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介紹：一個老幹部對中國體制改革的思考余 孚

　　1、 二十年來我國體制改革的成就和問題 　　我國二十年來體制改革的經驗說明，當務之急是政治體制改革。有了政治體制改革，還政於民，人民有權監督政府，才有可能抑制特權借改革開放之機膨脹和腐敗，才有可能限制舊制度、舊思想、舊價值觀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干擾，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實規創造良好環境。我國的體制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又陷入困境，這與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沒有配合經濟體制改革是密切相關的。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引進市場經濟，鼓勵人民對市場的積極參與。人民思想有了解放，競爭意識增強，推動了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規模有了擴大，多種經濟有了全面發展，中產階級開始形成，高科技產業從無到有開始建立。人民收入有較大提高,基礎設施有較大改善，外貿和外匯儲備有很大增加，抵禦了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襲擊，並且為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建立了物質基礎。我國國力有所增強，國際地位有所提高，所有這些都是前所沒有的。 然而，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高度集權的政治統治制度所造成的機構臃腫，特權橫行和行政人員的官僚化不能得到糾正，特權借改革開放之機膨脹和腐敗得不到抑制，特權者利用市場開放的機會搶占市場，集中財富，腐敗迅速蔓延，收入差距擴大，少數人金迷紙醉，多數人生活困難。國家財政陷入困境。國營企業的體制改革作為改革的重點，在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就已提出，然而政企不分，企業管理官僚化與腐敗，上下結合侵吞國家財產，缺乏效率，虧損嚴重等問題幾乎都沒有解決。 　　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由於政治思想意識的改革滯後，一切不適於經濟體制改革的舊制度、舊思想、舊價值觀難以退出，繼續發揮作用，阻礙經濟體制改革的健康發展。市場雖然開放，但計劃經濟意識和長官意志決策沒有太多改變，高速度、好大喜功、上大項目、追求政績仍然不變。建設一窩風、一轟而起、重複建設、地區趨同，使本來已經不合理的結構更加不合理。資源掠奪型的高速度導致資源浪費、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土地砂化和荒漠化，旱澇災害成倍增加，人民生存條件和健康條件惡化，持續發展受到嚴重威脅。為了解決國營企業人員的過剩又造成城市幾千萬職工的下崗，難以再就業，農村上億勞動力沒有出路，民怨沸騰，人心渙散，甚至鋌而走險，社會陷入嚴重不安。分配結構的改革變成財政困難的轉移，職工收入雖然增加，但子女教育教費、購房支出、醫療制度的改革、政府壟斷事業價格的帶頭上漲，使人民支出增長的速度超過收入的增加，加上失業的威脅，造成人心恐慌，購買力被迫轉向儲蓄，內需萎縮，市場陷入蕭條。可以預見，如果政治體制改革繼續滯後，我國二十年來體制改革中所積累的這些問題將更加難以解決，我國就難以從所陷入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甚至還有可能越陷越深，矛盾越來越激化，有可能使我國改革的目的難以實現，影響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戰以後不少國家都在進行改革，為國家的現代化開闢道路。日本和韓國是我國的近鄰。他們經過改革，推動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都是在大約二十年內實現的。如果說日本原來的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已有基礎，韓國卻是一個封建落後、沒有工業基礎的國家，同樣在二十年的時間內實現了現代化。因此，我們不能夠滿足甚至誇大已有的成績。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評價二十年來我國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正視而不是掩蓋缺點，找出造成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原因，才能把體制改革推向前進。我們不應當僅僅滿足於與自己過去的落後比較，應當與國際上的先進比較，並且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警策自己，改進缺點，迎頭趕上。

