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於教育改革的討論，多是些情緒化議論，或者僅僅就教育論教育， 往往缺乏學理深度，觸不到三寸處,或也有怕觸時忌的隱衷。筆者認為，大學改 革的關鍵是體制改革。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改革至今未能啟動。在我看來，之 所以如此，或根於改革動力機制中的困境。拙文嘗試綜合教育學、政治學、社會 學、文化學等視角，對此困境略事探索。

　　在我看來，較之企業和中小學，大學體制改革有如下幾個嚴重障礙：

　　一、 大學改革中的“單位”陰影

　　由於社會資源總量不足和中間組織匱乏，中國城市長期實行“單位”制。它 對於發展社會事業、維護社會穩定，曾發揮過重大積極作用。但隨着生產力的發 展，資源總量的增加與資源多元化，“單位”體制的僵化弊端便日益突顯。改革 不能不提上日程，並在資源多元化較充分的企業實現突破。但對學校尤其是高校 的體制改革,卻很難走出“單位”陰影。這裡着重談以下兩點。

　　一是高教資源嚴重不足並為國家所壟斷，繼續維持並強化着高校教職工對單 位的依賴。由於經濟、政治等原因，中國高校無論對考生還是教師而言，均供不 應求,尤其缺乏具有實力、活力和競爭力的私立大學。這就使大學不愁生源和師資, 可以高枕無憂。按理說，高校教師應是大學改革的動力和主體。但在人才市場委 縮和國立大學壟斷情勢下，他們為生存卻不能不依賴單位和政府。近年雖有一 定人才流動，也只是少數“尖子”由低價依賴向高價依賴轉移，根本形不成改革 推動力。而某些學校，試行無標準末位淘汰“聘任”與“下崗”制改革,反而更 強化了教師對單位也即對權力的依賴。因為這些毫無經營能力的教師，在缺乏知 識市場的條件下，一旦脫離原單位，連生存都成問題。而作為精神生產者，又最 需要穩定和無後顧之憂的環境。即在充分市場化的美國，大學教師也享有較之政 府官員（包括大學官員）更優越的法定職業穩定性,雖然也包含某些有待改革的 惰性因素。當然,在端上“鐵飯碗”之前，學校要對教師作較長時間和較嚴格的 考察，而不象中國，只要進了大學門，就可端上“鐵飯碗”。總之，原有“供養” 與“依賴”的“單位”模式基本未變，大學教師的經濟地位和心態,確實難以充 當大學體制改革的動力與主力。

　　二是我們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大學不可能成為純粹的文化、學術機構，使大 學“單位”難以向現代大學本性復歸。《高等教育法》規定得很清楚,高校的培 養目標，是培育有專業技能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政治色彩十 分鮮明，“接班人”乾脆就是個政治概念。該法還規定了大學最高權力機構校黨 委的無限權力，以及教育質量應“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等等。這一切，都顯示 了黨和國家控制高校的決心。也許還有個不便明言的意圖，即加強意識形態控制， 以防西方的“和平演變”。對“89”風波和蘇東劇變的某種官方理解，更暗暗強 化着這一意圖。因此之故，即使在要求進一步改革開放的今天，對高校的政治思 想控制不僅沒有絲毫放鬆，而且還有加強的趨勢。“絕對服從”仍是教職工唯一 的也是最有利的選擇,除非你甘願從“單位”退出。也就是說,原來“單位”的 “控制”與“服從”格局依然故我。這就與現代“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 精神扞格不入。

　　總之，較之其他國營“單位”，大學更難走出“單位”僵化陰影。

　　二、大學改革中的“權力”瓶頸

　　基於上述“單位”屬性,大學就不能不具政府權力色彩。所有公辦大學，都 隸屬一級政府。中層以上官員，均由上級黨委任命、批准。大學權力，只能對上 級政府負責，一切聽憑“將令”。這樣，它就根本不可能從真實的社會和學校內 在需求中，尋求改革的動力和方向，而是無條件地服從政府需要。現代大學“獨 立”、“自治”原則，只能是遙遠的夢幻，甚至在有些人眼裡還是個噩夢。從最 積極的方面來看,目前高校改革的基本指向，也只是為黨的中心工作“發展經濟” 提供智力支持。而維護價值與意義，守望精神與理想,監督、批判權力，均不在 視野之內。尤其是對於最需改革的大學權力本身，上上下下更是諱莫如深。更准 確地說，是只考慮如何“加強”它，“改進”云云只是姿態而已。

　　公辦大學均是各級政府世襲領地。政府通過大學權力，落實各種戰略部署， 並享受安插、提拔幹部、工作人員的便利，以及招生、分配等種種優惠。因此, 各級政府自然會對所屬大學權力施加保護，抵制公眾和校內的批評。但這種保護, 又是種等級保護，故有部辦、省辦、市辦和重點、非重點之別，政策傾斜、吃偏 飯就在所難免。且不說私營大學，即使在公辦大學中，也根本不可能進行平等競 爭，也沒有公平可言。在重點院校,由於機構臃腫，即使追加大額投資，也仍是 杯水車薪。而在許多地方院校,卻只有工資財政；可地方政府出於自身利益，也 決不會讓其淘汰出局。因此之故，辦學經費的窘促與資源浪費同時並存，很難達 至資源最佳配置。

