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裡？——徐永光涉嫌腐敗的調查與思考

南方周末記者 方進玉

　　　　第二章：“貪污犯易曉”為什麼要“襲擊徐永光”？

　　2002年3月20日晚，就在黨的新聞工作者齊刷刷遵守“緊急通知”，“對希 望工程所謂問題一律不作報道”之際，中國青基會卻在當晚的新浪上發布了題為 《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襲擊”》的聲明，第二天，新華社也向全國發出 通稿，稱：徐永光“遭前工作人員誣陷敲詐”。

　　徐永光是這樣描述的：柳楊，中國青基會（原）財務部副主任，四年前已從 青基會辭職。易曉，原青基會工作人員，十年前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被判刑， 後因病監外執行。易曉、柳楊相互勾結，多次威脅徐永光，對中國青基會進行敲 詐勒索。2001年9月，柳楊要求徐永光“為易曉翻案”提供經費，遭到拒絕後， 柳、易二人便匿名向有關部門寄出大量誣陷徐永光的告狀信，之後又向香港《明 報》提供竊取的中國青基會“大量內部文件”，展開“恐怖襲擊”。

　　徐永光做出這樣的“反擊”，並不令人感覺驚訝。記者介入此案不久，就曾 直截了當地問過易曉、柳楊：“你們提供的書面證據，我已大致看懂，但你們二 人為什麼要在這時候站出來揭發徐永光？”

　　他們的回答充滿哀怨無奈：我們原本並不想揭發徐永光，但徐作了偽證，誣 陷易曉貪污青基會200萬，受賄5萬。2001年，易曉保外就醫後，我們曾找到老徐， 希望他實事求是，不要繼續設置障礙、阻撓易曉為自己申訴。但老徐表面答應， 背後卻繼續使絆，萬般無奈，我們才站出來揭發……我們曾十分猶豫，因為所有 的朋友都勸我們，‘徐永光太強大了，你們鬥不過他！’可不把徐永光的腐敗揭 出來，易曉的冤案就永無出頭之日！

　　記者聽罷，又是一驚。

　　易曉、柳楊提供的徐永光涉嫌腐敗書面證據，已讓人觸目驚心，現在，兩位 舉報人又說“易曉曾被判處死刑”，而且說，認定易曉貪污200萬的法院判決， “屬於錯案”，還說易曉根本無罪，是被徐永光栽贓誣陷……這可真是天方夜譚！ 記得我當時的回答並不友好：“這樣吧，請允許我先搞清楚徐永光涉嫌腐敗的問 題，在搞清徐的問題之前，我暫時不想聽易曉申冤……”

　　耗時兩個月，在基本搞清徐永光可能涉嫌腐敗後，記者開始調查“易曉貪污 案”是否存在冤情－－又是馬不停蹄的一個月，看判決，查證據、找法官、問律 師、追證人……結果，記者再次被擺在眼前的書面證據、證人證言驚呆了：

　　徐永光涉嫌違規違法，可能揭出中國慈善事業一樁驚天大貪案。

　　易曉“貪污受賄案”則可能爆出中國司法腐敗一樁驚天大冤案。

　　本文將公開籲請司法機關重新審理“易曉案”，因此，筆者絕不諱言檢察機 關和兩級法院對易曉的指控和判決，簡單概括，司法機關對易曉“貪污、受賄” 的認定，共計四點：

　　1．編造了一份青基會給付深圳先科200萬“技術服務費”的虛假協議； 　　2．用“假協議”從青基會騙出200萬，偷偷帶到深圳，轉入先科賬戶； 　　3．欺騙先科，復又將200萬贓款“借給”自己的四川親戚，據為己有； 　　4．向港商陳維漳索取賄賂5萬元。

　　認定易曉犯罪之司法機關的起訴書、判決書，鐵板釘釘，不容抵賴（參閱附 件）。但易曉自我申辯以及易曉律師提供的最新證言和證據，言之鑿鑿，顯示易 曉冤情極深、極大。記者深入追查之後，對此案提出若干疑問。

　　2－1易曉貪污案的審理，為何如此漫長？

　　說老實話，初聽易曉講述自己的冤枉、悲慘，記者心底曾閃過這樣的猜測： 徐永光和易曉曾經密切共事，或許因為貪污、挪用希望工程贓款“分贓不勻”， 引發內訌？不過，當記者看完司法文書及易曉律師提供的最新證據後，看法開始 轉變。

