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人說李希光被人稱為中國新聞傳播界“第一號混蛋”，心想有趣，作為他的弟子輩，非要看個究竟不可，他的學生也時常罵他，但罵來罵去總是那些老套，了無新意，且來看看別人有什麼奇招，能直中命門。

但來一看，發現罵他的文章，雖然話說得咬牙切齒，卻是很難擊中要害，比他的學生罵他的要綿軟多了。他的學生罵他，反戈一擊，那才是鐵證如山，永難翻案。比如他脾氣暴躁，動不動粗口罵人，連女孩子也不放過，直罵得大家心裡想：“你再罵我xxxx跟你拼了！”有一次他和學生在一起高高興興吃飯，說起一位女學生的男友讀完核物理要到美國去，這位教授竟然勃然大怒，說：“國家培養他，是為了要他去給美國人造原子彈嗎？這要讓兩些兩彈元勛們知道，非得氣死不可！”差點掀了桌子！大家心裡嘀咕，人各有志，怎能強求，再說去美國的是另外一個人，幹嘛要衝女學生發火？真是不講理。

　　還有，守着外人，大罵自己學生英語太差，不能每天堅持讀《紐約時報》，而他當年十六歲當煤礦工人時，是胳膊大腿上寫滿了英文單詞下井，休息時“如饑似渴”地學習，如此云云。此話倒也有理，應該好好學習，可這位先生為什麼一定要守着外人，這麼讓人下不來台？

讓他的學生窩火的事很多，該罵!

問題是，罵他是個“混蛋”，就有些讓人摸不着頭腦了，“第一號混蛋”，級別也高得令人頭暈。從沒聽他自己說過他是什麼大學者，他也不是什麼傳播學者，他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記者和新聞學教授。但這個記者沒當到頭，便成了教書的。原《人民日報》總編范敬宜當了清華的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在此之前曾來清華演講，裡面提到一句話：“如果有來世，還是做記者。”據說這位李教授聽了此話，竟有些難過，說：“我不如范敬宜，他做了一輩子記者，我卻半路改了行。”

好了，閒話少說。這裡罵他的氣氛熱烈，但發現大家對他的情況並不太了解，所以我想提供一個更清晰的標靶，以供大家有的放矢，不但罵得痛快，而且罵得更加有理有據。當然，照樣像以前那樣罵也是大家的自由，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瞧不上，總有他的根據。

當然，作為了解他的人，我寫此文可能有主觀偏見的嫌疑，為了儘量做到客觀公正，我只陳述事實，而且是確鑿的事實，不加進自己的觀點，以充分尊重諸位的判斷力。

他南京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入社科院新聞所讀碩士，同時寫稿賺錢，有一天China Daily各版同時登了他四篇稿件。他為此自負，但也極為坦白：“給《中國日報》比較容易發表，我寫一篇他們登一篇。為什麼呢？因為那時特別缺英文稿件。我一邊讀書，一邊騎自行車滿城採訪，寫的稿件一份作為作業交給我們的美國教授，一份給《中國日報》作為投稿。最多的時候《中國日報》一天刊登我的四篇文章，在不同的版面，他們各個版面互相不通氣。有的人很奇怪，為什麼《中國日報》有工作這麼賣力的記者？其實有時候是我一個星期給他們的報道，他們在一天給我登出來了。”

他讀研究生的時候，安徽煤礦出事，72個工人被大水淹在孤山煤礦里，當時他是《中國日報》的自由撰稿人，就自己坐了一夜硬座火車到安徽蕭縣孤山煤礦，第二天，救上來的二十多個工人，他一個個採訪，連夜用從北京背過去的老式打字機打字，然後再傳真給《中國日報》，用快件寄照片。《中國日報》登了，美聯社轉載文字和照片，全世界才知道了這件事。

他畢業後進新華社，30來歲時，走絲綢之路，五條絲綢之路（沙漠、草原、佛教、海上之類），他走了四條，其中比較艱難的路途是蒙古、前蘇聯、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中亞諸國，以及塔克拉瑪干沙漠。後來出了兩本書。

他獲過一些新聞獎，什麼中國新聞獎，中國國際新聞獎之類，中國科學院辦的一個科技新聞獎，他好幾年都是一等獎。中國第一次評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他是其中之一。

