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學術界浮躁的學術風氣的泛濫，是與對突然增加的資源的行政化配置和行政化管理聯繫在一起的。

　　近些年來學術界的浮躁之風，已經引起人們的紛紛議論。急功近利、浮誇、“做局”、“炒作”、高指標、大響動、形式主義等等，已經開始讓一些人想起“大躍進”這個字眼。

　　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為陣地，曾經有一次關於“學術規範化”的大討論。那次討論，標誌着中國學術界（準確地說是人文社會科學界）在經歷了80年代滿懷激情地對改革的介入之後，開始做“份內”的事情。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一批80年代的“知識分子”轉變為90年代的“學者”。而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在90年代中期，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規範化已經有了明顯的進展。更重要的是，這時人們似乎看到一種依託於學科和專業化的學術評價機制在形成。

　　觸發這個過程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在90年代初期，相當一批學界中人，放棄了對現實社會的慷慨激昂的評論，開始躲進小樓成一統，做象牙塔式的學問。於是，就在80年代一片混沌的所謂知識分子中，孕生了一批最初的學院派學者。之後，又有從海外歸來的學者和90年代國內培養的一批更年輕的學者的加盟。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們開始致力於構築學界的邊界，形成學界的規範，以扎紮實實地推進知識的進展。當然，無庸諱言，這個學術規範基本是以西方的學界規範為範本的。這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國內能夠提供的資源（主要是研究經費）相當有限，特別是對象牙塔式研究的資助就更少。這樣，許多人就不得不將眼光轉向西方，包括向國外的基金會申請研究經費，或是與國外的同行進行合作研究。這也迫使從事這種研究的學者不得不認同和接受西方已有的學術規範。

　　儘管這種努力經常由於下面的兩個原因而遭詬病：一是片面強調與西方接軌；二是缺少對現實社會的關懷，但其對學術規範化所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正是由於對學術規範化的強調，從90年代初期開始，在學界逐步形成了一種紮實的學風：在一些主要學科的學術共同體中，開始逐步形成一種良性的學術評價機制，在這種機制中，對知識的實質性推進成為最基本的評價標準，而不再強調成果的數量；80年代那種由媒體甚至由外行的掌聲來評價學術的現象逐步消失，同行和專家評價的權威性得以確立；在高等院校的課堂上，教學的內容和方式迅速更新，而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規範化的程度和學術質量明顯提高。

　　學風的轉變，或者說浮躁學風的出現，是在90年代的中後期。 　　最初的跡象是發生在某些學術機構為爭取社會資源而做的“局”中。90年代初，學術機構所擁有的資源極為匱乏。即使是一些重點大學，國家所撥的教育經費，大體也只能滿足正常運轉的50％，其餘的則需要自己去解決。在外面市場經濟紅紅火火、內部資源相當匱乏的情況下，一些學術機構不得不將“做局”作為向體制內或市場爭取資源的手段。當時恰恰有一批海外學子歸來，其中有的已經在國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於是，對這些海外回來的學子進行“包裝”和宣傳，就成為一種流行的做法。當時的一個說法是要打“品牌”。為了能打出品牌，不僅要對已有的成就進行包裝，而且要用人為甚至行政的手段，做大“品牌”。於是，人們就看到了這樣的一種現象，在一些地方，用行政的手段建立“團隊”，將其他一些已經有成就的學者也組織到這種由某個“學術帶頭人”領銜的團隊之中，其成果也就成了某些“典型”率領的團隊的成果。

　　接着，到90年代中後期，另外的一個因素出現了，這就是體制內資源的迅速增加。如前所述，在此之前，教育和科研經費的匱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在9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稅收體制的改革，更多的資源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中。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在明顯增加。特別是到了90年代後期，在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之下，一大批資金被投入到一些重點高等院校。這對於長期處於資源匱乏狀態中的學術界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但問題是，這樣的資源投入，是在學術界內部體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發生的。於是，用行政手段支配和使用這些資源，就不可避免了。而用行政的手段支配和使用突然增加的資源，就影響到了整個學術界風氣的流轉。

　　我們首先能夠看到的是，由於這樣的資源幾乎完全是通過行政渠道的方式劃撥的，向上級主管行政部門爭取這些資源，就成了各個學術機構的第一要事。而要有效地爭取到這些資源，就必須使用上級行政部門能夠聽懂的語言。什麼樣的語言上級領導機關能夠聽懂？就是必須有外行可以理解的“響動”。於是“做局”就成了最好的辦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各種學術“衛星”就不斷地放了出來。一個通行的說法是“造大船”。結果是學校越造越大，在優勢互補的名義之下，許多原來互不相干的學校，湊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個規模超大的大學。在學科的建設上，也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將許多原來各自獨立的機構，拼湊在一起，成了所謂的“大船”。這樣拼湊起來的大船，最適合匯報和檢查，如在這個機構中有多少個博士點、多少博士生導師、多少教授、多少博士以及什麼樣的硬件條件。但對於真正的學術建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因為真正的學術交流和合作，往往是發生在真正的同行之間，而並不在於這些同行在行政編制上是否在一個機構當中。相反，在合併的過程中，必然會造成爭權奪利之風盛行、人際關係惡化、人心浮躁。這樣，爭取資源的行為，就逐漸演變為一場“做局”的競賽。一個機構向上級機構爭取資源要“做局”，機構中的人員向機構爭取資源也要“做局”，“做局”就這樣成了普遍的風氣。

　　同時，資源的增加，提出了相應的管理問題。由於真正的學術評價機制沒有形成，資源也仍然掌握在行政部門的手中，就只能用行政的手段對資源進行管理。於是，得到資源的學術機構中的行政部門就開始紛紛制定各種考核的硬指標。在一些地方，這被稱之為“定量管理”。比如，什麼樣的學術職務一年要發表多少論文、多少專着。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行政管理部門的無奈之舉。因為當擁有了這些資源之後，總要對這些資源進行管理。但問題是，一方面是這些資源都是通過行政的管道下來的，另一方面在學術界中又缺少公正而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對學術活動的行政化甚至是數字化的管理，幾乎就成了必然的選擇。至於數字下面的學術價值如何，是沒有辦法用硬指標來衡量的，於是只能棄之不顧。這樣的管理和考核方式，必然會促成學術泡沫甚至學術垃圾的出現。

　　在這個過程中，紮實的學術研究沒有了地位。去年某媒體一則報道的題目就是《中國科技直面浮躁：國家科技大獎三年無人拿》。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與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學術風氣是直接有關的。紮實的學術研究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出成果。在成果出來之前，會一直處於默默無聞的狀態。由於這樣的研究對於爭取資源起不到什麼作用，因而也就受不到資源配置部門的青睞。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學術風氣的變幻，是與學術資源的配置方式聯繫在一起的。近些年來學術界浮躁的學術風氣的泛濫，是與對突然增加的資源的行政化配置和行政化管理聯繫在一起的。如果不改變學術資源的配置體制和方式，即便有再多的呼籲和譴責，對於扭轉這種浮躁的學風，也是很難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