　　公訴機關製作的第一份起訴書，文號是92年的，落款日期是1994年5月。起 訴書認定，1994年的易曉，29歲。上溯至易曉被捕的1992年2月，他應該只有27 或28歲。此案終審裁定是1997年8月做出的，法院認定，當時的易曉33歲。

　　易曉一案的審理，為何如此漫長？

　　記者查實：1992年1月23日，27歲的易曉在辦公室被檢察機關突然帶走，同 年2月1日，檢方以“貪污罪”正式逮捕之，經整整兩年羈押，至1994年2月2日， 北京中院忽然給北京檢察分院下達了《退回補充偵查決定書》，認定：“你院提 起公訴的被告人易曉貪污受賄一案，經審查認為，主要事實存在疑問，證據不 足……現決定退回你院補充偵查”。

　　又過了整整一年，1995年2月28日，北京中院做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 人易曉犯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受賄罪， 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合併執行，當然還是死刑。

　　易曉不服一審判決，依法提出上訴。

　　經過死囚牢內膽戰心驚的苦苦等候，1995年10月19日，北京高院給北京中院 下達了《刑事裁定書》，認定：“原審判決認定易曉犯貪污罪的事實不清楚”， 撤銷原判，“發回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北京中院開始重新審理，但作為“未被核准死刑之要犯”，易曉不能返回看 守所的普通監房，宣告“重審”後，等待着他的仍是死囚監房，腳鐐手銬24小時 陪伴着他。

　　又過了將近兩年，1997年7月9日，北京中院再次做出一審判決，以貪污、受 賄兩罪判處易曉“死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同年8月29日，北京 高院做出終審裁定，核准了這一判決。

　　記者發現，北京高院1997年的終審裁定書指出：一審“宣判後，在法定期限 內，易曉沒有上訴，原公訴機關沒有抗訴……”記者問：不再提起上訴，莫非已 經認罪？

　　易曉答：不是。面對死緩判決，我的心底還是一百個不服。但自1992年1月 失去自由，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半步橋、豐臺等看守所內，已被關押了五年八個月， 期間有將近三年是在死囚牢內膽戰心驚地苦苦等候……在經歷了“退回”、“重 審”以及看不到盡頭的折磨後，我必須面對殘酷現實。律師勸我“萬萬不可提起 上訴，如上訴，案子有可能再等三五年也不會有結果”！另外，看守所內的“未 決犯”生活，我最感痛苦的是無法與外界溝通，無法找到能夠證明自己清白的證 據。雖然押赴刑場執行的“達摩克利斯劍”仍然高懸在我的頭頂，但我只有跨出 看守所，設法找到證據、證人，才能最終證明我本無罪。

　　我國相關司法規定，證明易曉“放棄上訴”的理由，大致可信。

　　記者的問題是：易曉一案的審理，緣何如此曲折、漫長、艱難？是司法機關 起訴、審判工作不得力，還是此案另有隱情？

　　2－2　“秘密審理”易曉案，徐永光為何兩次站在“證人席”上？

　　易曉貪污案在審理過程以及審結後，既未在易曉聘用服務的單位內宣布，更 未向社會昭告公示（註：違反《公益事業捐贈法》），且多名證人均被檢方或者 中國青基會告知：此案案情，不得外傳。因此，易曉案的審理幾乎處於“秘密” 狀態。

　　據悉，請求“秘密審理”的報告，出自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之手，理由 是：易曉貪污了公益慈善機構的捐款，為避免給希望工程造成不良影響，一要從 嚴懲處，二要秘密審理。1992年，這份報告被送到我國政法系統當時最高領導人 的案頭，徐永光“一箭雙鵰”的目的達到了，貪污犯易曉被從嚴、秘密懲處。

　　2002年3月20日晚8時，這樁秘而不宣長達十年的貪污案，忽然由“遭到襲擊” 的徐永光本人首度對外“發布”。記者的困惑是，徐永光請求“秘密審理”的那 份內部報告，今天能否“發布”出來？

　　記者發現，在認定易曉有罪的終審裁定書上，徐永光竟然兩次站在“證人席 上”。換言之，認定“易曉有罪”的判決書上，只有一位證人的名字，前後兩次 出現，他，就是那位申請對易曉實施“秘密審理”的徐永光。

　　如前所述，易曉罪行，主要有二：一為貪污200萬，二為受賄5萬。身為易曉 頂頭上司，徐永光當然可以為易曉“未經請示，從財務部騙走200萬匯票”作證， 但老徐怎麼又成了易曉“受賄5萬”的證人呢？從生活本身蘊含的邏輯去分析， 港商陳維漳似乎不該愚蠢到當着中國青基會“一把手”的面去行賄；至於易曉， 更不至於傻到把自己的頂頭上司老徐叫來，當着領導的面“受賄”呀！