在新華社被評為高級記者時，他不是最年輕的，也是最年輕的記者之一。當評委們對他進行投票時，他是新華社第一個以全票通過的高級記者。

1996年，他去美國《華盛頓郵報》做訪問記者，最轟動的一件事恐怕是該報以整整三大版刊登他寫的報道。他是第一個去該報做訪問記者的中國人。

1999年，當他還在新華社任對外部中央新聞採編室主任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新聞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可能叫這個名字）邀請他任研究員。他是赴此中心做研究的第二位華人，第一位是那位美國著名電視女主持人宗毓華。他在此完成英文著作Great Sound Makes No Noise。

他從哈佛回來後，清華校長王大中請他來清華組建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任新聞學教授。這裡就介紹一下他當老師的事情。事情也許太多，大家太忙，所以只說能看得見摸得着的，那些什麼“推動改革”“傳播理念”“轉變思想”“廢寢忘食”之類的空話，大家不願聽，我也不願費口舌。

那麼，他怎麼當新聞學教授呢？

他手下共有10來個學生，有一年暑假，他帶四個學生，帶着帳蓬、睡袋、筆記本電腦、衛星電話、GPS定位儀，跑到蘭州，跑到內蒙的額濟那沙漠，跑到敦煌，一路採訪一路給北青報網站和自己的網站發稿。特別是從敦煌跑進羅布泊荒漠，在無人區里呆了六天六夜，在余純順遇難的地方轉來轉去，憑定位儀和軍用地圖找到神秘古城樓蘭，然後到庫爾勒。很少有人能在最炎熱的季節從敦煌找到樓蘭，他們做到了。回來後，他幫學生將報道集合成書，由新華出版社出版。

他帶本科生時，有時星期天把他們帶出去，在北京市的胡同和四合院裡轉，教他們如何採訪，如何寫作，同學們累了餓了，他掏腰包請幾十個學生吃羊肉泡饃，皆大歡喜。後來發現學生作業令人讚嘆，便琢磨為他們出書。據說還沒找到出版社。

又一年，突發奇想，帶幾個學生到他當年做苦力的江蘇一個煤礦去，並令他們和自己一起下到800米深處。學生大吃苦頭。

還有一次，師生一起坐火車去山西大同，看古城堡，尋漢長城，然後打馬上山，在山頂上，頂着大太陽，卻請美國教授大講中美文化差異，讓人驚詫莫名。學生們被他整得曬爆了皮，他卻像沒事人一樣。

他要他的學生不斷地寫報道，不斷地出去採訪。他派學生去四川採訪，派學生去河南艾滋病村採訪，派學生去大運會採訪。

他派碩士生去香港大學交流一學期。

他派碩士生替他去美國開會，做演講。管你的英文行不行，去練！當然，旅費由老師掏。 他派學生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做助理，既練英文，又學人家如何做記者。一月工作10天。他大罵西方記者對華報道不公正，和他們面對面吵，可邪門的是，西方記者卻專門跟他要學生，一個畢業走了，再要第二個。連法國的大媒體也向他要，可惜他沒有學法語的學生。

到現在為止，他一共有以下幾個學生畢業：一個進新華社，一個進CHINA　DAILY，一個進中央電視台，一個進香港《大公報》，一個留清華工作，大約四個留清華讀研。 布什訪清華，他指導兩個學生坐何位置，穿何衣服，如何舉手。結果兩個學生都被布什點到。作為獎勵，他派兩個學生去香港各媒體學習一周。

他的課有些特別，學生笑聲不斷，唯恐下課太早。教室一定要多媒體，投影，上網，動不動讓學生念《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逐段分析，英文口語不好的，會出一身汗。分析報道“與時俱進”，“911”後講“911”報道，南海撞機後講撞機報道，“兩會”後講“兩會”報道。還把《人民日報》的報道通宵譯成英文，到香港去講。大家哈哈一樂中，卻覺學到不少東西。

出作業古怪，“用不超過50字的導語概括《紅樓夢》”之類。上課時，蹭課的來自五湖四海，有美國帥哥，有北大美眉，有人大博士生，最可敬是兩位廣院老兄，每次來回四個小時地跑，還都占了前排座位。這位李教授人越多越高興，哪怕你是考研的，“居心叵測”而來，也熱烈歡迎。他不把自己當大人物，你來是瞧得起我。　

