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牐牎　�學英語：新世紀第一場全民運動

　　自19世紀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無數的中國人為着抵禦西方列強的理想，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掀起了一輪又一輪學習西方語言的浪潮。

　　峰迴路轉，時光流逝，轉眼間已經過去了150年，過去西方國家只要在海岸上架起一尊大炮就可以征服的中國獲得了獨立，實行了對外開放，學習西方語言的浪潮更是空前。

　　英語是中國人最早學習的西方語言，同時也是中國學習人數最多的西方語言，它和開始的大不列顛帝國以及後來的美利堅帝國一樣，都被套上了一個眩目的光環。

　　——也許世間再也找不到如此壯觀的場景了：一個14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幾乎每個人都在為這門和自己文化上毫不相干的語言瘋狂，讓人提前感到了地球村的早日來臨。

　　看吧——

　　在人人敬仰的首都北京，從前只有一些知識“精英”們為走向世界考托、考G、考雅思而奮戰，而現在全民學英語的浪潮正劈頭蓋臉地打來：北京“的哥”不但大學英語，而且還“創造性”地發明了“漢字標音法”，“北京飯店”標成了“北京猴跳樓”；小區里管理自行車的老頭也時時念叨幾句表示歡迎的英語，時刻準備着為“老外”服務；一些旅遊景點的小販更是走到了時代的前列，他們很早就能夠朝着好幾種外語向各國遊客兜售貨物，還時不時用外語罵上幾句，令人羨慕不已。

　　各式各樣的雙語幼兒園、培訓班也雨後春筍般地破土而出，“學英語要從娃娃抓起”的成了我國執行得最好的“從娃娃抓起”的口號，而在剛剛舉辦的劍橋少兒英語全國統一考試中，僅北京市就由2.2萬名兒童參加。而許多小學生卻陷進了英語為首的各種各樣考級證的漩渦。

　　在成都府南河畔，17年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頭每天都拿着書大聲朗誦英語，被當地媒體發現，成了“活到老，學英語到老”的典範。

　　在古都南京，年近六旬的爺爺學生葉顯峰成天抱着英語課奔走進了自己執教幾十年的校園，當起了編外學生，他的目的就是為了學英語，成了南京市學英語的楷模，激勵着南京愛學英語的每一個人。

　　在浙江溫州，八旬的老太太參加英語比賽殺入決賽圈，並獲得了第三名，讓很多不愛學英語的人羞愧得無地自容。

　　無錫市為了向海內外賓客展示市民良好素質和城市文明程度，政府牽頭髮起了主題為“英語學習進萬家，樹立無錫新形象”的活動。

　　而在廣西陽朔的西街，卻有一個中國最大的外語角，這裡的本地人都儘量不說漢語，只用英語進行交流，成了中國唯一不使用中國語言的“世外桃源”。

　　英語學習的深入人心，其知名度甚至遠遠超過了五四運動時千百萬人為之奔走呼籲的“民主”和“科學”。在貴州山區一個還沒有用上電燈的小村木屋牆壁上，都貼上了北京新東方的招生廣告，上面印的“要出國，不要慌，北京有個新東方”的字樣在陽光照耀下格外耀眼。

　　現今，中國人晉職、評職稱、升中學、上大學、考研究生、攻博等等，都要求考英語。為了讓人們更好地學習英語，中央電視台有一個頻道專門用英語播音；有人提出用英語教授專業課，甚至連中醫學、中藥學、古漢語、二十四史，都不能倖免。為了儘量養成學英語、用英語的氛圍，有人提議國人用英語進行日常交流，能不用漢語的儘量不用漢語。

　　如果魏源活到今天，他一定會驚詫於中國今天的變化，但他一定疑惑：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不絕於耳喧囂聲中，不知還有幾人能夠記起他最初鼓勵學習英語的初衷。

　　英語考級的破冰之舉

　　“英語四級考試與學士學位證脫鈎了。”這條消息從復旦大學——中國最著名的城市上海的一所久負盛名的大學傳來，並隨着現代傳媒的傳播速度迅速傳遍大江南北。

　　這更像平靜的湖泊里扔進了一塊石頭，剎那間激起陣陣波瀾。

　　中國的大學英語四級考試是從1986年開始的，後來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少數幾個學校外，許多學校直接把四級的通過與否和大學生的學位證書掛鈎，令四級考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威性。

　　因此，在通往四級的道路上，灑滿了學子的憤懣和無奈——“可恨的四級，不知浪費了我多少寶貴的大學時光，專業課為此大多荒廢！”“大家都恨四級，可大家又都拿四級沒辦法！ ”“四級是個法西斯！他霸占了諸多優秀兒女磨練自我的四年寶貴時光，弄得中國的大學像一堆外語學校……”