　　2、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的原因分析 　　事實上，我國體制改革的初期，也有使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的願望。十年動亂結束後，黨內和全國人民對極端恐怖的專制統治無不深惡痛絕，盼望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還人民以安全感和做人的權利，政治體制改革在當時已是大勢所趨,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順應形勢，胡耀邦倡導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推動思想的解放。鄧小平在務虛會上發表了實行民主的講話。“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要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以及憲法所規定的權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不改革政治，就不能改革經濟等等，在當時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在一個時期以內產生了一種朝氣蓬勃的思想解放的氣氛，出現了一種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對推動體制改革起了積極的作用。首先是農村體制改革取得成功，農民自動起來取消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到1982年初中央批准農民這一改革舉動時，全國90%以上的農戶都已實現了按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解放農業生產力，為把我國九億農民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創造了條件，為推動全面體制改革打下了基礎。 　　然而，當人民真正起來要求政治民主和懲治腐敗時，形勢出現了逆轉，政治體制改革還沒有真正起步就已經遭到挫折，胡耀邦由於同情學生的民主要求被迫去職。人民因要求民主和懲治腐敗而遭到壓制，終而使體制改革陷入困境。 　　從解放後五十年的歷史來看，我國權力高度集中的程度，現在比毛澤東時代已經減弱，最突出的是從十年動亂結束以後到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今後不搞運動，加上胡耀邦的極力倡導，產生一種思想解放的氣氛，輿論有一定程度的開放，貪污腐化有一定程度的揭露，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有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比較客觀的報道與評論，這就鼓勵了人民對體制改革的希望、關心和參與，對體制改革是有積極的作用的。六四以後，對輿論的控制逐漸加緊，對個人權威的樹立和正面報道的強調都在增加。應當說。毛澤東個人極高的威信所能夠達到的那種高度集權統治不可能再有了。然而，與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比較，權力的集中和思想的控制仍然是增加的。隨着改革的深入，對民主的壓制也是加強的。把人民對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說成是外來的影響和西方思想的滲透，而不是人民自己起來爭取應當享受的權利。強調越是改革，越要對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襲進行抵制，並且把這種侵襲消滅在萌芽狀態。當然，不是說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是好的，不應當對西方的東西盲目照搬，這也是對的。但是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是人類發展的條件，西方三百年來對民主和自由實踐的經驗有很多是可以借鑑的，不能說也是腐朽的。 　　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實際上是我國百年來人民為之不斷爭取的目標。康有為、梁啓超要求在不變更清皇朝統治條件下進行政治改良失敗了，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僅僅推翻了清皇朝的統治，但民主的目的沒有實現。我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曾一度表現為民主與專制的鬥爭，但鬥爭的結果仍然是極權統治制度，並沒有解決實現民主政治的問題，人民為之前赴後繼，奮鬥犧牲的目的沒有實現。體制改革初期，人民對於體制改革懷着很大的希望，以為可以通過從政治體制改革開始，使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實現，為改革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創造條件，實現國家的民主與富強，然而願望沒有實現。 　　從國際範圍來看,我國百年來的民主革命和二十年來的體制改革與全世界進入以民主和自由為主要內容的世界一體化進程在步伐上和時間上是一致的。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半個世紀,民主化的進程在全世界加快了進度。根據亨廷頓的統計, 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42年,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還只有12個, 到1990年已增加到58個。（見亨廷頓著《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戰敗的法西斯國家和一些落後的國家經過革命或改革,相繼進入民主和自由的國家的行列。列寧和斯大林所建立的以極權統治為內容的共產國際,在國際範圍內的較量中,終於在世界民主和自由潮流的衝激下崩潰了, 多數原來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已加入民主國家的行列，只有中國仍然維持其高度集中的極權統治不變。 　　以上事實說明我國的極權統治是牢固的，能夠經歷多次的衝激而不動搖。其所以如此，既有國內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因素。國內的原因主要是我國有延續兩千多年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識的傳統。這樣深厚的文化傳統的積沉是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的，它將以各種方式爭取自己的存在。