　　徐永光能給易曉“受賄罪”作證，真不知他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法官根據被告人犯罪事實和法律條文判案，記者無權調閱本案卷宗，只能從 邏輯上做出推理、提出質疑。不過，記者使用微軟拼音輸入法撰寫此稿，無意中 發現，輸入“證人”也可能呈現“整人”，兩個詞彙之間的巨大差別，應該引起 法官關注。

　　2－3　易曉受賄5萬，“贓款”是從哪裡追繳、起獲的？

　　檢方認定：易曉索賄、受賄5萬，法院宣告“沒收5萬”受賄款。記者有點搞 不懂：易曉受賄5萬，至案發時為什麼一分錢也沒少，這意味着“貪婪的易曉” 在受賄得手之後，居然沒動過一分錢的“贓款”，這是為什麼？

　　易曉辯白說：“5萬元是從我的朋友譚湘江那裡追繳起獲的！”

　　記者找到譚湘江，他爽快地接受了採訪。他說：易曉貪污200萬的事，我不 清楚。但檢方、法院認定易曉受賄5萬元，絕對是是錯案。記得91年底，易曉給 我打電話，說港商陳維漳要找人幫忙製作一個三維廣告片頭，可付5萬元。因我 當時在央視系統，機器設備好，也有能做三維片頭的朋友，就答應了。第一筆 2.5萬，易曉是在成都付給我們的，我的合伙人鄧峰簽收的。第二筆2.5萬，是我 本人在北京簽收的。我是製片人，對三維片頭的製作我也並不十分在行，因此， 我也要找人幫忙做。沒想到片頭剛剛做好，還沒交出，易曉就出事了。

　　後來，檢察官找到我，一上來就嚇唬我，說我是易曉同案犯。我也急了， 1992年，我還沒轉業，還屬於央視軍事部記者。我就說：你是穿制服的，我也是 穿制服的（聽我說出這話，檢察官當時一楞），如果你把我當作證人，我可以回 答你提出的問題；如果你不經調查試圖把我當作易曉的同案犯，那麼我不再回答 任何問題，你可以找央視的保衛部。我是現役軍人，軍人犯罪，交軍事法庭審理， 你還未必有權過問。

　　但是，檢察官堅持要我把已做好的三維動畫片頭以及5萬元交給他，這時的 我，已把3萬多元轉交給了製作片頭的具體工作人員，沒辦法，只好自己倒貼， 湊足5萬，交給了檢察院。

　　記者追問：你把三維片頭交給檢方，我能理解，因為那是證明你們付出勞動、 港商支付報酬的證據，但你為什麼要倒貼3萬多，幫助易曉湊足5萬？

　　譚湘江：是幫易曉，也是幫檢察院呀！檢察官當年找到我時，我有個錯覺， 認為這是誤會，我以為司法機關終究會搞清真相，放回易曉，也退回屬於我的那 5萬元錢，所以我決定先湊足5萬交給檢方。可是，我已經找了朋友做好了三維片 頭，怎麼好意思出爾反爾，再去找朋友討回那3萬呢，打落牙齒，只好自己先倒 貼補上。

　　記者再問：聽你這樣講，易曉受賄的“5萬贓款”，是從你譚湘江這裡“起 獲”、“追繳”的，我是否可以這樣報道？

　　譚湘江：是的，你可以這樣報道。我對每一個來找我調查的人，都是這樣說 的，十年前我這樣說，十年之後的今天，我仍然這樣說！

　　記者發現：曾經退回5萬元“贓款”的電視製作人譚湘江，既沒被法律追究， 也沒有出現在判決書的“證人席”上，但是，完整轉交了“5萬受賄款”的人， 卻被緝拿歸案，予以嚴懲。法律荒唐一至於此，能不令人齒寒？

　　5萬元的三維片頭製作費，或許高了些；5萬元製作費之一部，或許應該上繳 央視某個部門的“小金庫”。但無論如何，作為中間牽線搭橋、一分錢好處也 “沒拿”的易曉，憑空被戴上一個“受賄5萬”的帽子，於法不公，於理不通。 記者以為：易曉受賄之主要疑點，不在於誰從港商那裡“收下了5萬元”，而在 於“誰退回了那5萬元”！