後來人雜，也辨不清誰是誰，一次，恰巧這位仁兄出了一道練習題，要兩位同學一組，彼此描述一下對方，比如外貌、背景，以增加採訪人物時的觀察力。結果一個一個起來念，暴露了6個北大美眉身份！

據不完全統計，其中有兩位北大美眉被清華男生所俘獲，後來，徐泓老師從人大調到北大，開新聞採訪與寫作課，北大女同學有幸在燕園內聆聽到同樣好的講課，就不必再去清華園去經受那些男生的灼灼賊目了。不過聽說有清華男生要去北大聽徐泓老師的課。此是後話不表。

考試也古怪，有一期本科生期末考試，當場編輯寫作，占一部分；平時作業，占一部分；發表作品，占一部分；日常出勤，好像一分不占。最後，還要拿出兩天時間來，近四十個學生，在他的辦公室里一個一個面談，講你的試卷，講你的作業，講你對新聞的認識之類。不過也未必全是循循善誘式的，忽然聽到裡面吼聲，一會兒一個小男生開門出來，滿頭大汗，落荒而逃。同樣也未必全是老師敲得勝鼓，有個女孩子不吃那一套，聲音比他還高，他也只能鳴鑼收兵。對了，需要補充的是，他脾氣暴躁，經常大罵學生，但學生卻未必都如老鼠見貓，有時他正經說事兒，學生會一撇嘴：“瞎扯。”他也像沒聽見一樣，大家心中暗樂，但也不敢過份猖狂。

說他的課講得怎麼樣，那也難說，說了也未必信。一位清華外語系學生，閒來去聽聽他的課，沒想這一聽不要緊，被這位教授所“洗腦”，從來沒想過要做記者，現在卻進了新華社對外部。

清華研究生自己評課，1000來門課，他一門“新聞採訪與寫作”，一門“國際傳播”，一個第三名，一個第六名。諾大清華，兩門課全進前幾名，只此一人。

清華校方評課，聽說學生對此人此課評價極高，於是派優秀老教師連續聽課，幾個老先生輪番上陣，最後讚嘆：“真是不錯。”，後來他的課被評為清華“精品課”，清華文科只有5門課獲此榮。其餘四門皆是文化素質、政治課之類，專業課只此一門。

最近，為建設世界一流的課程，清華大學首選了4名最受歡迎的核心課教授向全校200多名院長和系主任示範講演，其中包括計算機程序設計、新聞採訪與寫作（李希光主講）、大學物理、生物力學。李希光說，“幾十年來，中國教育界有新聞無學一說。今天，新聞採訪寫作能跟大學物理一道登堂進入中國最高學府講堂，足以說明新聞有學。”

此公喜歡面對學生，喜歡教書。數月前（一年前？具體日期忘了），清華研究生自選“良師益友”，此公剛到清華教書兩年，竟然入選。晚上領獎回辦公室，大為興奮，將柜上眾多獲獎證書統統撥拉到一邊，將“良師益友”端端正正置於中間，說：“這是我的最高榮譽，這就是我的諾貝爾獎！”

然後緊急撥打電話，將十來個不明所以的弟子抓來，各騎破車，衝出校園，喝酒去也。　

此文夠長，恐諸公不耐，還是緊急剎車為上。最後以這位李希光先生的一個“動作片”結尾，以娛樂諸公：

2001年7月某日晚上近11點，李教授從辦公室回家（他10天裡倒有8天是此時回家，因為要一直工作到文西樓關門），騎破車行至林業大學附近，那兒人煙稀少，突然從路邊竄出三個傢伙，二話不說，撲將上來。等這位教授回過神來，腰上手機已被搶走。也不知他哪來的勇氣，竟然大呼小叫地騎車追過去。三個歹徒萬料不到這個小個子“要財不要命”，比他們還狠，毛了手腳，撒腳就跑。他窮追不捨，三歹徒慌張失措，竟被他一人衝散，各自逃命，最後被他分而擊之，抓到一位。就像很多香港電影一樣，他抓住了，聯防隊員們也來了。後來那位老兄被判刑。

他悄悄告訴學生，別透露出去，怕那兩個逃脫的歹徒再找他麻煩。哈，原來他也知道害怕。學生們大笑之餘，將此事略加演義，說三個年輕壯漢被一個清華老頭子窮追，嚇得魂飛魄散，一路狂呼：“殺人啦，殺人啦”，一路跌跌撞撞，風馳電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