國外的因素是共產主義極權統治制度及其思想理論的引進。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的一種理想和願望，作為人類的一個奮鬥目標，本來是好的，曾經為無數人們所追求,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列寧和斯大林把共產主義變成一種極權化的制度,形成一種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高度集中的專制統治,這與世界民主潮流是相違背的,但與我國以皇帝為核心的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制度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卻有了相同的基礎。因此，列寧斯大林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的引進就成為包括從思想意識、價值觀、倫理道德觀到基本制度整個上層建築的全面融合，這就使我國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獲得了一種新的面貌，能夠為人民所接受，使我國高度集權的統治制度獲得一種更加牢固的基礎。因此，當我們研究今天的體制改革時，就很自然成為應當討論的重點問題。 　　 　　3、 我國與西方關於人的認識的異同與我國的綱常哲學 　　人類的歷史是人實現自身解放和發展的歷史，從本質上講，不論在西方和我國都是相同的。然而，人是生活在具體的環境中的。環境對人的發展影響很大，當人生存的能力還很低時，這種影響就越大，這又迫使西方和東方走上各自不同的文化發展的道路，造成各自的文化特點，終而產生巨大的文化差別。西方由於其特殊的環境條件，文明的發展雖然也有曲折，但總的來說，是在尋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道路上逐步前進的，因而能夠從文明落後走上文明先進。我國在歷史上對人的發現也有過輝煌的成就，可是從文明的先進變成落後，這個歷史經驗是值得注意的。 　　在西方，直接影響發展的兩大文化源流，蘇末爾文化起源於兩河流域，希臘文化產生於海邊，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無的天然條件，商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人口流動很早就破壞了血緣紐帶所帶來的束縛，個人的努力成為生活的主要動力，個人主義的思想很早得以發展，以個人為基礎的古代希臘民主政治，崇尚個人理智以及平等、自由的概念和羅馬法制概念、議會制度的原始概念形成歐洲最早的傳統。即使中世紀也不是完全黑暗的時代，現代文明的許多因素、自由經濟、自由市民和自由城市、議會制度的萌芽、大學的誕生、經院哲學對人民主權和法制的研究，以權利和義務為基礎的契約關係、自然科學因素的產生等等，都是產生於中世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人認為，文藝復興是中世紀的延伸。正是這種延伸導致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一系列以解放人為中心的運動，產生了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和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天賦人權的思想一旦產生，不但寫進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而且產生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則和亞丹斯密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原則，終於為把全世界推進到民主和自由的現代社會建立起完整的理論和實際可行的框架，使現代文明的到來水到渠成。 　　我國的文明產生於大陸內地，以農耕為主，農耕民族把人聚集在以血緣為紐帶、以家族為基礎的氏族社會的集體之中，以集體的力量抵禦自然災害。我國歷史上就有禹召集萬國集會於塗山，商討集體治水的傳統。“哀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豐年”中的“×”都是集體開荒和集體耕種的意思（見張光直著毛小雨譯《商代文明》第四章《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這說明商代的農業是舉族集體耕作的。這種集體生產的制度一方面產生利害與共，疾病相扶持的互助互利互相關懷的集體主義和原始的平等思想與文化，形成我國最早建立在個人與集體相結合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觀，另一方面卻產生以王為中心的極端集權專制統治的傳統。原因是以王為中心的血緣氏族的牢固存在必然會產生以血緣親疏為等級的貴族等級制。還由於在氏族中，王取得領導祭祀、組織生產和分配、領導軍事的權力，把所有大權集中於一身，成為我國權力極端集中的專制統治制度最原始的基礎；從而又破壞了原始的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互助互利的集體關係。這種權力極端集中的專制統治制度到秦統一六國以後已經完成。 　　秦始皇繼承商鞅的學說，“昔之能制天下者, 必先制其民也, 能勝強敵者, 必先勝其民也。故勝民之本在於制民，若冶於舍、陶於土也。”（《商君書·畫策》）為此,設酷刑重賞，實行“弱民”、“強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從於皇帝的絕對統治,形成一個權力絕對集中於皇帝的極端集權和極端專制的制度，把人民當成實現皇帝個人意志的工具，其對人民的殘酷壓制使人不寒而慄。為了實現這種絕對統治，建立起一套從郡、縣、鄉、亭、里到編民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統和戶籍制度。