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提及當今世界的信息技術，人們不禁想起印度並感嘆印度軟件業的飛速發展。當中國人認定世界正邁向知識經濟時代，面對印度軟件出口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增長，預計在2008年將達到500億美元的驕人成績，讚嘆之聲是自然而由衷的。

　　一般都將印度軟件業快速發展的原因，歸納為政府的大力支持、重視人才培養和普及英語等。這些說法從表面上看並沒有什麼大錯，但問題在於，為什麼偏偏是印度重視軟件業、事先儲備了相關人才並普及了英語呢？將印度歷屆政府的重視和支持解釋為有先見之明，顯然缺乏說服力。儲備人才則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的，普及英語甚至需要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因此，這個問題可能比人們想象的複雜得多。

　　分析獨立後印度政府的政治經濟政策，就不難看出：印度軟件出口在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印度歷屆政府一系列失敗的政策的結果。這裡所說的失敗政策，是指被知識界乃至整個社會普遍認定是錯誤的，並給印度未來的發展帶來了十分嚴重後果的政策。

　　印度軟件業的成功，首先是印度政府對高等教育長期過分投入的結果。印度一直是一個兩極分化極其嚴重的國家。高種姓、受高等教育的人、說英語的人、有錢的人、掌權的人幾乎可以劃等號。高等教育作為保障富人世界的發展和繁榮的重要手段之一，歷來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大量投入，使印度的高等教育被公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數一數二，印度技術學院IIT等學府躋身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行列，客觀上為信息產業儲備了大量人才。大批工程師求職艱難甚至大量失業，在印度是長期存在的現象，社會也曾對這種過分供給的政策制定者提出過大量批評。

　　其次是人才外流現象的結果。人才外流是印度自60年代以來的嚴重問題。南方各邦為低種姓在政府等領域保留名額，迫使許多專業人才從事工商業和移民美國。當人們“在硅谷的任何一家新建公司中肯定能聞到咖喱的味道”時，信息行業的最新思想不斷流回國內，使班加羅爾成為印度的硅谷。至今印度的人才外流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而且，外流人才越多，印度軟件出口就越多。

　　再次，是印度政府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實行封閉經濟政策的結果。印度利用外資的歷史遠遠長於中國，但印度政府長期以來對跨國公司的強硬態度，是舉世聞名的。他們不僅以“有一隻蒼蠅”為由趕走麥當勞，還因與IBM有股權比例問題爭議，於1977年將其趕走。當時的印度專業人士認為，這給印度信息產業予致命打擊。但實際情形，正如印度最著名的“信息系統”公司總裁那拉亞南·穆迪所說，是真正有助於印度自己的軟件業在1990年開放經濟後蓬勃發展。

　　最後，是與印度政府一直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有密切相關。作為英國殖民者留給印度的遺產，英語一直是、也只是印度上層人士的語言，即官方、高等教育和司法界的語言。儘管印度規定印地語為國語，鼓勵地方語言，但由於階級隔閡，那些利用保留名額上來的低種姓幸運兒和新富農，不得不刻苦學習英語，以躋身上流社會。他們在那些祖祖輩輩說流利英語的上等人面前，永遠有無以言狀的自卑感。英語作為印度的官方語言，加固了上等人的特權，也使在國際舞台上代表印度的人，在與西方交流中沒有語言障礙，為計算機軟件的編寫和交流提供了保障。

　　上述一系列政策之所以被印度社會認定是錯誤的，是因為這些政策給印度未來的發展帶來了十分嚴重的後果。以高等教育過分投入為例，印度高等教育的舒適和豪華，與初級教育的巨大反差，人們有理由相信，印度高水平的大學與人才是以犧牲基礎教育為代價的。調查表明，一個地區的小學註冊率、教學質量、學生保有率等，是由該地區學生的種姓、階級、性別結構決定的。教育的制度性缺陷使貧民窟的大批兒童，甚至家長能支付學習費用的兒童也根本不能上學。廣大低下階層人民缺乏基礎教育的結果是：到1990年，印度的男女文盲率仍高達38%和66%，即使到2040年，印度也不能消滅文盲。據世界銀行估計，印度文盲將占世界文盲總數的54%。

