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雨夾雪

昨天凌晨4時30分，任繼愈先生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3歲。上午9時，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辭世，享年98歲。今天我想就季羨林和任繼愈這兩位“國學大師”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任繼愈和季羨林去世：截然不同的待遇　　

據中新網7月11日電，北京大學網站發布消息，7月11日上午9時，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辭世，享年98歲。　　

98歲的老教授季羨林病逝的消息力壓死亡184人的“7.5”暴亂事件，已經連續兩天占據了中國各大門戶網站的頭條，堪稱風光無限。　　

季羨林於11日上午9時左右病逝於北京301醫院後，北京大學迅速成立治喪工作組，開展相關工作。據季羨林的“關門弟子”錢文忠在博客文章中說，令我們感動的是，北京大學閔維方書記和周其鳳校長和其他北大領導很快趕到醫院，商討了治喪事宜。11點，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尊敬的劉延東同志也趕到醫院；12點，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尊敬的溫家寶同志也從會場趕到醫院。　　

相比起來，另一條消息則遠遠不那麼引人注目。中國新聞網7月11日報道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7月11日4時30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3歲。為悼念任繼愈先生，國家圖書館將於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間在國家圖書館總館南區學術報告廳設置靈堂，供社會各界人士弔唁。7月17日上午，將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任繼愈遺體告別儀式。目前為止，尚無著名人士去弔唁的報道。　　

事實上，2009年7月2日下午，佛教在線已經發布了“任公繼愈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的消息。7月3日上午，佛教在線撤除了相關資訊。據說，這是“在沒有向任公家屬和單位核實的情況下，我們匆忙編發消息，實屬草率”造成的，不過，這也確實反映了任繼愈先生當前受到的待遇，如果是季羨林，自然不會這麼“草率”。　　

季羨林和任繼愈這兩位，都被譽為“國學大師”，又在同一天去世，一個風光無限，雖死猶榮，一個門庭冷落，幾乎無人問津。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二、季羨林及其生平　　

季羨林是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　　

季羨林，1911年生於山東清平（今併入臨清市）。1930年，考人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　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留學德國是季羨林學術生涯的轉折點。大家都知道，30年代蔣介石大搞法西斯主義，大力向希特勒學習。當時，蔣介石力圖培養一批法西斯人才。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兩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法西斯德國。留學德國後，季羨林走上東方學研究道路。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眾所周知，法西斯德國的“東方學”是建立在雅利安種族主義理論基礎上並為之服務的。季羨林留學德國到底學的是什麼，應該是很清楚的。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和法西斯德國關係逐漸惡化。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和法西斯德國相互宣戰。在法西斯德國的中國人除了漢奸、叛徒、特務之外，稍有一點進步思想的人都受到了迫害。不過奇怪的是，季羨林不僅沒有受到迫害，反而繼續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更奇怪的是，季羨林也一直對法西斯德國感恩戴德，宣稱"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1945年1O月，二戰終結不久，季羨林經瑞士東歸。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被魯迅先生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實秋，兩人一見如故。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被時人稱為賣國賊的臭名昭著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得到其賞識。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　　

解放後，季羨林受到寬大對待。繼續擔任北大　東語系　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1955 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8年季羨林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1998年4月，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被極右派吹捧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也有人當時就指出：“這些大師們（其實充其量，也不過是高等院校中一些平庸而毫無創意的所謂專家教授）下放時的經歷，也不過是體驗了一回，歷時幾千年的中國平民生活的困境而已，況且，只不過是淺嘗輒止，談不上什麼冤不冤的”。如果這些大師們把當一個普通老百姓當成“極其猥瑣的事情”，“極其醜惡的事實”，“已經完全失掉了羞恥之心”，“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一個人墮落的心理過程”，老百姓又怎麼能不反感這些大師？

除了《牛棚雜憶》，季羨林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論文集) (1957年)、，《<羅摩衍那>初探》(1979年)、《天竺心影》(散文集) (1980年) 、《季羨林選集》(散文集) (1980年) 、《朗潤集》(散文集) (1981年) 、《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 、《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 等。有人指出：“除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的幾本散文集外，絕大多數著述都是與印度有關的學術著作”，“紀念　季羨林　先生，稱他為印度學大師、梵文大師才恰當，非要加上國學，也應當放在二者之後才說得過去，否則是對季先生學術成就的誤讀和不敬”。的確，如果說因為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影響甚大，就把印度學稱為國學，那麼美國今天對中國影響也不小，是不是美國學也是國學？季羨林本人也說：“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不過，季羨林提出了“大國學”理論，即印度學也是國學，箇中意味深長。

季羨林的絕學是吐火羅文。據說，世界上只有季羨林一人認識吐火羅文，隨着季羨林病逝，吐火羅文已經面臨失傳的危險。我不知道桃李滿天下的季羨林為什麼不把這門絕學傳給任何一個弟子。是弟子們實在不堪造就，是寧願這門絕學失傳也要做世界上唯一認識吐火羅文的人，還是根本不認識吐火羅文害怕騙局被拆穿，還是其他什麼原因？隨着季羨林病逝，這可能永遠是個謎。只能說一句：季羨林確實夠絕，絕學絕，人更絕！　　