“四海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箸，死者削。”遷移必辦”“更籍”、“以分田裡、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可以說,我國極權統治的政治和行政組織制度到秦已達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不但兩千多年來各個朝代的專制統治制度及其行政管理系統不過依秦制有所增損，即使解放後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也仍然是這個傳統的繼續。 　　單純依靠壓制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還必須找到一種價值體系，使人民自願接受，而這種價值體系是在秦以後一千多年的長時間裡逐步完成的。 　　我國體現極權統治的價值和倫理道德的基礎理論框架是以君為中心的“三綱”。然而在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說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 子要像子, 互相都有責任和義務。孔子和孟子對這種君臣關係都有說明。孔子說：“以道為君, 不可則止(《倫語·先進》)。”孟子更激進,主張“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這就是說, 皇帝也可以罷免,這不就是民主思想了嗎?但從西漢開始，君臣思想就根本改變了。董仲舒提出天命說：“君權天予”。(《春秋繁露·主完神》)“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同上》）然而真正對三綱賦予客觀真理的哲學形式的則是南宋的朱熹。 　　朱熹首先構造了一個宇宙本體論的哲學體系。以“理”為核心，理是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所產生的總根源。在沒有自然和人類以前，“理”就已經存在。“理無形跡”（《朱子語錄》第一百卷），然而都是客觀實在。“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朱子文集·讀大札》)可見無論天地等自然現象,還是"三綱"、"五常"等社會現象,都是“理”所化生。於是,“三綱”、“五常”等社會現象就成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有的“實理”、或“天理”，永遠不變的真理。 　　“三綱”既是一種客觀必然性，也就成為包容所有人在內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觀的構架, 人們精神的支柱。“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朱熹文集》卷13《垂拱奏批》)從而使“五常”成為與“三綱”相應的倫理道德體系。於是人的價值就在於實踐“三綱”、維護“三綱”。“三綱”、“五常”就成為人的最高價值標準,也是倫理道德的最高標準,稍有違背,就是悖逆“天理”,為社會所不容。 　　為了把人訓練成絕對沒有個人慾望,沒有個人要求和利益、甘願為“三綱”獻身，甚至把為“三綱”獻身作為自己的最高精神境界，朱熹還提出“明天理、滅人慾”的主張。人為了維持生命，需要吃飯，朱熹並不反對，而且認為這也是“天理”，但超過維持生命最低需要就成為“人慾”，就必需消滅。因為追求美好的生活，就會使人不能滿足現狀，就會產生非“分”之想，這就會違反綱常倫理，因此，“人慾”是一種罪惡，必須消滅。人只有達到絕對沒有“人慾”的境界，放棄除了維持生命的最低物質需求以外的一切物質欲望，才能沒有私心。才能真正實踐“三綱”，做“三綱”的衛士，保持名節。因此，朱熹又把“滅人慾”與安分守己聯繫在一起,“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有私。”（《朱熹語錄》卷95）因此,“天理”和“人慾”是絕對對立的,“人之一生,‘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 則‘天理’滅”。（《朱熹語錄》卷13）於是朱熹要求“革盡人慾”、“復盡天理。”（同前）然而,不要以為所有的人都要“滅人慾”，對於一般人來說：" "或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或好便安"都是“人慾”,必須革除,至於皇帝,“鐘鼓苑囿遊樂之樂,與乎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無者。”（見朱熹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下》）而這就叫“同行異情”,同樣的行為,由於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適合於社會經濟基礎的理論一旦產生。必然要反過來加強其基礎。還在理學形成的過程中，理學前期的創始人張載已經認識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對於鞏固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宗法宗子。”（《經學理×·宗法篇》）從此以後,理學家莫不提倡。經過明清兩代的倡導,一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起來修族譜、建宗祠、立族產、建立族規族法，對人民進行嚴密的宗法統治。一個已經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於是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從小農經濟到宗法家族制度到綱常倫理,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阻礙我國歷史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