　　僅憑這一點，北京高院難道不該依法重新審理此案？

　　2－4 200萬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北京高院對易曉犯罪的關鍵認定是：1991年“7月上旬，易曉私自編造一份 華委會（即中國青基會）給付先科公司服務費人民幣200萬元的協議書。同年12 月，易曉以（先科公司）阮崇德要求履行協議為名，從華委會財務員處騙取公款 人民幣200萬的匯票後，攜款至先科公司深圳激光商場，以個人名義將款存入該 商場帳戶，又將此款借與其在四川省的親戚江波、易建忠使用。易曉從深圳激光 商場開出200萬收據，交給華委會財務平帳，將此200萬公款據為己有。”

　　200萬貪污款的來龍去脈，值得關注。

　　1991年下半年，經易曉“穿針引線”，荷蘭飛利浦公司捐贈中國青基會價值 一億多元的激光視聽設備，做成了。這是希望工程十多年來接受的最大一筆實物 捐贈。徐永光承認，易曉對此事做出貢獻。1992年1月17日，團中央負責人在機 關年終大會上，甚至專門給易曉頒獎。

　　被稱為LD的“激光大碟”，今天早已被淘汰，但在當時，這可是“稀罕玩藝 兒”。價值一億多元的設備，共有一萬多台（套），在天津塘沽港卸貨後，裝了 整整47個標準集裝箱貨櫃。可是，這批先進的數碼視聽設備運進後，需要維護、 保修。這件事誰來管？

　　誰來“負責維修”固然重要，有沒有這份“技術服務費協議”更重要，因為 它涉及到易曉是否“私自編造了虛假協議”，關繫到易曉的“罪”與“無罪”！

　　記者查實，這份《協議書》確實“存在過”。其要點是：深圳先科作為飛利 浦公司的在華合資、合作夥伴，在一定期限內“免費”負責這一萬多台（套）激 光視聽設備的維護、保修（註：設備已下撥給團的各基層組織）；但青基會須預 先給付先科公司200萬的“技術服務費”。可惜，徐永光和深圳先科的總經理阮 崇德，十年前都給出了“否定”或者“記不清”的回答，兩位“關鍵證人”的證 言，導致易曉被判死刑。

　　不過，兩位“關鍵證人”的證言，在1999年至2000年間，發生了180度“逆 轉”，徐永光、阮崇德等人在接受易曉律師魯曉風詢問，採制具有法律效力的 “詢問筆錄”時，突然全都“翻供”了。順便說一句：十年之前，譚湘江、伍進、 張培明等做出過“有利於被告易曉”證言的證人，反而始終沒有“翻供”。

　　－－2000年3月和7月，徐永光在接受律師調查問訊時，兩次作證指出：“我 們和深圳先科之間的合同規定，應付這200萬”，“深圳先科阮崇德（曾）發來 傳真，說捐贈項目已完成，請支付200萬元服務費”。　易曉只是中國青基會的 臨時聘用幹部，根據財務規定，易曉“根本無權”調走那200萬元，“易曉帶了 匯票去先科，我也（打電話）通知了阮崇德”，在200萬的撥款財務憑證上，後 來“我補簽了字”。

　　－－2000年7月和8月，阮崇德也兩次作證指出：“200萬元是中國青基會應 該付給先科公司的服務維修費，我（阮崇德）在服務費協議書上籤過字”，我認 為，“按法律來說，（這份）合同當然有法律效力”。易曉律師追問：200萬元 從深圳先科公司調至四川江波所在企業時，你們兩單位曾經簽署書面借貸協議， 你們的這顆印章，是否曾經交給過易曉？阮回答：“沒有，公司公章都在我手裡 （或由公司會計保管）”，這個印章“從未交給過易曉”。

　　中國青基會原財務主管張培明提供的證言、證據，最有力度。

　　2000年4月11日，張培明對魯曉風律師說：“（易曉調出200萬）這事，我認 為完全可以查清。因為第一，調200萬是易曉無權辦理的，項目辦我記得有規定， 調幾千元都必須報領導（徐永光）；第二，易曉不分管財務；第三，調200萬這 麼大的一筆款，應當有手續。領導如果不知道，（就）不會開會通報（給財 務）”。

　　是否有書面證據呢？有！

　　2000年，張培明向易曉的律師提供了一本1991－1992年的工作日記，上面簡 單而又清楚地記載了：“1992年1月3日　／／　李寧　／／　項目辦公室　／／ 　12月20日　／／　易曉帶200萬（哈）／／　應由基金會負擔的”。這幾個簡 單詞組翻譯過來就是：1992年1月3日，李寧（中國青基會副秘書長，分管財務） 召集開會，說明近期資金調度情況。說明1991年12月20日，有人從哈德門賬戶上 開出200萬匯票，交給易曉帶往深圳，這筆資金的調出，由青基會負擔。

