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也許是世界上對“指標”、“數量”葆有情結性崇拜傾向的民族，其極端形態之一在“ 大躍進”中表現為“一戶一個趙樹理，一村一個郭沫若”的口號提出以及詩歌寫作也如糧食畝產一樣放衛星等上面。2002年讓人感佩的劉姝威教授僅以600字便瓦解了一個建立在欺人與自欺的數字基礎之上的龐大金融神話，在我看來她的學術良知足以“感動整個中國”。然而，這種數量崇拜已經滲入了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里，它同樣在不自覺中也改變了我們學術的品質與太多學者的學術品格。這也許仍然是“大家都知道但大家都不說”的常識，而在本文里我所要“說”的是這樣一個駭人聽聞但又不必爭論的事實：在人文學科里，這種定量化操作機制已經促使中國大學的學位、職稱漸漸成為一種商品進入流通領域。

　　筆者所在的研究生樓里，一則廣告貼在小便池的上方已有兩年之久，它醒目地告知來此小便的碩士、博士們：“萬元起價急聘英語、政治基礎紮實，考場經驗豐富的考研、考博文科高手，2000級在讀研究生優先。”廣告的出現表明存在着大量的買方和賣方市場，這中間當然更存在一個更為龐大的不需要廣告而通過中間人介紹、牽線的掮客市場。英語達“標”是在中國取得任何學位的“一票否決”性條件，因而英語槍手是高校里最為搶手、刺激且收入可觀的第二職業。每當英語四、六級的考期來臨這種“尋槍”廣告便在開水房、食堂、衛生間以及樹乾等地方廣為張貼，甚至用粉筆直接寫在通往教室、圖書館的道路中央；而考碩、考博的英語槍手則需要在報名之前便開始策劃、物色並進行暗地裡操作。自古而來，中國也一直是個極端崇拜考試的國度，因而科場和考場作弊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千百年來這種“一試定終身”的機制讓這個崇尚仁義道德、文質彬彬的民族變得如此寡廉鮮恥甚至鋌而走險。然而，“功夫不負有心人”付出了心智與金錢回報往往也是豐厚的，筆者據所掌握的信息進行保守地估計，在中國近幾年取得學位和正在攻讀學位的文科學生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其外語成績是通過槍手取得的。“黑色幽默”地說，這是一個多麼需要規範的市場，因為廣告已經貼在了陽光下。

　　我們這個極其講究等級尊卑而又秉有謹慎立言傳統的民族，對於發表言說的媒體當然有着極為“理性”而嚴格的分野，以筆者的淺陋，了解到人文學科的學術雜誌至少有這樣幾種等級：第一、中文權威期刊，如《文學評論》、《社會科學戰線》等國家社科機構的機關刊物或知名大學的學報等；第二、中文核心期刊，如各省社科院的機關刊物等，這其中又有“一般核心”和“重要核心”之別；第三、一般學術期刊，各個不知名的地方大學或師範學院的學報多歸入此等。總體上看，這些刊物的級別基本上決定於它所依賴的主辦機構在國家權力構成中所處的位置。有意思的是，作為編輯盧濟恩先生幾年前曾說他們從來沒有認為《文學評論》是文學研究的權威雜誌，但在民間，或許出於對於權力不自覺的崇仰而對它高山仰止，太多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都把能在上面發表文章作為一生追求的事業和難得的光榮。而發表在一般學術刊物上的文章，如果要改變自己的身價和品位，被複印、轉載甚至被摘要是非常有效的途徑：如果被中國人民大學資料複印中心複印的話它立馬變為了“核心期刊”文章；如果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則更是身價倍增馬上視為“權威”文章。中國高校的文科教師晉升職稱，便以在這些不同級別的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是否達到“標”作為前提。而且，全國幾乎所有高校都規定，在讀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必須要發表一定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畢業論文的答辯資格。

　　對於人文學科的學生而言，說白了也就是要發表一定數量和級別的論文，具體說碩士生須在一般公開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2到3篇，博士生則要求在核心甚至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2到3篇。各個學校的規定雖稍有出入，但總體精神卻驚人地一致。因而，這也成為了在中國取得職稱和學位者必須首先了解的“遊戲規則”。人口眾多的中國幾乎每一行都人滿為患，“僧多粥少”的矛盾似乎永難解決，每種研究領域從業人員之多與所擁有的發表言論空間的有限之間懸殊太大，面對這一近乎僵化規定，章開沅先生曾不無憤激地說，就是把所有有關歷史學的學術刊物都改為“日報”也難以滿足晉職的老師與將要取得學位的學生們的需要。然而對於資格的評審，我們只是看文章標題之下的作者署名，而從來都不懷疑文章是否真正出自署名者之手，更哪裡想到現在中國人對於傳之後世“立言”之舉竟也會手段下作；對於論文的質量我們也過於依賴於所發表刊物的級別，天真地認為它們都能保持自己的操守。於是，在學者、准學者以及學棍、學痞們的共同努力下，一個眼下紅火繁榮且前景廣闊的市場便自然形成。

