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吳征的假文憑事件炒得沸沸揚揚，但是不管如何，相信事件過去以後，他還是會以一個成功人士的形象出現在各種場合，就像那位玉女歌星，可以在結束了包身合同以後繼續巡迴演出，網上憤激的言論對於他們只當沒有看見。不帶偏見的說，他們具有成功人士共同的優點，儘管我覺得自己還不是很理解。

所以在一次和朋友聊天的時候說道這個問題，她就問我：“你認為這些成功人士與常人不同的地方在哪裡？”我按照通常的回答：“無非智商過人，加上後天努力，也許還需要機遇。”她說：“其實你說得都沒有錯，但是關鍵的還不在這裡，其實他們的智商與勤奮程度與常人無異，但是普通人把這些資源用於如何在規則內獲得最大利益，而他們把主要精力用於研究規則，並且超越它，所以能夠獲得最大利益。吳征和其他學子的區別，不在於他們獲得博士學位的方式，而是他們對於這個頭銜的理解。”

　 她用了一個比喻，一群猴子生活在藩籬內，多數猴子會認為這些藩籬是先天存在的，所以他們總是爭搶籠子裡面更高的位置，但是少數猴子會研究這些藩籬的結構，並且想辦法翻出去，所以他們過得比別的猴子逍遙。比如ph.d的頭銜，別的學子覺得它是藩籬以內最高的樹，於是都努力想爬到頂端，而吳征把它搬過來當成梯子，藉助它翻出了藩籬。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些規則是否看起來合理，而是這些規則存在的理由。我們通常認為規則存在是維繫社會正常運轉的必須，但這不過是宣傳的假象，多數規則是為了少數人獲利而制訂的，超越規則的多半是強者。規則真的是維繫社會存在的支架？否！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的破壞規則中進步，民主打破專制的規則，相對論打破絕對時空觀的規則，少數人以他們的勇氣和智慧超越了既有的規則，但是當新規則的獲利階層產生的時候，他們就把所有的精力用於維它，人類比猴子聰明的地方在於那些翻出藩籬的猴子只顧自己逍遙，不會想到去加固它以避免別的猴子出去，而人類會。這其實是所謂那些道德，法律規範的全部含義。

　　　　回過頭看看我們的歷史，幾乎所有的規則不過都是偽善的遮羞布。八十年代並不遙遠，但是那個時候從北京運一車大白菜到深圳也要判刑，因為規則說這是投機倒把，與此同時，官倒卻在價格雙軌制的掩護下大行其道。那時候有人要離婚，會有很多貌似用心良苦的好人勸解，維護婚姻的口號下，掩飾的不過是大家庭或者單位在外界面前的形象，但是領導卻可以利用工作調動這樣的事情任意玩弄那些想要回城的知青。是誰教會我們懷疑？

　其實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很多，但是現實生活中敢於超越規則的人還是極少數，這裡有兩層障礙，第一個障礙是傳統的陰影，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而且隨着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這種陰影不但沒有淡化，反而越見沉重。其實父母和老師告訴我們的時候，是否真的想過這些規則存在的合理性？還是只因為他們自己的師長也這樣說？他們是否想過自己以為天經地義的規則不過是少數人為維護自己利益而刻意製造的？

　　　 第二個障礙是害怕逾越規則而受到懲罰，懲罰是規則制訂者恐嚇與維繫的工具。所以規則制訂者通常做兩件事情，誇大人們既得的利益，也誇大人們超越規則的風險，無非告訴人們：不要有非分之想。但是很多時候它對於敢於逾越者來說並非表面看起來那麼可怕，這其實是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曾經和一個朋友討論到貪污的問題，他說為什麼這幾年殺了那麼多高官，腐敗現象還是層出不窮？我就用販毒作為比喻，這個比腐敗危險的多，但是每年的增長率卻驚人。如果十個毒販裡面有一個被抓住，想必不會再有人願意幹這種勾當。但是實際的比例肯定低得多。犯罪尚且如此，所以我們日常所謂的患得患失很多時候只是一種心裡陰影已。

　　　 我的一個朋友深信這個道理，所以她經常做一件旁人看來誇張的事情：她資助一些貧困地區孩子上學，但是偶爾會帶他們到就近的城市裡面盡情享樂，然後告訴他們，這個社會的所有規則就是為了維持這種貧困與富裕之間的巨大反差而存在，只要他們敢於藐視與超越這些規則，就可以得到更多。我問過她這樣做的意義何在？她說這些孩子所處環境的巨大苦難和沉重壓力很容易抽乾他們心底的信心和勇氣，單純的物質幫助根本無濟於事。但是這樣的一天經歷卻可能徹底改變他們的一生。她想證明一件事情：人們的智商並沒有多少差別，關鍵是用在什麼地方。

　　這位朋友喜歡看“紅與黑”，“教父”，我們經常覺得一個小女孩應該看看林清玄，余秋雨等人的心靈雞湯，她回答是：規則制訂的目的就是教人遵守，小品文的作用也是迷惑人，無非是越多的人相信，他們獲得越多的稿費，林清玄搞婚外戀，余秋雨當四人幫的筆桿子，既然他們做不到，又何必偽裝成年青人的思想導師？那些諄諄教導的潛台詞是讓多數人在規則內生存，而他們少數人就可以逍遙自在的在規則外生活。這樣的“生活”方式，不要也罷。

　　 這是朋友的一篇命題作文，寫起來有些內容不是很理解，勉強為之。因為她的本意和吳征無關。

可不是嗎？ 從私生活做起：包二蘭， 有人說：自己的不如偷的，偷的不如偷不着的。 最聰明的小孩是私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