　　但是，學校鼓勵學生學好英語的這一“好心”不僅沒有得到學生們的歡迎，反而一直遭到學生的詬病。

　　在新浪網的新聞主頁上，只要您輸入“英語四級”、“大學英語”或者“復旦大學”等短語，再輕輕點擊“搜索”按鈕，就會一下子出來十餘篇相同內容的復旦大學英語四級考試與學位證脫鈎的消息。在評論中，學子們歡呼雀躍：“我喜歡英語，但我痛恨四級考試！”同時也充滿了理性的反思：“中國的學生浪費了太多時間在英語學習上。有必要嗎？”

　　“其實，四級考試一直遭國人漫罵，但為什麼它越來越紅透全中國？而且，一夥“專家”撰文寫書：這是世界上、宇宙間最大的考試！美國的Toefl,Gre,英國的Ielts等等敢與我四級相比？？見鬼吧！！關鍵在於：它給相關部門帶來多大的、“合法”的利潤啊！！！ ”

　　本來，學位證書與英語四級證書掛鈎的措施意在給社會培養高素質的學生，但很多有名的老教授卻不領情，他們不斷地埋怨這些人為的外語關卡埋沒了人才。

　　10月16日的《南方都市報》還發表評論稱：“（復旦大學）英語四級與學位脫鈎是一種撥亂反正”。“復旦將英語四級與學位證書授予脫鈎，實質上是對英語級別考試真正本質與職能進行的一次清晰化處理。英語四、六級考試，本屬對學生英語水平進行的技能檢測，而不是大綱所規定的教學要求。目前高校專業課程設置均安排有英語課，學生達到大學英語教學大綱規定的要求，就應該授予其學士學位。”

　　有關人士指出，復旦大學的這一行為無疑是一個破冰之舉。該校實行學位證書與英語四級證書脫鈎的政策披露後，立即在北京高校引起了一定的關注。中國政法大學教務處處長陳桂明透露，學校已決定國家英語四級證書與學位證書脫鈎，建立自己的英語考評制度。北師大、北方交大、北工大等均明確表示，學校正在研究改革方案，英語四級證書有望與學位證書脫鈎。

　　全國大學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外語部主任楊治中教授10月13日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這種將學位證書直接和英語四級證書直接掛鈎的做法非常不合理，必須加以改革。

　　在網絡上，復旦大學的這一政策使許多大學生有一種“久在樊籠里，復得反自然”的快感。

　　有人認為，這讓眾多的大學生們能夠用更多的時間來完成自己大學時期的學習和研究，使我們的大學不再充任人們所形容的“英語培訓學校”的角色，回歸到大學原來的位置。

　　沒學位是心中永遠的痛

　　就職於某外企的一飛先生風度翩翩，英語說得極其流利，一般情況下，老闆和境外企業的許多商務談判，總少不了他。

　　大學時代，他在英語方面沒少下功夫，可從初中開始，他的英語基礎一直比較差，一直沒有趕上來。

　　雖然他各科成績名列前茅，但在大學時代的最後一次英語四級考試，硬是以58.5分的成績讓學位證從指間滑落。這成了他心中永遠的痛。

　　但他並沒有因此氣餒，在工作後，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發奮學習，硬是將自己蹩腳的英語學得行雲流水一般順暢。

　　隨後，他跳槽到外企。從筆試到面試，一路殺下來，保存了自己，讓對手望而卻步，成功地謀到了職位。後來有頻頻晉升，成為老闆的得力助手。經常全球各地飛來飛去。

　　他畢業的沖關失敗使他成了全班唯一沒有過四級的學生。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他那些過了四級的同學大多進了國企或者一些內貿單位，根本沒有機會使用英語，最後幾乎還給了老師。

　　得知復旦大學學位證書與英語四級脫鈎的消息以後，他開玩笑式地說：“現在能給我補個學位證給些慰藉也好。”

　　學位何時與英語掛鈎的

　　學位證書本來是不和英語四級證書掛鈎的。

　　北京市教委高教處副處長徐寶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國家大學英語四級考試始於1986年，當時提出該項考試和大學英語不掛鈎，國家學位條例也從未把學位與英語四級掛鈎列入規定。

　　記者在網上找到了1980年國務院頒布的也是至今唯一一部學位條例以及它的暫行實施辦法。

　　在1980年第五屆全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中，有關學士學位的第四條是這樣規定的：“高等學校本科畢業生，成績優良，達到下述學術水平者，授予學士學位：（一） 較好地掌握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二） 具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初步能力。”

