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洪銀興
站在作為學校最初標誌而業已石痕剝裂、字跡漫漶的“兩江師範學堂”碑匾之前，左邊是充滿現代氣息的圖書館，右邊是古典的校史博物館——南京大學的百年發展印記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早在1906年，“清道人”李瑞清出任兩江師範學堂監督（校長），定下“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訓。質樸簡約的語句，蘊含着深刻的意味，一代宗師期望後人要視富貴如浮雲，無求於人，甘於清貧；希望學生以天下為己任，有功於國，勇於擔當。這八個字成為南京大學抒寫百餘年辦學史的序跋，也是今日南大“誠樸雄偉、勵學敦行”校訓的最直白的本懷。
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像南京大學這樣構成方式的高校，恐怕並不多。首先是演變之繁複。南京大學的由來主要有兩條線，一條發端於1902年建立的三江師範學堂（即後來的中央大學）；另一條發端於1888年建立的匯文書院（即後來的金陵大學）。其次是派生之眾多。據中央大學兩岸三地校友聯誼會的統計，與中央大學和原南京大學有淵源關係的高校有十餘所，堪稱“超級母校”。2009年5月31日，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南大接受法學名譽博士學位並發表演講時，詼諧地說：“看看南京大學的校史，這個家族真是枝葉繁茂，‘親戚’特別多。”
穿越悠長的歲月，百年南大譜寫了輝煌的辦學業績。長期以來，南大不占天時，也不占地利，她所擁有的，是人和，也就是一股心氣。
一代代的南大人，俯下首，就有了“嚼得菜根”的深沉襟懷；抬起頭，更擁有“做得大事”的大氣抱負。南京大學從來都是承認現實的，南京大學又從來都是不滿足於現實的。這源於一種清醒的認識：要發展，靠自己，靠實幹。在多年的辦學過程中，優良的傳統得以繼承並不斷注入新的內涵。
校友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至今仍生動詮釋着這所大學的精神。實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的規律與義無反顧地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成為歷代南大人共同的追求。從上世紀20年代初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分會並組織南高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到40年代在以中央大學教授為主的“民主科學座談會”基礎上組建“九三學社”；從“五二O”愛國學生運動“開闢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毛澤東語），到1976年率先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3·29南京事件”成為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的先聲，求真求實精神一脈相承並發揚光大。1978年，哲學系教師胡福明撰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初稿，後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揭開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帷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先聲。
江謙先生作詞、李叔同先生作曲的南大校歌首句“大哉一誠天下動”，詮釋着這所大學誠樸的風尚、誠樸的氣息、誠樸的學養、誠樸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近十多年來，學校有感於學術腐敗的滋生，更加強調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急功近利的誠樸學風。1997年，南大在國內高校率先開展“整頓學風、教風、校風，撻伐‘泡沫學術’，維護大學殿堂的聖潔”的大討論，先後有15位資深教授和16位中青年學者向全國發出“牢牢築起大學教師的道德堤壩”的倡議，1998年南大即出台《關於科學研究行為規範的管理辦法》。堅持潛心向學、厚積薄發，終會獲得豐厚的回報——2006年，南大有兩件大事為海內外矚目。其一是由匡亞明老校長主持編撰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200部，窮20年之功，終於出版面世，被陳至立國務委員譽為“近百年來最為浩大的中國傳統文化工程”並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其二為由閔乃本院士領銜的創新團隊“19年磨一劍”,研究成果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一文一理兩項重大成果的問世，成為南大辦學事業的動人篇章。
“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先賢們立足當下，追求高遠的智慧在百年南大得到落實。誠樸氣質、誠樸的作風，伴生着這所大學的創新的胸襟和想象，引申出這所大學所追求的卓爾特立、雄沉偉岸。上世紀80年代中期，匡亞明老校長果斷決策，與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合作創辦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首開中外合作辦學先河。上世紀90年代，曲欽岳校長“取法乎上”，在基礎研究領域集中優勢，取得突破，力爭與世界科技發展前沿接軌，使得南大在最能反映基礎研究水平的SCI“學術榜”上脫穎而出，領跑7年之久，而且帶動了基礎科學研究的發展和研究生教育質量的上升。蔣樹聲校長主政南大期間，率先在全國建立“學科特區”，提高了學科創新的能力，使南大的辦學實力大為提升。大學是孕育夢想和激情的土地，如今的南大正朝着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邁進。
揚子江畔，鐘山腳下，弘歌不斷，教澤綿綿。北大樓前靜臥的茵茵芳草，生生不息，青了又青，一如南大雖經歲月洗鍊而歷久彌新的精神氣質。堅毅質樸，追求卓越，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南大人仍在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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