　　判決書中提到的“先科公司深圳激光商場”，當年的經理名叫“伍進”。伍 先生於1999年11月親筆寫下的證詞，同樣十分關鍵，他證明：（1）200萬在打入 深圳激光商場賬戶之前，“阮總曾從澳大利亞打電話來，說基金會要把錢打入我 們帳號”。（2）200萬記得是“借給”四川某地一個工廠用的，好象是生產電解 錳的，經辦人是江波。

　　在手寫證詞的最後一段，伍進寫道：“另說明一點，易曉在與激光商場進行 的業務往來中，沒有拿商場一分錢好處，記得當時我與北京檢察院的調查人員也 是這樣說的。”

　　記者撥通了伍先生的電話，進行核對。他說：“事實就是這樣的。1999年我 就對北京檢察院說，如果你們說易曉走私（我們原來聽說易曉犯了走私罪），那 麼我不了解。但如果說易曉貪污了這200萬，那恐怕有點冤枉。我對自己的證詞， 負法律責任”。

　　記者經仔細對比，還有如下驚人發現：

　　（1）伍進是深圳（先科）激光商場經理，屬於此案“關鍵證人”；（2）他 是1992年接受過北京檢方直接詢問的證人，證明調入、調出200萬，阮全部知道； （3）他是1992年就向檢方指出“易曉恐怕有點冤”的證人；（4）他是1992至 1997年的起訴書、判決書中從來沒有被提及的證人；（5）他是1992年就向檢方 指出：易曉平常“不貪”的人。（6）和易曉“受賄5萬”的關鍵證人譚湘江一樣， 他的名字，也沒有被列入北京高院的判決書。

　　記者不知道，這是檢察官的疏忽，還是法官的疏忽？　

　　還有個小問題：關鍵證人徐永光，為什麼會突然“翻供”？

　　原來，“放棄上訴”之後，1997年10月，易曉終於在天津“轉運站”第一次 見到了他的三位朋友和同事，他懇請朋友們幫助查找當年的財務憑證，結果，柳 楊找到了易曉帶走200萬匯票的那一天（1991年12月20日），徐永光正好出差不 在北京的書面證據－－老徐出差報銷的飛機票。領導出差在外，通過電話批准某 筆資金的調動，在任何單位都會經常發生。領導出差回來，補一個簽字也符合手 續。記者親眼看到：1992年1月4日、徐永光出差回來、元旦過後上班、在易曉帶 走200萬的撥款財務憑證上，補簽了字。

　　這份簽字原件，目前已被柳楊帶到海外妥善保存。

　　柳楊說：徐永光簽字同意易曉帶走200萬，就是易曉沒有貪污的“鐵證”， 也是促成徐“翻供”的催化劑。徐永光“翻供”之後，試圖把“誣陷易曉”的責 任推給已經退休、遠在澳洲的阮崇德，恰好老阮此時因故回國，看到了易曉轉交 的徐永光“翻供證詞”，於是阮也迅速“翻供”。當然，阮的翻供，還受到深圳 激光商場經理武進、會計姚晴等工作人員證詞的“催化”。

　　柳楊說的對不對呢？記者懇請司法機關作出裁定。

　　最新的證言、證據，正在使本案疑點的性質發生某種變化，因為這些最新證 據揭示出了如下可能：檢方和法院歷經“五年半努力”認定的易曉貪污受賄案， 很有可能在明天進入“審判監督程序”之後，被證明是錯案。

　　記者敢於寫下“錯案”兩個字的“邏輯勇氣”是：既然北京、深圳兩家單位 的“一把手”、商場經理、財務部會計等多人同時作證，給付200萬的“協議書” 是存在的，易曉無論在北京還是在深圳都無權“自行調出”那200萬元，那麼本 案明天的再審結果，將只能在這樣兩個結果中選擇：

　　（A）必須挖出本案的“主犯”。

　　理由：本案“關鍵證人”徐永光、阮崇德當時的職務，比易曉高；他們當時 的權力，比易曉大。而且，他們都在“協議書”上簽字了（等於“共同編造”）， 都知道這筆錢的調出、調入、再調出，他們甚至在財務憑證上簽字表示了同意， 在企業間的借款合同上蓋了章，因此，如果易曉罪名成立，那麼此案涉嫌犯罪的 人名單上，應該是“一串人”而不是“一個人”。於是，本案就屬於“漏掉了主 犯”的大錯案。