　　眾所周知的那個年代俄語是我們必學的第一外語。但《條例》並沒有規定學生必須要通過什麼外語測試才能獲取學位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 》的第三條中對學士學位這樣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高等學校本科學生完成教學計劃的各項要求，經審核准予畢業，其課程學習和畢業論文（畢業設計或其他畢業實踐環節）的成績，表明確已較好地掌握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並具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學士學位。

　　與碩士學位必須掌握一門外語和博士必須掌握兩門外語的明確規定相比，《實施辦法》並沒有規定大學生必須過英語四級才能取得學士學位。而《實施辦法》頒布後，全國人大也沒有通過新的學位條例，國務院也沒有出台新的補充辦法。

　　從1986年以後，許多學校不約而同地選擇學位證書和英語過級考試掛鈎的辦法，先是三級，後是四級，其用意可以用上海一高校教務處負責人的話來概括：“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增強約束力，促使學生在校期間努力提高英語水平。”

　　就這樣，全國絕大多數高校就可以在“促使學生在校期間努力提高英語水平”的旗號下工然地違反國家學位條例的規定，把很多處英語外品學兼優的學生鎮壓在他們手中的“雷峰塔”下。　　而這一行為，直到現在，一共延續了整整十六年！

　　英語熱背後的漢語之冷

　　漢語是聯合國的六種工作語言之一。也就是說，漢語和其他五種語言一樣，在聯合國的講壇上擁有同等的地位。

　　在韓國釜山，採訪世界盃的中國記者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倫敦英語，可是韓國人卻不買帳，還是說了漢語，這些記者才填飽了肚子。眾所周知，韓國在美國的保護下過了整整50年，而釜山就是美軍的基地。

　　有關人士指出，只要學到2000個漢字，就可以讀書看報、搞科研。可在英語世界裡，掌握不了20000個字別想讀報，掌握不了30000各自別想把周刊讀懂，而大學畢業十年後的職業人士一般都要掌握80000自以上，否則別想順利工作。而且，隨着時代的進步發展，英語的新詞不斷湧現，層出不窮，而漢語則無需增加新字。

　　雖然漢語在國際上擁有合法的地位，雖然韓國人喜歡學習的是漢語而不是英語，雖然漢語比英語簡單易學，但現實中的漢語卻縮做一團向隅而泣，而英語正迅速地熱遍大江南北，甚至有人提出讓英語來取代漢語的地位。

　　當代大學生（包括中文系學生），對漢語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冷漠，而這種冷 漠又源於在現今找到一個“含金量”高的工作只需要學好兩項技能，那便是英語和計算機。一位大學教授在講授現代文學課的時候，遭遇到一位女生的質問：“老師，我們學這些有什麼用？”她的質問讓這位教授無言以對。

　　一個中國人晉職、評職稱、升中學、上大學、考研究生、攻博，需要考英語。一個報考中國現當代文學甚至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考生，漢語差一點沒關係，但英語不達所謂“國家線”，即便專業再優異也是白搭。——許多時候，英語幾乎成了決定中國人命運的唯一槓桿。

　　令人遺憾的是，不少考過了英語晉升了職稱的人，中文寫作卻不及格，我們常會看到邏輯不清的文件、報告、通知、信件、說明書，常看到語病百出、詞不達意的廣告、新聞、書刊。

　　有的大城市規定，今後要讓全體公務員都得通過英語考核。這意味着不論是在機關還是在街道辦事處供職，英語考不過去，那職位是不是你的，就有點懸了。還有的大城市在“與國際接軌”的名義下，將公廁的漢字招牌拿下，只留下 “Toilet”(公廁)。難道想讓不懂英文的國人找不到公廁或是只能用鼻子去找嗎？好像還沒看到有哪個非英語國家如此這般地為推廣英文而冷落本國文字。

　　今天，漢語使用的粗鄙化和蕪雜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少人文學者為此痛心疾首，他們中不少人在為提高我們本民族語言的純度而大聲疾呼，而寫作的“母語化”問題則竟然成了90年代文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

　　武漢大學教授朱湘在一次講演中不無感慨地說：“漢語現在已經明顯成為了一種弱勢語言、一種第二階級的語言，甚至說得不中聽點是奴隸的語言。”

　　大學教授痛陳英語關卡

　　不可否認，英語今天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

　　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不管你的學習如何，你得把90%的時間都放到英語學習上，取得大學英語的四級證書後，你才能獲得學位證。