　　失學兒童進入礦場、工廠、作坊、商店做童工，繁重勞動使他們在工作20年左右，30歲以前就可能完全失去勞動能力，低廉的工資使他們的孩子只能重複前輩的經歷。這種惡性循環是印度下層人民的生活寫照，使社會上多數人長期沒有最低的生活保障，看不到改善的希望，這是今天印度許多問題，如教派衝突，存在和惡化的根源。

　　印度自古以來就是嚴格的等級社會，種姓制度限制甚至剝奪了廣大低種姓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發展的機會。這種由印度教所提倡、由印度教法律所規定的等級制度，至今仍然在許多方面影響着印度社會，也影響着政府的各種政策。雖然印度將義務教育寫進憲法的國家政策指導原則，將14歲以下兒童受教育規定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實際情況是：1億適齡兒童沒有註冊入學，60%的入學兒童在八年級前早已輟學。在一個普遍將不平等視為理所當然的等級社會裡，任何促進平等的政策，無論從哪一方面入手，都可以斷送在信奉不平等的人手裡，或夭折於篤信天命的大眾心中。

　　印度趕走IBM等跨國公司的做法，對於一門心思吸引外資的人來說難以理解。印度人將開放的緩慢甚至牴觸，解釋為民主制度下達成共識需要時間。其實，印度對於跨國公司的恐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長期統治印度的後遺症。今天印度對於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懷疑態度，是由於印度曾經以殖民地形式與世界經濟接軌。獨立後印度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對外國利益的服從，也擺脫了外國資本的控制，今天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印度知道與世界經濟的融和不可避免，但歷史的教訓又使不少人堅信，如果印度再次作為一個原材料供應者和製成品市場而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就是重複殖民地式的經濟接軌，結果可能就是印度永遠處於不發達狀態。

　　上述造成印度軟件奇蹟的錯誤政策，在給整個社會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嚴重阻礙了軟件業本身的進一步發展。

　　在軟件奇蹟的鼓舞下，印度決心在21世紀頭一二十年成為“信息技術超級大國”。然而印度面臨的問題是：軟件大部分是出口，主要依賴外國市場；出口品種單一，主要依賴軟件服務出口；出口規模擴大有待於印度本身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和相關規章的改變。統計數據表明：印度的信息工具普及率與發達國家和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收音機、電視機、移動電話、個人電腦和上網人數等，均排在末位。印度的大面積貧困是造成這種狀況的最好解釋。西方國家因此有“泥足支撐的印度軟件繁榮”之說。

　　許多人堅信Bill Gates所說的印度可能成為21世紀軟件超級大國，我們則更傾向於將此論斷理解為從純技術角度看問題。從目前的情況看，支撐印度軟件出口的是西方經濟，阻礙印度軟件業發展的卻是國內環境。而減少貧窮和文盲，改善經濟狀況，最終增加內需包括對軟件的需求，將是異常艱辛的長征。定單的踴躍使印度軟件出口在目前仍然呈現一片光明前景。但人們可能很難想象在一個有5億文盲的大國，一個許多人連襯衣肥皂也買不起的國家，一個宗教衝突頻繁的國家，一個許多人仍然將婦女視為二等公民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信息技術超級大國。當然也很難想象，一旦出現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缺乏國內支撐，因而也缺乏迴旋餘地的印度軟件業，會有怎樣的前景。

將印度軟件業放在社會整體發展之中考察，不僅要求我們重視印度的經濟、科技和自然資源等硬國力，也要求特別重視社會凝聚力和整合力等軟國力。觀察今天的印度，並不缺少信息技術、工程學、醫學的專門人才，缺乏的是全社會不同黨派、階級、宗教團體、地區、種姓、性別之間的一些最基本的共識，以及相應的組、機構或形式去共享、交換、融合社會財富。這種狀況的存在，加上政局的持續動盪、教派和種姓衝突造成的社會動亂，以及貧困失業的惡化，可以認為：雖然信息技術已經成為印度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要像印度人希望的那樣，使印度高科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不大可能實現的；印度軟件業的未來發展，出現“有太多音樂天才但沒有樂隊”的情形，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