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學是如何步入瓦解並走向分裂的

五十年代初，交通大學在迎來解放曙光的同時，也迎來一史無前列的高校調整。

解放 時的王之卓校長被調往武漢測繪學院。解放後的負責人開始是李培南， 再後是彭康，前者是二野軍隊南下幹部，後者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 ，也是共產黨幹部。解放前後學校總體保持平穩過渡，實力依然很強， 繼續保持“北清華、南交大”均衡局面。到了一九五二年，由於中央實 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在教育上也採用蘇聯單科分類別大學模式，在 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院校調整。

在當時的幾所頂尖大學中，北京大 學（由北平大學吞併燕京大學並占了燕大的校園）、清華大學由於位於 首都，得於重點加強，從全國各大學抽調精英壯大實力，成為院校調整 的受益者。中央大學由於是國民黨的中央學府，自然沒有好果子吃，被 強行拆成南大、南工、南醫、南農等幾個學校，從此消亡。而 交大則成了下蛋的老母雞，從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理、工、管理的多學科大 學被拆成單一工科大學。理學院中的數學物理化學學科被調到復旦，化 學還支援成立了華東化工學院；實力雄厚的土木建築全部被調入同濟， 帶走了俞調梅等一大批教授，獨具特色的管理學院的管理、會計、財務 等系併入復旦和華師大，部分支援成立了上海財金學院；紡織系分離出 去成立了上海紡織工學院（現在的中國紡織大 學），水利系由嚴愷帶去成立華東水利學院（現在的河海大 學），航空系分出成立了南航，機電中的電子部分支持了南工（後來的 東南大學），55年又支持了成都電子科技大，機電中還支持成立了哈工 大，帶走了 鶴蓀教務長等著名教授。此外航空航海分出去支援了西北工大、 海運學院等許多學校。當然交大也從外面調入了一些工科力量，但除了造船得到同濟支援得到加強外，其它都是被撤掉的上海二流大學如光華 大學等專業併入。一出一進，實力大損，但比起中央大學來，交大的血脈還算得以保存，工科實力屹然存在，已是慶幸。當此時復旦從交大、浙大的調整過程占了大便宜，從 解放前的二流的私立大學一舉成立實力雄厚的綜合性大學。

上海市委副 書記徐匡迪在上海交大 211 工程中預審中就指出“復旦是院校調整的最 大受益者，而交大則是最大的受害者”，這還不包括後來的1956年交大的分 裂。其它幾個交大下場也很慘，著名的唐山交大被遷到四川峨嵋幾乎消亡（變為西南交大後來又遷至成都）， 北方交大則變成了北京鐵道學院（後來又恢復校名北方交大）。

然而對交大的瓦解過程並沒有就此結束，更可怕的還在後面。

就在交通大學六十周年的1956年前後，交大歷史上最為悲慘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當時中央考慮到東西部院校不均衡，決定在貧窮落後的大西北建立一所 高水平大學。挑來挑去，北京的高校加強還來不及，自然不在考慮範圍， 中央大學已經消亡並且政治上也不太“可靠”，上海高校最多，交大實力院系調整後仍然最強，交大解放前後又是紅色大學，無論學術和政治都最合適，於是當時國務院和高教部就選上了交大。當時的交大黨委和校領導一聽，覺得中央把這麼光榮的任務交給交大，是對交大的信任，也就接受。於是彭康校長等校領導就到西安勘選校址，直到1956年西安校舍蓋好後要搬家時問題就發生了。當時交大的教師中絕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或在上海住了很長時期，對上海和交大感情都很深，部分教師覺得西遷是削弱交大，感情和生活都不能接受，但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都不敢提出來，只好逐步開始西遷。到了1957年，毛澤東為打擊右派採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允許知識分子“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於是西遷問題在交大師生引起了強烈的討論，當時分成兩派，支持派主要是政治上支持加強大西北建設的年輕教師和學生，反對派主要是老教授和認為這樣會削弱交大的教師，已經到西安的師生生活很不適應也助長了反對之風，結果越吵越大，還沒搬一半就停下來了。高教部長楊秀清部長向周總理匯報了這個情況。周總理親自召集交大校領導和老教授進行研究。周總理明確說，西遷就是要犧牲交大支持大西北，並提出三個方案，要麼繼續全部遷到西安，要麼已遷去的全部遷回，要麼維持現狀一邊一半，遷不遷由你們決定，把皮球踢回給交大。其實當時絕大數教師都反對西遷，但這在政治上是什麼後果大家也都明白，經過艱難地討論，採用了折中的辦法，一邊一半。但此時大部分設備已經先期運到西安，教師和學生也有60%到了西安。機電系、能源系等較早過去的留在西安，造船系、起重機械系等沒過去的則留在上海，允許已經去西安感到不適應的或妻了和子女不便可回上海。於是一個交大，上海、西安兩個分校就形成了。由於東西兩地距離較遠，不便統一管理，1959年交大終於分裂成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上海交大有19個專業，西安交大有24個專業。如果不是毛澤東的大鳴大放，以及周總理的通情達理，就不可能有今天這兩個交大。

1959年分成了兩個交大後，彭康校長去了西安交大，程孝剛、朱物華副校長留在了上海交大。實是求是分析，在分割過程中，老教授中有三分之二留在上海，包括當時交大全部四名中科院學部委員，周志宏、程孝剛、朱物華等（另一名叫什麼記不清了），還有著名的張鍾俊、陳石英等，三分之一的老教授去了西安，著名的有鍾兆琳、陳大燮、張鴻等，這也是上海交大七、八十年代學部委員比西安交大的多的重要原因；在中青年教師中有三分二去了西安，三分之一留在上海，這也是現在西安交大中堅力量比上海交大強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開放後，又有不少是上海人的西安交大教師陸續調回上海交大，如楊世鉻等，使得上海交大元氣逐漸恢復。按照西安交大在1996年在《研究生學位教育研究》雜誌上的說法是：“實驗設備的大部分，60%的教師去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對去西安交大的教師從來沒有進行統計，但老交大的風水寶地留在上海徐家匯這點則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