三、任繼愈及其生平　　

任繼愈（1916.4.15—2009.7.11），山東平原人，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

任繼愈1916年4月15日生於山東省平原縣。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七七事變”後，北大南遷，任繼愈隨校輾轉至湖南衡山腳下的北大文學院，半年後又遷往設立在雲南蒙自縣的西南聯合大學。他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湘黔滇旅行團”，300學子耗時兩月，一路風餐露宿，行程達1300多公里。“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中國農村的貧困和敗落。”任繼愈後來寫道。正如哲學起源於驚訝一樣，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繼愈深深地思慮並嘆服於這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所具有的韌性——其時，抗戰的重擔全壓在了中國農民身上，而中國農民的狀況又如此堪憂，但我們卻最終勝利了，這是為什麼呢？任繼愈遂起了研究中國哲學之心。1938年在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後，任繼愈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　和賀麟　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1942起，任繼愈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致力於哲學普及的工作。

新中國建立以後，任繼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他連續發表了幾篇研究佛教哲學的文章。這些論文後來以《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出版，成為新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　1959年10月13日深夜　，毛主席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着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隨即又問他，北大有沒有人研究宗教？任繼愈說除他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又問，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有沒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毛主席再問，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任答，師生加起來有500人。於是主席說，500人一個系怎麼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毛主席於　1963年12月31日　作了一個批示，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這是中國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此後任繼愈擔任該所所長達20餘年。幾十年來，世界宗教研究所培養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1975年起，任繼愈作為學術界的代表，當選為第四至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80年代，任繼愈重新提出“儒教說”，並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專門成立了一個儒教室。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維繫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為了從各個方面論證這一觀點，從1980年的《從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宗教》、《儒教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儒家個性與宗教共性》、《儒教是人倫日用的神學》，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攏》、1986年的《重視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學術專著，任繼愈撰寫出一篇篇重要文論自圓其說，學界則公認其思想觀點打破了“五四”以來“中國無宗教”這一流行觀點，觸及到了中國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問題，漸漸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　　

1987年起，任繼愈出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在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和名譽館長期間，任繼愈牢牢把握國家圖書館的辦館方針和發展方向，積極推動人才隊伍建設、基礎業務工作和讀者服務工作、國家圖書館新館及數字圖書館建設、國內外圖書館交流與合作、文獻保護與搶救等工作，使國家圖書館邁入了世界圖書館先進行列，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針對70年代末以來宗教“復興”的局面，任繼愈始終堅持以科學無神論為思想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堅持宗教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用無神論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論，抵制各種打着科學和民族文化旗號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領導下，創辦了建國以來、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以宣傳無神論為宗旨的雜誌：《科學與無神論》。　　

任繼愈主要著作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自選集》、《墨子與墨家》、《韓非》、《老子新譯》、《天人之際》、《念舊企新》、《任繼愈哲學文化隨筆》、《竹影集》等；與人合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等；主編有《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哲學典》、《中華大典·宗教典》、《中國哲學史》（大學教科書）、《中國哲學發展史》、《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詞典》、《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國歷史文化叢書》等。在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古代哲學的工作中，任繼愈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四卷本）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是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來，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哲學工作者。季羨林曾說：“我不是搞中國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學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繼愈。說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你們最好去找任先生。說我是國學大師，是外行話。”　　

任繼愈也是被下放過的。他於1970年去了河南信陽的幹校，據說，在幹校期間任繼愈右眼患了嚴重的眼疾，後來在80年代起幾近失明。也有人希望任繼愈寫一部《牛棚雜憶》一類的書。任繼愈不但沒有寫，而且表示“我不贊同60年代斷代這個說法，它不符合歷史。文化的發展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往往需要回過頭來才能看得比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續不斷地發展，不能一刀兩斷……中華民族走到今天，進進退退，但總的來說，是在前進，雖然走過了一些彎路，這也是在所難免的”。任繼愈認為，做學問應該不炒作，而是實實在在在做，有一種坐冷板凳的精神。多年來，任繼愈堅守三個規矩：“不過生日、不赴宴請、不出全集”，以免“浪費財力、物力，耽誤人家的時間”。甚至連大壽也沒例外。年過九旬，他依然堅持凌晨4時多就起床工作。即便視網膜脫落，右眼幾近失明時，他還堅持每天工作六七個小時。為此，他的書齋名甚至由“潛齋”更名為“眼科醫院”。

當然，任繼愈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作為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思想上多少打下了時代的印記，例如他宣稱：“新中國這幾年，文科始終處在一個不發展的地位上”，“文科沒有擺在重要地位上。文科處於什麼地位呢，處於檢討的地位，檢討自己。文科的學者們都是這麼個提心弔膽的問題”。但是總的來說任繼愈是擁護馬克思主義，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他表示：“最後蘇聯垮台以後，多米諾骨牌一個一個就倒了嘛，最後時候輪到我們，我就堅信，說不會的，我說中國跟他們不一樣”。　　

