘銘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在一套新出版的社會學普及叢書中。他負責撰寫其中的一本《人類學是什麼》。看過的人評價，淺顯易懂。

　　對王銘銘而言，這一事件也許在無形之中讓他回歸學者本位———一個作學問的人，而不是一個學術明星。

　　鄒承魯：一顆值得尊敬的老良心

　　79歲，對於一個老人而言，可用風燭殘年來形容；對一個戰士而言，卻可能正是老驥伏櫪。

　　鄒承魯院士，這位老戰士，在過去的幾年，已經給自己樹了不少“強敵”，從質疑“基因皇后”，到爭論許久的核酸風波，再到今年“克隆生命器官”之爭，少有人願意站出來說不。

　　即使是在科學界，講真話也是需要勇氣的，因為科學界也不可避免地是“人”的社會，有人，就會有關係，有人情，有千絲萬縷的各種牽絆。

　　這時候挺身而出的，是老戰士鄒承魯。以近八旬高齡，同那些以科學的名義，尤其是利用前沿科學而牟利的人士，奮勇論戰。

　　他相信，那些“偽科學工作者們”所言並不科學，他相信，真正的科學家有讓公眾知情的義務。

　　這是件苦差使。得罪人，又耗費自己的科研時間。那麼多人都明哲保身，以不方便為由，拒當這個刺頭。

　　鄒承魯先生作出了相反的選擇。

　　於是有人說，先生為出名。可如果你取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49年就在英國的《自然》雜誌上發表論文，又是中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主要貢獻者之一，還有必要特意出名嗎？要知道，學生物化學的人不知鄒承魯，如同中國人不知北京。

　　科學不容玷污，科學從業者必須保有自己的操守。早在1981年的院士大會上，先生就高舉提倡科學道德的大旗。這些年，他的努力一直沒有間斷過。近年，生物化學領域風波不斷，許多人甚至是一些科學家也參與其中，藉此牟利。先生建議立“家規”淨化領域，於是，出台了禁止生化學會工作人員在報刊上為商品做廣告的規定。

　　先生一直在為學術界的風氣做着努力。他說，這是為了科學的聲譽和自己的良心。

　　陳琳：本年度最著名的“海歸”

　　2002年夏天，哈佛博士陳琳成了最出名的海歸派。他的經歷像是在上演一部懸念大片：先是以百萬年薪受聘民辦學校，爾後哈佛博士身份受到質疑，繼而被民辦學校解聘，之後哈佛身份被證實，再後受聘與前所學校一牆之隔的另一所民辦學校。

　　其間情節波瀾起伏，真相撲朔迷離。

　　其實最讓人眼花潦亂的是陳琳那“耀人”的履歷：哈佛、斯坦福名校的求學背景，美聯儲等一系列世界級金融機構的重要職務。對很多人而言，這些地方都是金字招牌，可望而不可即。

　　不止陳琳，很多“海龜”們都擁有這樣的輝煌簡歷。公眾曾經沉迷這樣的輝煌，因為信任海外名校大公司，對“海龜”們所說的深信不疑。一些企業、高校更是以高出國內人才數倍的薪水聘請“海龜”們以壯大自己的實力。

　　在對陳琳的頭頂的光環求證的過程之中，人們才發現：一點的事實居然可以無限誇大。同樣是ecnomist，西方理解為經濟工作者，中方翻譯成經濟學家。誤會這樣產生。

　　不少“海龜”們對糾正這種語言中的誤解毫無興趣，如果這種誤解可以帶來榮耀乃至利益的話。很長一段時間，也沒人去核實此類問題。

　　據報道，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每年受理的2000多份外國學歷認證申請中，都有25%至30%不能獲得認證。

　　對公眾而言，哈佛博士陳琳事件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於他一個人學歷、履歷的真偽、是否存在誇大，而是整個社會對“海龜”軍團冷靜客觀的認知和評價。這種冷靜，也感染了“海龜”們自身，對國外履歷天花亂墜地吹噓的少了，許多“海龜”回國就去有關部門誠實地登記認證。

　　牌子、頭銜不再像過去那麼神聖。不論是“海龜”，還是“土鱉”，能力才是根本。而在能力之上，至少不亞於能力的一個標準是，誠信。

　　秦伯益：不能永葆青春，必須永保清白

　　這是2002年又一個“不識好歹”的老頭兒。

　　瞧瞧人家多客氣，看得起你是院士，評委、兼職教授、顧問的頭銜一個接一個。無論走到哪裡，始終環繞在鮮花、掌聲、閃光燈和仰慕者之中。

　　可秦伯益不吃這套。在當選院士8年之久後，他辭謝各種應酬，辭謝記者採訪，社會兼職只退不進。

　　在繁華背後，秦伯益悲哀地發現院士身份更像花瓶：可以任意擺放，沒有使用價值，只是供人觀賞。在那些迎來送往，逢場作戲之中，人們更看重的是院士的身份，而非院士的才學。更重要的是，諍友提醒他：自從當選院士之後，再沒出什麼大成果。

　　老先生有自己的尊嚴，也有自己的追求。今年10月，一篇院士拒當花瓶的文章見諸報端。秦伯益以短文明志。

　　遠離鮮花和掌聲，秦伯益理解了王選院士的一句話：“一個科學家如果經常在電視上出現，那麼他的科學生命也就結束了。”

　　老先生真是愛較真兒。實際上，即使不再有任何成果，他以前的成就足以讓人尊敬。

　　老先生是真瀟灑。他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意志做人。做自己能做、愛做的事情。

　　老先生不願隨波逐流。他有自己的原則：我們不可能永葆青春，但必須永保清白。

　　2002年裡，又一個真正的科學家，讓我們目睹科學精神的精髓所在。

　　舍恩：從學術衛星到流星

　　今年12月號的《物理世界》雜誌刊發一篇古怪的社論，名字就叫《非常古怪的一年》。它說，2002年是國際物理學界相當長一段時間來所經歷的“最古怪、最騷動”的一個年頭。其中，美國貝爾實驗室查出科研不正當行為的新聞壓倒了其他的一切。

　　這個科研不正當行為的主角就是舍恩。

　　今年32歲的舍恩一度是物理學界耀眼的人物。自從1998年加盟貝爾實驗室後，他在《科學》、《自然》等雜誌上發表了100多篇論文。其中有74篇論文是第一作者，一些“成果”曾引起轟動。他也一度被認為是諾貝爾獎的候選人。

　　可惜的是，貝爾實驗室公布的一個外部專家組的報告認定，曾在該實驗室工作的舍恩至少在16篇論文中造假。舍恩在報告公布後隨即被開除。

　　這是貝爾實驗室77年歷史上第一起科研不正當行為，有科學家乾脆將這起醜聞比做科學界的安然事件。

　　從學術衛星，到學術流星，舍恩滑落的速度太快。急功近利並不適合科學。我們在此記錄舍恩事件，是因為，中國學界需要警惕這一事件所反映的心態和它所生長的土壤。學術研究必須耐得住寂寞並能夠堅持操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