　　如果你想要考研究生，那你應當把更多的時間用在英語學習上，否則你的專業課再好，你的“恩師”也只能隔着一層藩籬對你表示遺憾。

　　因此，一些大學英語系講師、副教授在沒讀一天中文的情況下，走終南捷徑，利用幾本文學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種時髦。他們都即考即中，甚至個別人中文專業課程只有五十幾分，但憑“強大”的英語專業優勢一樣鶴立雞群，真讓那些在專業領域兀兀窮年者，羨慕、嫉妒。 　　在平時的生活中，不管你從事什麼專業，即便是搞中醫、中藥、古漢語、二十四史的，皆需要應試英語；不管你的專業能力，也不問對提高工作的業績有多大幫助，教師、工程師、技術員、編輯、記者、搞企管的、做內貿的，人們的任職和晉職都要先考英語，還要同工資和各種待遇掛上鈎。

　　外語關卡，實際上是英語關卡已經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陳丹青教授曾經撰文,痛陳人文藝術教育設“外語關卡”之弊端,指出“當今藝術教育的諸多頑疾,罄竹難書。”

　　陳教授痛心疾首地說：“百年來中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倘若活在今天，正當就學年齡，將會怎樣掙扎？———天生下我們的徐悲鴻林風眠，必須呈交超過所謂四級或六級外語考試分數，才能在中國境內報考油畫專業———且慢，連潘天壽、傅抱石、梅蘭芳、于是之、劉詩昆、侯寶林、常香玉、李連杰之流要是在今天想要求師收徒，好！管你是畫國畫唱京戲演話劇彈鋼琴，還是說相聲敲大鼓翻筋斗，統統必須考外語！他們的朝氣、性情、才華與想象力，是在就學期間不斷填滿各種學時學分，預備日後的‘考研’、‘考博’，否則不可能以本科學歷換飯吃。”

　　華中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生所說，為進入碩士、博士學業的人員，結合相關專業設定一個合理的外語測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外語幾乎作為錄取的惟一要求則是荒唐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把英語的門檻放低一點、實用一點，讓考生多一些精力關注專業領域；同時也給導師多一點選擇的空間呢？”武漢大學的一位教授如是說。

　　等待漢語的最後一課？

　　幾年以前，在美國教書多年的法國人德里達來北京大學作演講的時候，開始打算應學生要求用英語，但法國領事館堅持要他用法語，因為他是法國人。

　　和德里達相反，在國際場合講漢語的鞏俐卻成了某些人炮轟的靶子。

　　前不久，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擔任輪值主席的鞏俐被炒得沸沸揚揚，盛傳她不懂英語。許多國內媒體在報道的時候，深為鞏俐不懂英語的事而感到羞恥，似乎她不懂英語就成了人世間最大的過錯，因而要將他全面否定，一棍子打死。

　　後來北京的《精品購物指南》記者採訪了鞏俐，證明她不僅懂英語，而且還能說得很流利，只是在國際電影節上堅持說漢語而已。

　　鞏俐之所以受到批判，而批判她的卻是自己的同胞，並且是那些自詡為中國精英的人。原因只有一個，大凡中國的國際代表團，只要一走出國門，連翻譯都不需要，就是滔滔不絕的英語，有些人已經習以為常了，而對鞏俐在國際場合說漢語表示不理解，感到很難為情。

　　正像武漢大學教授朱湘說的那樣，有的人認為“漢語現在已經明顯成為了一種弱勢語言、一種第二階級的語言，甚至說得不中聽點是奴隸的語言”，所以，誰在國際場合上一開口說漢語，就被視為落後、封閉，就是“不識時務”；而一說英語，就是進步、開放，就是“與國際接軌”。

　　幾年以前，在中國的奧申陳述這種最需要民族語言支持的講壇上，除了袁偉民之外，中國代表團的其他領導沒一個人都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語。

　　早在幾十年前，美籍華人丁肇中先生在諾貝爾獎的頒獎台上致答詞時，這位英語遠比漢語講得流利的科學家，卻堅決 要講漢語，就因為那是母語。

　　這不僅又讓人想起了都德的《最後一課》，這篇體驗一種語言命運的小說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共鳴，是因為那位老師在那最後一課上，表達了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感嘆：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

　　這句話可以置換為：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最美麗的。遺憾的是，這種美麗往往只有在危及語言存亡的時候，才體會得出。

　　有識之士指出：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中國需要學習別人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為此，中國需要學習西方的交流工具——語言。但是，中國不需要狂熱地吹捧某一外國的語言。學習外語，我們要抱着務實的態度，要學以致用，更不能以拋棄和踐踏本國語言為代價。

　　“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尊嚴，你連自己的母語都不重視，就別想誰能尊敬你。”一位大學教授如是說。

　　時下，在國內的都市裡，英語越來越受重視。從幼兒園的娃娃到各行各業的上班族，不花大力氣去考英語，快要寸步難行了。有的人又在宣稱：“為了養成學英語用英語的氛圍，我們不僅要提倡用英語教學，而且還鼓勵人們儘量用英語交流……”

　　記者疑惑，我們非得要扮演一回那個不成器的小學生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