四、我們要什麼樣的傳統文化

當任繼愈在西南聯合大學為反法西斯奔走呼號時，季羨林被法西斯德國奉為座上客；當任繼愈在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古代哲學時，季羨林仍然死抱着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不放；當任繼愈表示中國跟他們不一樣，不會走上蘇聯垮台之路時，季羨林宣稱在法西斯德國“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新中國遠遠不如法西斯德國；當任繼愈坐冷板凳默默無聞編修《中華大典》時，季羨林因《牛棚雜憶》被極右派吹捧為國學大師頂禮膜拜；如今任繼愈和季羨林兩人在同一天去世，一個風光無限，雖死猶榮，一個門庭冷落，幾乎無人問津。這一切都在拷問我們的靈魂：我們要哪一種國學大師，我們要什麼樣的傳統文化？　　

在傳統文化研究方面，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毛主席在1940 年《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的“批判與繼承”思想，即“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另一種態度是原封不動的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利用傳統文化來麻痹百姓，實行愚民政策。任繼愈是傳統文化研究方面前者的代表，季羨林則是後者的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否定了原封不動的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利用傳統文化來麻痹百姓，實行愚民的反動政策。僅以儒學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的代理最高權力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1949年9 月29 日以法令形式確定了“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1954 年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定：“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被確立為中國大陸居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知識被確立為教育的內容，儒學不再被“獨尊”為治國平天下的法寶，歷代儒宗、孔廟也不再被國家法定奉祀。1966 年6 月1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中提出了“破四舊”和“橫掃牛鬼蛇神”的口號。“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牛鬼蛇神”指文化學術領域裡的專家、學者、權威及其“祖師爺”（即歷史上的代表人物）。儒學和孔子被劃入破除、橫掃之列。70 年代前期，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一場以批林批儒運動。通過這一系列大批判，以儒學為代表的封建思想徹底被打垮了。　　

毛主席批判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不僅沒有阻礙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相反極大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使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出現了新的局面。僅以儒學為例，在學術方法論方面，儒學研究首次引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孔子及各個古代儒學思想家及其思想進行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剖析。在學術論著方面，50年代至60 年代，出版或再版了大量儒學研究著作，如熊十力的《原儒》，郭沫着的《十批判書》（再版），侯外廬等的《中國思想通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編，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第一冊等，是這一時期研究水平的標誌。在學術內容方面，學者們探討了許多過去從未探討的與現實需要相關的問題，如關於孔子思想核心究竟是仁、是禮，還是“中庸”的問題；關於孔子的政治立場是代表封建階級還是代表奴隸主階級的問題；關於孔子為代表的儒學的哲學性質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的問題；關於孔子在中國傳統文化貢獻方面是否整理了六經的問題；關於孔子著作的“君子”與“小人”代表的是否民眾利益的問題；關於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什麼樣的借鑑價值的問題，等等。　　

近三十年來，原封不動的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的思潮愈演愈烈。僅以儒學為例，1978 年8 月12 日，《光明日報》發表龐朴的文章《孔子思想的再評價》，提出了重新確立孔子及儒學地位的問題，由此揭開儒學復起的序幕。從1978 年到1983 年，祖國大陸舉行過三次大規模的孔子及儒學討論會，肯定了孔子的歷史地位，宣傳“反孔的時代已經過去”。1984 年，孔子誕辰2535 周年，在紀念活動期間，成立了“中國孔子基金會”和“中國孔子研究會籌備會”，這標誌着全國性孔子專門研究機構的形成。80 年代後半期，祖國大陸又舉行過五次大規模的學術討論會。其中後三次擴展為國際性會議。進入90 年代以後，儒學進一步發展，甚至越出學術界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滲透。近幾年來為孔家店招魂的思潮更加猖獗，不但拒不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而且還極度美化儒家思想，把目前中國出現的主流精神墮落，信仰缺失，貪官污吏橫生，社會道德淪喪，貧富兩極分化，物慾橫流等一切社會問題都歸罪為文革時期的“破舊立新”與批林批孔；歸罪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革命；歸罪為毛主席；歸罪為社會主義制度；歸罪為五四運動。將儒家思想貼上“國學”的標籤到處推銷，甚至在國外開辦孔子學院推銷儒學。　　

如今，在一個余秋雨之輩都被公然稱為大師，於丹之流都以准大師的姿態大談國學的時代裡，稱季羨林為國學大師也毫不奇怪。這些大師觀點各不相同，但是在反對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古代哲學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這些國學大師代表的傳統文化研究的方向不能不令人憂慮。　　

不過，我堅信傳統文化研究的方向終將回到毛主席 “批判與繼承”思想上來，終將用回到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古代哲學的方向上來。今日風光無限的季羨林終將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今日幾乎無人問津的任繼愈終將煥發出奪目的光彩。那時候將產生一大批比任繼愈更優秀的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古代哲學的真正的國學大師，中國傳統文化將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