　　（B）再審之後只能認定：易曉無罪。

　　理由：“支付200萬技術服務費”的合同是真實存在的；調出200萬是執行這 份合同；執行合同是徐永光知道，阮崇德知道、兩單位的財務人員也都知道的事； 而200萬從深圳轉往四川時，也有合同；阮簽署調出200萬的合同印章，又一直由 阮總自行保管……那麼易曉“貪污200萬”，只能是子虛烏有。

　　於是，本案就不是“大錯案”，而是一樁“大冤案”了。

　　但是，拍案驚奇之事，並未到此結束。

　　2－5　“200萬貪污款”，又是從哪裡“起獲”的？

　　易曉受賄的5萬元，是從譚湘江“口袋裡”起獲的，那麼被易曉貪污的200萬 贓款，又是從哪裡“起獲”的？易曉說：是從江波所在國有企業的賬戶上“起獲” 的。江波是誰？他是不是易曉的親戚？他是怎樣從易曉那裡拿走200萬“贓款” 的？他是不是易曉的“同案犯”？

　　記者找到江波，他說：“我確實是易曉的表親。”

　　據查，案發時江波在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岷江電解錳廠（全民所有制企 業）擔任廠長。江波說：91年6月，我到北京看望易曉，偶然遇到徐永光，徐得 知我有企業管理經驗，而青基會正準備上馬“農藥”項目，因此想“借調”我到 青基會工作。我回四川後，因廠內工作忙，遲遲沒答應。1991年11月，徐專門發 了借調函，催我快辦手續。

　　這是一份蓋有紅色印章的陳舊借調函原件：

　　信函用紙雖然泛出深黃色，但印有“共青團中央華青事業管理委員會”的紅 色抬頭，依然鮮紅。編號“（91）華青人字第05號”，收函單位：阿壩州委組織 部。借調原因：為對農藥“滅殺斃”的生產工藝進行論證。借調時間三個月，從 1991年11月15日至1992年2月14日。結束語，“請大力支持為盼！”函件開具日 期為91年10月15日。

　　因老徐“態度誠懇”，且州委組織部“同意借調”，從91年11月始，江波借 調在老徐手下“幹活”了。江波說：借調後，我即被老徐派往深圳，準備兼併當 地的一家精細化工廠，以便轉產“滅殺斃”，可惜，一個多月後，農藥項目沒有 搞上去，老家的廠子卻打來長途，說自我離開，廠內管理鬆懈、生產滑坡，特別 是企業技改項目得到上級批准，但資金一時難以落實。因此廠里要求我儘快回去， 並希望我能從內地借一筆資金。我遂向青基會報告，一是請求回四川，一是懇求 能借給我一筆資金，以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被易曉貪污的200萬元，還能“支持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怎樣證明？

　　又是一份書面證據。一張顏色發黃、摺疊揉舊了的《阿壩報》（四川阿壩藏 族羌族自治州黨委機關報），出版日期1992年2月27日。本報訊：岷江電解錳廠 生產的電解金屬錳，產品質量優良，該廠擴建700噸電解錳生產線的報告，得到 上級單位的同意，但所需資金4月份才能到位。“咋辦？‘借雞下蛋，下蛋還 賬’。體諒州里財政困難，廠長江波從深圳借回了200萬元，副廠長付黎明從陝 西借回了100萬元，‘岷錳人’就這樣開始了第三次衝刺……”。

　　奇怪！報紙是92年2月27日的，但易曉在2月1日就在北京被正式批捕，到了2 月27日，阿壩報怎麼還敢公開“吹噓”江波借到了200萬？這可是一筆足以判定 某人死刑的“贓款”呀！

　　江波的解釋是：許多具體日期和細節我記不住了，但1992年2月27日，我和 我們企業肯定還不知道易曉被捕的事。記不清的，我不說。我能夠記得並能證明 的，主要是這樣幾件事：

　　（1）我借調到中國青基會，是組織對組織的事情，有借調函為證。

　　（2）200萬的事情，是企業對企業的事。我就是給我們企業籌款。我報告過 青基會領導，也和深圳先科的下屬企業簽訂了書面的借貸協議，合同規定，借款 是有利息的（江波向記者提供了1991年的借貸合同複印件，上面標明：借款月息 為7‰）　。

　　江波說：我借200萬的事，易曉也知道，但這筆款子，不是朝易曉借的。 1992年，北京檢察官到阿壩州找我，反覆強調：如果我們企業不能立即歸還這筆 錢，那麼我就是貪污犯。但是，我不願還錢，我們企業不願還，當地的銀行也不 願還。因為按合同規定，借款還沒到期。我個人很尷尬，企業遭遇的麻煩更大了， 因為技改項目已上馬，基建已開工，設備已開始購置，但檢察機關要求立即中止 借貸合同，這可太難了！

