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文字轉載自 Triangle 討論區 】
【 原文由 candidman 所發表 】

中國嚴肅學術的悲劇

我在北大學習過，在我們的印象里，王教授是少數幾個才思敏捷、知識淵博、嚴肅認真的學
者之一，我不相信種種對他惡意攻擊的言論。
1995年王教授剛剛從人類學的故鄉——英國學成歸來，懷着一顆幾乎是我們媒體每天用來感
化人們的“愛國心”回到了祖國。他不滿足於西方對人的研究方式，立志要從中國的“草根
文化”中找出能夠支撐中國人的精神來。“對人的解釋和理解應該有中國的一席之地”，他
說，“這就是中國現代化的本土資源。”
然而我們知道，今天的中國學術是何等之貧乏，而更有甚者的是，在“以研究他人來反思本
文化”的人類學領域又幾乎是處於空白狀態。儘管老一輩學者諸如費孝通、林耀華也曾經學
習過人類學，但後來基本離開了人類學，走向了經世濟用社會學和民族學（在中國當一個純
粹的學者是很難的）。在這樣的中國，王教授所唯一能做的就是傳播這種知識，讓人們接受
人類學這一獨特的視角。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傳播這門知識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王教授幾
乎做到了這一點，哲學系的一位教授說，王教授於中國現代人類學的貢獻可比於劉小楓對中
國西方神學理論的貢獻。劉讓中國知道西方不僅有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有支撐它的神學傳
統，而王讓中國知道了解世界不僅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且還可以用來反思自己
。而且我在這裡更願意強調的是，王幾乎是孤軍奮戰地履行這一使命的。在這幾年中，他所
費地心力大概是沒有人能夠了解的。
在中國向來如此，這種文化對優秀人才的壓力幾乎讓人無法想象的。人文社會科學者在中國
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學術來源思想，思想來源於實踐和思考。中國的學術從一開始就處於
兩個夾縫之間，一邊是政治上的禁區（或者說是意識形態的），一邊是學術圈內的利益所構
成的力。自然，想得到學位和職位絕對不能碰第一個（如李慎之、劉軍寧等），同樣想在學
術圈內混就不能碰第二個。王的悲劇就在於此。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王選擇逃避政治的方式，然而當他力圖進入學術領域的時候，他又發
現他錯了。學術界並不是“世外桃源”，學術霸權和學術壟斷幾乎不可能讓優秀的新來者進
入，某些學科領域幾乎成了某幾個人的“後花園”。沒有師承關係想進入主流的學術領域基
本上是不可能的。前幾年，教育部和《讀書》等單位的學術英豪評選鬧劇就透視了這一點，
上榜的幾乎都是90歲以上完全沒有學術創作可能的老人。當然我並不是說他們成績不夠學術
英豪的資格，而是這種現象折射出其中的派系來——每一老先生後邊跟着無數的小輩們，而
這些小輩們不管水平如何都要在一些院校和科研機構中占據位置。可是年輕氣盛的王教授似
乎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一心想通過自己個人的力量“來為中國文化增加重要的一元”。於
是悲劇就發生了。
王教授只有通過著書立說來完成他的使命，在這幾年間，王教授出版了《社會人類學與中國
研究》等多部評述性的著作，《三村五論》、《逝去的繁榮》等在“田野” 思考學術理論的
著作。同時還翻譯或者組織翻譯了大量的國外人類學著作如《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
文化的解釋》、《劇場國家》、《地方性知識》、等二十多部。誠然近代中國人了解西方文
化是從翻譯作品開始，從早年的嚴復、梁啓超直至現在的季羨林等莫過如此。對於這些人，
他們傳播了西方的學術，擴大了中國的理論空間，為中國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視野，是值得我
們敬佩的。在人類學領域，王教授不但傳播了西方現代人類學理論，而且還自成一家，力圖
發展出他的歷史人類學路徑，他繼承了中國史學傳統，力圖以史學資料來避免西方人類學對
異文化的誤解，同時又以社會人類學特有的關懷來理解中國歷史，為中國歷史找到歷史中的
普通人。這一富有開創性的路徑被遠在大西洋兩岸（美國和歐洲大陸）的學者高度讚揚，說
實在話，他在西方學術界領域的名氣要遠遠大於中國。但是，在大眾的視野里，王教授絕對
是一個極為普通的教師，就像朱光潛，走在未名湖畔沒有幾個人能夠認出來。
然而就是一個普通人的普通追求而會妨害某些人的利益。見到有人做事情，一些人不樂意。
霸權不樂意，“哪裡來的猴子，敢在我這裡撒野”；阿Q們不願意，“不能說有光”。終於出
手，動用文革的下三濫辦法，組織黑材料，混擾視聽，惡意攻擊。本來善意的批評是有利於
學術的，但是這些人不願意這樣。自從有了網絡之後，這些人就找到了更加惡毒的武器。以
“莫須有”的罪名，李代桃僵，恣意玷污對方的名聲，通過巫術變戲法讓不明真相的人們莫
名的興奮，煽動他們來攻擊北大，給當局的施加壓力，迫使當局採取措施，致對方於死地，
以達到他們卑鄙的目的。
王教授是不容懷疑的，他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同樣《想象的異邦——社會人類學散論》是一
本很優秀的教材似的作品，是人類學入門讀物。是王教授把西方現代人類學系統的介紹到了
中國。王教授還是一位優秀的學者，如果你不願意親自讀他的作品的話，美國著名人類學家
薩林斯願意親自翻譯他的著作《逝去的繁榮》（六十餘萬字）應該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技術不斷進步、民智逐漸開發的今天，我希望人們能夠從事實出發，克服流民心態和獵奇
心裡，本着負責的態度，認真謹慎從事，避免誤傷象袁崇煥這樣的“埋頭苦幹”的人。學術
圈的腐敗乃至社會的腐敗已經使人寒心，但願不要借治理腐敗之名使我們更加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