　　首先對於刊物經營者而言，他們從“投入與產出”的層面體味到論文發表對於作者的意義，於是抓住了投稿者的心態，紛紛改變刊物與作者的之間的關係：以前刊物依賴於作者和讀者，現在作者不得不依賴於刊物，而一般學術刊物讀者的多少往往是不計較的；以前刊物向作者約稿，現在作者則要為自己的文章尋找到合適的版面；以前刊物發表文章要付給作者稿酬，現在作者要發表自己的文章則要掏錢來購買刊物的版面。版面成為了商品，作者成為了買方市場而刊物成為了賣方市場，各種學術刊物出賣版面的廣告同樣公開張貼在校園的布告欄里。買賣方目前的行情大致是這樣的：一般學術刊物的一個版面大約可以賣到250到300元，核心刊物則在350到500元。也就是說在一般學術刊物上發表一篇5000字左右的論文需要版面費500到600元，在核心刊物上則需要800到1000元左右。出了版面費之後，論文的質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樣一種買賣關係，真的讓我不能自禁地產生一種下作的類比：這樣發表一篇文章就象妓女讓嫖客花錢占有自己一次。我們也不必為作者的處境而擔憂，因為還有另外的 “遊戲規則”存在。中國絕大多數高校對於老師或學生們的科研成果往往有一套相關的獎勵政策，特別是對於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一般每篇可獲得獎金500到1000元不等；而在權威期刊上發表文章一篇獎金往往在5000到10000元不等。也就是說只要有版面可買便近乎“公費嫖娼”，只要稍稍有些數學常識的人便知道這是全然不會虧本的買賣，因而這一市場的火爆也就可想而知。

　　高校里的這一“遊戲規則”近來也令圈外人士眼紅，他們往往供職於一家准學術的媒體，在評論界又小有名氣，發表文章毫不費力。他們可以以客座教授的身份進入一些高校直接參與到遊戲中來，也可以與高校某些急於評職稱而又無能寫論文的講師或副教授們“友情合作”，寫出文章署他們的名字發表，從而去獲取校方的獎金，而一些副教授和教授就這樣“製造”出來。版面買賣目前似乎還只發生在私人與一般學術期刊和核心學術期刊之間。事實上，就是一些權威學術期刊也出現了某些新的舉措：它們往往以與一些學校舉辦學術研討會的形式進行操作，舉辦方出錢包辦會議並請吃、請玩，而刊物方則出於“友情 ”發表舉辦方文章若干。只要看看某權威刊物上常常以集團形式出現的作者群和近年來越來越小的刊印字號就知道個中的奧秘和苦衷。而會議上我們能看見的常常是那幾張熟悉的臉孔，知名學者也由此變成了滿世界開會的“華威先生”。其次，對於作者而言，學術論文進入流通領域更是直接、普遍。其交易方式大致有三種：其一，賣方把文章一次性賣斷，由買方任意處理；其二，賣方除了包寫外還包在買方所需要級別的刊物上發表，只是署名權歸於買方；其三，如果買、賣方都需要文章，他們則採取合作的方式：一方寫出文章，而另一方則出發表的版面費，發表時共同署名從而達到“資源共享”。文章的價格當然視交易的方式而具有不同的行情，總體上一篇文章可以賣到1000到3000元不等。買方大多是需要職稱而沒有成果的高校教師，當然也不乏在讀而又實在無心向學的研究生。新興的交易還有代寫碩士論文並設計答辯問題，3萬字的篇幅價格在5000元左右；據說也有代寫博士論文的，10萬元一部。不過，這些交易目前還只是在黑暗中操作，我想不久的將來它們也會在陽光底下討價還價。事實市場的存在，我們無法改變，我們期待的也許是亟待工商、稅務、物價以及審計等諸多政府職能部門介入對其進行規範和管理。

　　由此看來，“有錢能使鬼推磨”當信此言不虛。在中國賣官鬻爵自古而然，它往往也是社會極端腐朽墮落的標誌；而職稱、學位卻是一個人才智的測度，不想在眼下的中國事實上也能買賣，我想，這也許又恰恰是中國人的精明過人之處。國外的大學體制我不甚明了，然而在 20世紀初的中國，葉公超和胡適之分別以25和27歲的年紀被聘為北大的教授，我不知道他們被聘的理由是否是有一批發表在“權威期刊”上的文章；而解放後何其芳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時規定每位專家一年只寫一篇文章。一本30多萬字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是由三位美國社會學教授積在中國河北農村10年調查之功才寫出的，如果在中國以他們這種速度恐怕得喝西北風；而眼下中國某些30出頭的年輕學者一年可以貢獻3到4部“著作”。然而，隨着應對學術的硬性定量化而來的學術商品化對當下學術界帶來的平庸、浮躁之風同樣是可以相象的。學術界都比較看重的人大複印資料，近年來幾乎辦成了某幾位所謂學術權威的俱樂部，每一期都只有那樣幾個熟悉的名字。幾年前，某位知名教授的文章幾乎無一倖免地被其網羅殆盡，而在這個水貨商品充斥市場的時代，恰恰是這位教授被遠遠近近的學生喻為“水師提督”，對比之下這是絕佳的反諷。在這樣一種運作機制之下期待大家的出現無異於緣木求魚，大量的學術垃圾層出不窮，為學位、職稱而製作的文章往往是在八股腔調的籠罩之下的現成材料的羅列、各種見解的拼湊以及形形色色厚顏無恥的抄襲。金錢、人情幾乎無孔不入，它腐蝕着先行者的良知，抹殺着後來者的廉恥，讓一些赤誠、良知仍存者不得不無奈地接受這種近乎荒誕而痛心的事實。近年來反對學術腐敗的聲音不是沒有，只是它們是那樣微弱無法引起人們足夠的回應與重視。

　　這實在是一個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