　　記者追問：你說這筆錢是從電解錳廠國有企業的賬戶上歸還的，有證據嗎？

　　江波回答：當然有。錢進來，走的是銀行、企業賬戶；錢被檢察機關調回， 也是從企業、從銀行被調走的，而且，檢察機關拿走這筆錢的時候，給我們留下 了收據。這些東西，在我們企業的賬上都能查到。

　　律師魯曉風指出：這是本案的一個基本事實。至案發（1992年1月23日）， 200萬尚未進入易曉的“口袋”，而是經深圳先科同意，轉入了四川一家國有企 業的大賬。

　　“大賬”，是國有企業的“體制內賬戶”，不是體制外賬戶或小金庫賬戶， 更不是個人戶頭。因此，就易曉貪污罪的“實施完畢”而言，易曉如果想“據為 己有”，就必須“有一人”，去協助易曉“共同貪污”，才能幫易曉把那200萬 元“據為己有”。

　　簡言之，如果沒人從四川岷江電解錳廠的國有大賬上協助“貪污200萬”， 易曉就拿不到錢，就無法實現“非法侵占公有財產”的目的！現在，檢察機關是 從江波企業的賬戶、江波企業的銀行戶頭上划走了贓款，怎麼能據此給易曉定罪 呢？

　　記者發現，檢察機關雖然從電解錳廠的大賬上“追繳、起獲”了數額巨大的 贓款，但廠長江波和電視製作人譚湘江一樣，沒有被羈押、逮捕、判刑，連一天 都沒有。唯有易曉，被司法機關認定貪污200萬，罪大惡極，判處死刑！

　　終審判決又說：“案發後，追繳人民幣147萬元發還華委會”。問題是：電 解錳廠借走了200萬元，為什麼這裡只“追繳147萬元”，剩餘的53萬元贓款是不 是被易曉揮霍了？查閱易曉的申訴書，上面竟說：200萬元並未“滅失”！

　　記者追問：這是為什麼？

　　律師魯曉風回答：北京與四川相隔遙遠，易曉失去自由後，江波曾按照中國 青基會要求，把50餘萬劃撥給了易建忠。鑑於這50餘萬的流失與檢察機關未能及 時採取保全措施有關，與易曉無關，因此我堅持認為“至易曉案發，200萬元並 未流失”。

　　記者追問：易建忠為什麼沒有退回那53萬？他是否受到法律制裁？

　　魯曉風答：易建忠也從未受到制裁，你看，判決書上，他也是證人，不是同 案被告，因此我根本沒有去找他。

　　易建忠也未受到法律追究，死刑犯易曉能“平衡”嗎？

　　2－6 關鍵證人，為什麼能從希望工程捐款中獲得“好處”？

　　還有疑點。根據記者掌握的大量書面證據，本案的兩位主要證人，均在易曉 失去自由之後，從徐永光那裡獲得巨大“好處”。

　　港商陳維漳，系“指認”易曉索賄、受賄5萬元的主要證人。1992年2月，陳 維漳憑藉一份倒簽了日期的《借款協議書》，就從中國青基會借走“不計利息” 的50萬元。記者查實，這筆借款，迄今未還。（有關此事的內幕，參閱附件）

　　深圳先科公司原總經理阮崇德，即指認易曉貪污200萬的主要證人，獲得的 好處“相應”更大。第一，阮從徐永光處獲取820萬投資款，十年過去，這筆投 資的本金部分完全沒有歸還，青基會還替阮承擔了75萬元的銀行利息。第二，阮 個人擁有的公司還曾獲得北京中關村信用社“擔保貸款”1000萬。財務憑證顯示， 徐永光是憑藉希望工程150萬美元的“待撥款”，為阮的貸款提供了“抵押”的。

　　兩次站在“證人席”上的徐永光因“誣陷易曉”獲得多少好處，只有天知道。

　　2－7　易曉多次提出“再審”，　北京高院為何遲遲不予答覆？

　　本案還有疑點。那位不願披露姓名的法官對記者說：兩審終結，當事人提出 申訴，法院可以受理，也可以依法不受理。但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四種 情況下，原審法院必須接受當事人的申訴，必須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終審判決 進行重審。這四種情況，在《刑訴法》第204條里寫得很清楚。其中的一條是： 如果當事人提供了足以推翻原有審判的新的證據，則原審法院必須重新審理。現 在看，易曉的案子就出現了這種足以推翻原審判決的新的證據，即：主要證人徐 永光、阮崇德的證詞，發生了變化；青基會財務人員，提供了某些新的足以推翻 原審判決的書面證據。

