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文學史家楊義先生，擔任了多年的博士生導師，身兼兩個中國最高文學研究機構的所長。這樣一位享有極高學術地位，業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學者，在2000年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了武漢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此事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成為當年最具轟動效應的學界新聞。他的博士論文究竟寫了哪些內容？他又是以怎樣的心態重返校園？他自己怎樣看待媒體對‘博導攻博’事件的炒作？這本書中即有這一切問題的答案！”

　　——“這本書”就是剛剛出版的楊義所著《京派海派綜論》（圖志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這段話就是印在該書封底的一段話。該書內文的最後，有將近30頁的篇幅、洋洋數萬字，是關於楊義讀博士一事的，其中既有當時的一些相關報道，也有楊義本人對此事的最新看法。

　　一本學術著作的出版，與一個新聞事件聯繫在一起，這本身就很有點意味。現在，出版者又反過來以這一新聞事件作為一個賣點，來繼續推動這一學術著作的推廣、發行，當然也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業界新聞了。

　　據當時最早報道此事的祝曉風說，他早於2000年11月就知道楊義讀博士一事，當即着手採訪。但楊義極力迴避此事。記者以極大的耐心，等了三個多月，終於將這一新聞報道出來。楊義在剛剛出版的這本書中，稱這篇極具新聞轟動效應的報道“是善意，並充滿好奇心的”。看到這話，不免令人感慨。

　　祝曉風寫這篇報道時極具好奇心，是毫無疑問的，也是作為一個記者應該有的職業激情，但如果說“善意”，我看倒未必。誰都知道，抓住具有轟動性的新聞，並將其最快報道出來，是任何一個新聞記者的追求。從職業的角度說，這一點做得好，就是一個好記者，一個“善”記者。但這對於被報道者來說，卻未必都是幸事，未必都“善”，楊義讀博，即是一例。楊義是不願將此事公開的，畢竟挺尷尬的。但越是當事人不願披露的，往往越具有新聞性，是真正的新聞，這也算條新聞規律。——當然，記者能願冒此一大新聞被他人搶先的風險，耐心等待三個月，還是有一定善意的。

　　儘管楊義從前年此事剛披露直到現在，都一再表態他本人對於讀博一事抱一種坦然而又積極的態度，但是誰看不出楊義本人的尷尬呢？而且，豈止是楊義一人尷尬，簡直是整個學術界都尷尬。

　　當時議論蜂起，至今餘波未平。

　　我個人以為，此事所暴露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深層意義上，學術界已被名利場邏輯所左右。這樣一種東西是無處不在的，更何況，現在的學術評價機制遠不夠完善，學術缺乏獨立評價體系，現有的學術評價缺乏權威、公正，學者不得不為眼前的物質利益所左右，等等。你有再大的學問，也要兌換成“博導”、“顧問”、“學術委員”等等，才有意義，正如寫出好新聞的記者如果不得新聞獎、沒有評上高級記者，你那些業績又有什麼用？楊義能以“不斷學習”論為由去應對媒體，還算是有點天真可愛之處。但是，誰信呢？

　　所謂當年的“最具轟動效應的學界新聞”，其實也就是在兩年前。但時間過得如此之快，讓人感覺已是很久了。

　　附：

我的博士學位風波 選自楊義《京派海派綜論》

　　我只是想說明，自從跨進學術的門檻，就一直想遵循着學術的內在邏輯，鍥而不捨地潛心研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儘量做到心無旁騖，以補救自己資質上的不足，爭取做一點於心無愧的學問。其間，我也並非不想攻讀博士學位，以便在名師指點下提高自己的學術資質。但是，一則由於我碩士研究生畢業之時，國家的博士學位制度尚未健全；二則由於我到研究所之後，即開始了個人獨力撰史的項目，按照學術運作的內在邏輯欲罷不能，不能中斷一個有益於學科建設的研究計劃，更不能讓出版社接受我的第一卷書之後，第二卷、第三卷長期擱淺；三則由於我是個俗人，還想在研究所里老老實實地當個研究人員，以便按部就班地進入住房分配系列，免得由於我的潛心研究給家庭帶來過多的拖累。如此歲月磋跎，雖然早些時候，也有些老先生希望我報考他們的博士生，但隨着年歲漸大，博士學位也離我愈來愈遠。這我也不介意，作為一個從邊遠的海灘上走出來的農家子弟，命運的關照已經不薄了。

　　不曾料我在1987年寫完《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之後，應邀寫成一本《京派與海派比較研究》的小冊子，出版社本來答應3個月出書，若能那樣，是多少可以得風氣之先吧。但一拖竟然7年，直到我要去台灣“中央研究院”講演同類題目的時候，才獲得出版的光榮，不給稿費，只給300本書。書很小，我每次出差都帶幾本送給朋友，因為這是在書店裡很難買到的。它似乎還可讀，還沒有成為明日黃花，甚至還能聽到一些同輩的或長輩的、海內的或海外的同行的誇獎。最讓我出乎意料而又最上心的，是一次在外地開會，我贈書給武漢大學的資深教授陸耀東先生，他當晚就把書看了，第二天就對我說：“你這本京派與海派的小冊子寫得好，學術含量和文化含量比我們一些博士論文還要高。”我從這些話中，感受到一位長輩學者對一個後學的厚愛和欣賞。我當時是開玩笑，後來是很認真地向他提出，能否用此書向武漢大學文學院申請論文博士學位。他答應回去與領導商量，並且說資格考核和審查是非常嚴格的。正如前面所說，我之做學問，向來是抱着當學生的態度的，並不認為自己當了“博導”，還當了什麼所長，就學問到頭了。我總覺得，能夠在學術達到一定的高度以後，還發現許多人可以拜為老師，這意味着他的學術青春還在，他的學術還存在着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我不妨借這次申請學位，向自己的學術生命力挑戰，看看它是否青春猶在，是否還有活力。於是我恭恭敬敬地接受陸先生的指點和教誨，認認真真地接受武漢大學對我各項資格的考核和審查，反反覆覆地按照博士論文的標準修改和擴充原來的文稿，然後抱着端端正正的求學態度，聽取答辯委員會的指教和質疑。應該說，通過這次申請博士學位，我不僅增長了學問，也體驗到做學問之道，實在是人生難得一遇的值得珍視的經歷。

　　我也知道，此事有些越出常軌，可能會產生某些新聞效應。因此我一再請求知情者保守秘密，尤其是它正在進行中的時候。我相信我還有追求學問上進的權利，但我希望對此事作“冷處理”，就像我長期默默地坐冷板凳那樣。怎麼也想不到，在我通過答辯後的第3個月，有位朋友告訴我，《中華讀書報》以頭條和幾乎整版的篇幅披露我將獲博士學位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