　　按理說，具有很高文化素養的大學教師，如能形成一個利益群體,應能成為 一個壓力集團，促進大學改革，而為何竟未成為現實呢？除了上述經濟依賴之 外，也根於大學權力性質。作為準政府權力的大學權力，是高度集中、壟斷的權 力，而不允許任何權力分化。諸如工會、職代會、共青團、學生會等組織，實質 上都是黨委權力的延伸。象全社會一樣，這裡決不允許真正的自由結社。高校教 師自也難以形成明朗的利益共同體。而現代民主理論卻認為，自由結社乃民主推 動力，從本源上講，民主就是一種結社。既然作為大學主體的教師不能結社，也 就難以成為校園民主的動力與壓力。相反，教師卻每每成為“改革”對象,象量 化考核、末位淘汰、全省統考、教考分離等“改革”，就無不為教師而發。“改 革”成了“革改”。你不是要求改革嗎？那就先從你身上開刀，死死地控制你。 這看起來很滑稽,卻又是嚴酷的現實。

　　相反,最需改革的大學權力，卻來領導大學改革。他們必然要把改革引到有 利權力者的方向。事實證明，只改換權力者的成分，而不改變權力結構和功能, 改革將毫無效果，基至適得其反。大學領導的年輕化、知識化與專業化，不僅沒 給我們帶來所預期的新氣象，而且使我們見識了他們遠超前任的以權謀私能力。 這再一次證明：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腐敗，不管權力者是誰。從某種意義上講， 高校改革就是由權力性利益壟斷向知識性利益分化轉移。但由於缺乏權力分化的 保障，便出現權力“尋租”的廣闊空間。權力者雖然讓渡部分利益給知識者，卻 又隨手奪回大分額“回扣”。他們優先獲得知識者所擁有的學術職銜和榮譽，並 在提職、評優、立項、報獎、參會、出國等活動中處處占先。這種以權謀私行為， 才是真正的腐敗。將某些教師的學風不正、文德敗壞，判為“學術腐敗”，　實 在不倫不類,客觀上只能為“腐敗人人有份”論張目,轉移反腐敗的視線。上述腐 敗行為，嚴重侵害了專業教師的利益，敗壞了學術職銜的聲譽，並使其大大貶值， 從而形成建國以來對知識者的第二次剝奪。

　　總而言之，准政權式的、高度集中的大學權力，成為制約大學改革的一大瓶 頸。

　　三、大學改革中的“文化”制約

　　此處所謂“文化”，主要指大學知識者體現民族特色的群體生存方式與價值 觀念。

　　個人力求融入群體，是我們的民族傳統，知識者也不例外。許紀霖指出： “中國知識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爾凱郭爾那樣的孤獨氣質，最後還是 要尋求一個群落，一個可以依賴的歸宿。”古代士大夫,除以家族作為基本依 托外，為尋求更大範圍的群體認同，只能直接界入官場,所謂“學而優則仕”。 但官位十分緊缺,極難滿足士子要求。失意的士人，往往到絛林好漢中尋求認同 並充當謀士，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新中國，“單位”制滿足了知識人的群體歸屬要求，同時也巧妙地控制了 他們,所謂“皆入我彀中”。人們常期在這裡工作、生活，建立人際關係，儼然 成為團結、和睦的大家庭。既在這裡獲得社會身份合法性，也求得安定、安全感 和熨貼感。誰若脫離“單位”，就會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被社會遺棄的“多餘 人”。而多年來穩拿工資、獎金，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有人管的優越性,更為增 強了人們對“單位”的依戀。誰都不願享受不為“單位”控制的獨立與自由，甚 至對此感到恐懼。許多人都曾痛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蘇聯知識分子那種獨立 的“精神譜系”。殊不知，群體認同情結與“單位”依戀是個重要根源。然而， 大學教師的這一心態,卻使“大學自治”、“民主管理”和“思想自由”等現代 大學理念極難落實。

　　中國士階層，本來就有注重“功名”的傳統，所謂“功成名就”、“衣錦還 鄉”。“十年寒窗苦，便為人上人”，他們所看重的，是諸如名、權、利等最終 效益，而非奮鬥過程和創造發現,在自我實現中獲取精神滿足。大家互相攀比的， 也是所得“好處”，而非所取得的成就，“紅眼病”就勢不能免。此種心理,根 本無望樹立現代大學所要求的“學術忠誠”。加之由年資、籍貫、母校等等差別 所形成的派系，就使大學教師很難形成利益共同體,成為改革壓力集團。相反,卻 很容易被大學權力分化利誘、各個擊破。由於資源分配還基本上是權力分配，所 以各個“小圈子”也就拼命接近、影響乃至爭奪大學權力，以搶占資源分配製高 點。於是，大學權力核心，無形中便成為共同的依靠、爭奪對象,誰也不願將它 視為改革對象。這就使大學權力改革，失去了最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根本動力。

　　綜上所述，較之其他部門，公辦大學的體制改革，受到更多更大的經濟、政 治、文化制約,可謂任重而道遠。其前景，將取決於大學資源的總量增長和資源 多元化；取決於全國的政治民主改革推進，尤其是結社、言論自由的落實；　 也取決於知識者生存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逐步更新。這一切，均需時日和機遇。讓 上帝保佑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