　　可是，記者發現，易曉雖然在1999年12月就向北京高院遞交了申請進入“審 判監督程序”的申訴書，但三年過去，北京高院迄無任何答覆。記者曾經打電話 找到北京高院負責此事的張法官。張說：沒辦法，我無可奉告。

　　那位熟悉易曉貪污案、接受了記者採訪、但又不願披露姓名的法官，對此作 了總結，並披露了更加令人震驚的信息，他說：坦率講，如果易曉的案子發生在 偏遠省份，發生在基層法院，發生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或60年代，出於認識問題 遲遲得不到糾正，我還可以理解。可惜，易曉的案子發生在北京，發生在90年代 的北京，這是令我深感震驚的。擔心“官無悔判”的心理作祟，我曾建議易曉越 過北京高法，徑直投書最高人民法院。據我所知，最高院接到易曉申訴後，曾立 即給北京高院發函，請他們抓緊辦理。熟料，北京高院至今仍在打“太極拳”， 這可太讓人難以理解了！

　　悶葫蘆里，到底埋藏着什麼隱情呢？

　　2－8　易曉發動“恐怖襲擊”，徐永光當時為什麼不報案？

　　最後的疑點，與法院沒有關係，只與徐永光有關。

　　讀者看到，徐永光說：2001年9月，柳楊就和易曉勾結，對希望工程和徐永 光發動“恐怖攻擊”。可是，徐永光邏輯上的漏洞再次顯現出來了。既然“犯罪 分子”曾在保外就醫的2001年就“訛詐”過徐，而且是既要“訛詐錢財”，又要 “圖謀翻案”，那麼徐永光當時為什麼不報警、不立即訴諸媒體，立即給罪犯易 曉來個“公開曝光”，並立即報告司法部，給易曉來個“提前收監”呢？徐永光 為什麼要一口氣拖到2002年3月，當易曉、柳楊發起第二輪“襲擊”時，他才開 始“反擊”？

　　記者手邊有照片，顯示“襲擊”發生的那些日子裡，徐、易曾舉杯換盞、共 進晚餐。易曉有求於徐永光，希望徐不要阻撓其“翻案”，應是不爭的事實，不 過，面對“訛詐”的徐永光與易曉“碰杯”的時候，不僅沒有拂袖而去，反而送 給易曉一條“都朋”牌高級皮帶，應該也是不爭的事實。

　　說句不文雅的話：如果屁股底下沒“屎”，2001年的9月，徐永光會心甘情 願地忍受正在保外就醫的“貪污受賄犯”的訛詐和襲擊嗎？

　　2002年初，當傳媒指出“徐永光涉嫌腐敗”時，徐永光迅即“反擊”，並公 布了“易曉貪污案”，他大聲呼救，請司法部、公安部幫忙“捉賊”。這種愚蠢 做法，只會使徐永光更快地陷入他自己挖掘的“邏輯陷阱”。

　　陷阱一：假如徐永光認定“易曉貪污200萬”屬實，那麼它恰好證明了徐永 光掌管的希望工程內部管理極為混亂。試想，一名“聘用人員”，居然能輕而易 舉地從中國青基會財務部“騙走”200萬匯票，並且三倒騰、兩轉移，就把大量 善款“據為己有”了，這還不是“極度混亂”？作為“一把手”的徐永光，難道 不該對這筆巨大損失承擔一點“領導責任”麼？而且，這種“混亂”居然從1991 年底就開始了。捐款人難免要問：希望工程財務管理的這種混亂，會不會蔓延、 發展、直至今天？

　　陷阱之二：既然徐永光堅持“抨擊”說，易曉調出200萬“借給”（註：判 決書用語）四川阿壩某國營企業、自己的親戚，因此易曉行為屬於“貪污罪”， 那麼大家看到，徐永光同樣“偷偷調走”了希望工程“上億”元的捐款，這其中， 也有借給徐的溫州老鄉余祥根的，而那位老鄉迄今“無力歸還”……這，又該算 是什麼“罪”？大家知道，易曉曾被北京中院據此判處“死刑”和“死緩”，法 律面前，徐永光和易曉難道不是“平等”的嗎？　

　　記者心中忽地閃出這樣的句子：賊喊“捉賊”，賊之就擒其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