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財有道：世界一流大學的籌資戰略

　　對一位大學校長而言，最高興的事之一莫過於籌集到一大筆資金了。由於世界一流大學的類型各異，它們的經費來源不盡一致，籌集教育資金的戰略與策略也各不相同。一般說來，大學的資金來源包括：政府撥款、研究基金、社會服務、學生學費及各種捐贈等。儘管經費來源似乎很多，但大學對資金的需求總是多多益善。

　　不同大學針對不同的對象採取不同的籌款戰略與策略，但國家及其大學在籌資方面也不乏相似之處。

　　——闡明捐款意義 曾任MIT院長的麥克洛林從不放過在各種活動中向校友們求援的機會。MIT要找一塊地作新校址，地皮要錢，新房子也要錢。他在宴會上慷慨陳詞：“我們的學院肯定不會倒退，它已經成為國寶，將來也還是這樣，而且會成為更大的國寶。”他指出捐款的“意義”在於：“這筆錢對全國都將產生影響，因為它是把整個美國的工業建立在牢固的科學基礎上的，從而使其從根本上得以加強而用掉的。”他還透露說，“史密斯先生”主動提出：別人每捐3美元，他就捐5美元。作為一所私立大學，來自校友的捐贈，往往是這些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因此，通常私立大學更加注重維護校友權益。哈德利校長曾將校友會比做“擴大的耶魯”，可見耶魯對校友會非常重視。耶魯校友對母校也頗有感情：1993——1994學年度的109784名校友中，有44177名捐獻者（Alumni Donors），占校友人數的40%以上（最高比例為要1996——1997學年度，捐獻人數達到47%）。有識者指出，如果你“不幸”成為一所美國私立名牌大學校友，那就意味着你必須終身為之捐款；反過來大學也不得不更好地為學生、為校友、為國家多作貢獻——這就叫良性互動！

　　——制定籌款計劃 美國大學的籌款經驗表明：成功的籌款活動應與有意義的學術計劃相聯繫，並制定出戰略步驟，在籌款時提出具體的項目。事實上，弗吉尼亞大學籌得款項的90%都有指定用途。可通過校友會邀請校友及學生家長參加學術活動、體育比賽等。體育場館也是良好的籌款項目，如弗吉尼亞大學就曾成功地為建籃球場籌款1億元。另據不完全統計，自1992年至今，北京大學已成功地籌到近5千萬元，用於圖書館、大講堂、光華管理學院、理科樓群等的建設，並設立了大批獎學金、助學金和獎教金等。有經驗的捐助者（如邵逸夫等）往往指定接受捐贈的大學必須把捐贈款用於一定具體項目，並要求大學儘可能籌集部分配套資金，以增強大學對捐贈款項的珍視。筆者的有限訪談表明：如果要求一位已經工作的中國大學畢業生為自己的母校捐款，他們捐款的潛力是巨大的——即便每位校友每年為母校捐款50元，一所有10萬校友的大學每年就有500萬元校友贈款，而實際的得款數顯然不會如此之少（當然，募捐得來的款項如何使用是另一個問題）。目前我國社會募捐結果多無反饋（也無必要的記錄與公布），這既是對募捐者的不尊敬，而且也影響了下一步的募捐——難道募捐者是錢多得沒處花的傻瓜麼？

　　——總結籌款經驗 籌款戰略是一門“要錢”的學問，同樣需要研究和總結。康乃爾大學校長羅茲在1990年開始了當時美國大學目標最大的募捐大戰：要在五年內募集12.5億美元。

　　這一大戰以超過目標20%完全勝利，羅茲也被冠以“募捐大師”的稱號。大師不僅是實幹家，還把募捐理論化、科學化。他在退休後兩年，主編了一本書，書名就叫《為高等教育成功地集資》。他總結出使施主產生5種情感，從而達到大學籌資目標的策略：1.緊迫感：要確定優先項目，也就是要明確募集到的錢首先要用在什麼地方，好使施主產生緊迫感；2.認同感：要不厭其煩地對施主解釋為什麼需要這筆錢，使他們產生認同感；3.責任感：要鼓勵施主的興趣和募捐的直接參與，使他們產生責任感；4.自豪感：從校長到院長全員動員，人人參戰，對“大款”、“大腕”，更要採取人盯人戰術，使其產生自豪感；5.被依賴感：要保證與施主的友誼和聯繫是長期的、穩定的，使他們產生被依賴感。

　　——權威重點抓管 這裡的“權威”既可以是為學校辦事的校內外行政主管，也可以是學術權威、文體明星、企業巨子等。沒有錢，名教授留不住，好學生招不來，因此對現在的美國大學校長來說，其主要任務就是為學校搞錢。哈弗大學校長尼爾·陸登庭（Neil L.Rudenstine）是一位罕見的“募款大王”：他在6年之內向17.5萬人募到了26億美元，平均一天100萬美元，創下了美國高等教育史上的新記錄。伯克利加州大學校長田長霖也是一位著名的募款家。在他六年的任期（1989年2月——1996年7月）內，雖然聯邦預算大幅減少，但伯克利自校外爭取的研究經費卻上升到35%，達到3.18億美元。同時，打破私人捐助公立大學的所有記錄，6年中伯克利加大共募到7.8億美元，其中有3.3億美元是過去兩年中募集到的。在1996年9月加州大學宣布募款競賽以來，伯克利已經順利達到1億美元的目標。哥本哈根大學著名科學家尼爾斯·玻爾則通過自己的威望籌款。除了教學科研不同凡響，作為一個善於籌集資金的人，尼爾斯·玻爾運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從本國和國際上取得許多經濟支持。劍橋大學的經驗表明：如果要到社會上去發動大規模的募捐活動，就得要求大學領導機構能在與外單位打交道時反應靈活。

　　——機構專門負責 步入哈佛廣場附近的一棟喬治風格的大樓，只見在全部透明隔斷的辦公室里，200多名職員都是職業裝束，繁忙地工作着。這就是著名的哈佛基金會。以第1位捐贈者名字命名的哈佛大學（美國許多私立大學及其下屬單位都以募捐者的名字命名），最近5年中平均每月籌款4千多萬美元，50%的哈佛畢業生都為母校提供捐贈。而在驚人的籌款業績背後，則是這樣一個規模龐大、高效運轉的機構。有資料顯示，我國清華大學等部分著名大學已經設立了專門的基金會，有專門機構和專業人員負責學校發展基金的運作。可以相信，誰更好地利用了市場機制，誰就能夠取得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效益——在大學籌款上同樣如此。

　　——政府政策引導 除了大學要對募捐者負責，政府也要積極引導包括公益募捐在內的一切有利國家與人類發展的事業。對此，美國對募捐者的做法可供參照：凡是捐贈，國家可以在稅收上給予優惠。一旦這種政策深入人心，社會就會形成幫助非贏利性機構的傳統。真正的企業家與其說是對錢感興趣，不如說是通過對錢的“征服”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和潛能。一旦他們完成了對錢的“初步征服”，那麼在合理的政策引導下，儘可能給國家和社會募捐未嘗不是維持和發展自己事業的最佳選擇之一。如果因為自己的募捐使得自己與一所著名大學聯繫在一起而“長生不死”，又有誰不像洛克菲勒一樣說創辦芝加哥大學是其“一生最佳的投資”呢？ 籌資政策（法規）制定的目的就是引導這種有利社會又有利於個人的投資行為走向理性。我們國家在國立與民辦大學的發展上顯然也有必要制定相關的政策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