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力資本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代表當代經濟學界最新潮流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貝克爾教授(Gary Becker)和盧卡斯教授(Robert Lucas)關於教育與科技人才問題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民族未來前途取決於兩大因素：“人才資本”和“物質資本”的“高水平均衡”。而最終的民族未來和國家前途則取決於這個國家“人才資本”的積累。只有對人才資源的長期、大量投資才能使技術進步“內生化”，將經濟運行被動模仿的低效率的“外部效應”，轉化為主動高效的“內部效應”。同時，他們推翻了傳統經濟學界認為經濟發展基本動力的兩大理論：一種認為源於“投資型”，一種源於“消費型”，“消費--投資”的最優決策構成“均衡增長模式 (Intertemporal general equilibrium) ”，而認為經濟成長的根本性動力是“科技進步 (science andtechnology)”。

　　關於這一點，胡錦濤同志在九四年底也說過：“二十一世紀國家間的競爭，實質上是國民素質的競爭。”然而，我國的國民教育現狀卻呈積重難返的發展趨勢。

　　二、觸目驚心的教育現狀

　　一九七八年，歷經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教育界已百漏千瘡，沒有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五分之四。而實行農田“包產到戶”後，農村學齡兒童升學率更進一步降低30%(教育部統計資料) ，大量的孩子綴學幫耕。

　　八五年城市改革開始後，農民收入直線下降，城市居民收入是農民的三至十倍。農村教育經費捉襟見肘，而“義務教育”的學費，相對於農民收入十分昂貴。

　　根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92年度我國的教育經費只占政府預算的2.5%，這一比例到93年、94年更下降到2%以下，在世界151個國家中，名列第149位。全國仍有四分之一的縣沒有普及小學教育，貧困地區、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的小學升學率只有30%，中學升學率只有10%。全國平均中學升學率只有44%，也就是說，全國有56%的孩子沒有讀到中學。

　　由於長期實行的“大學免費，畢業分配”的大學制度，使全國大學升學率不到2%，九二年的統計為1.4%。即使完成國家“教育發展綱要”的計劃：每年增加一萬名大學生，仍大大低於世界大學生占人口的平均數：16%，更無法與高收入國家大學生占總人口的42%，相提並論。

　　日本比較教育學者南亮進認為：我國的初級教育相當於日本1905-1910年的水平，落後85年；中等教育相當於日本1915~1920年的水平，落後75年；高等教育相當於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後70年；教育經費相當於日本1925年的水平，落後65年！

　　三、慘不忍睹的人才浪費、流失

　　一方面人才奇缺，一方面卻又存在着大量的人才浪費。近年來，雖然人事關係、戶口等一系列複雜手續有所簡化，“人才交流會”也促進了人才的流動，但仍未完全形成正規制度化、自由市場化。大學尤其是名校畢業生的忙於出國----據國家教委特別成立的“海外留學人員研究課題組”調查的資料顯示：近年來各種出國留學生共計22萬多人，其中僅美國就累積共達十多萬人，至今回國的只有七萬二千人，其中還包括許多拿外國“綠卡”者。這些留學生中公費的占50%，單位出資的占40%，自費和其他的占10%。出國前已是高級技術人才的占44.1%，已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的占51.2%。目前，被這些發達國家掠奪的人才，留在海外學者已婚的達74.1%，加上從國內帶配偶到海外定居的已達83.1%，另外， 還有6.9%的正在辦理觀光、探親等前期移民---也就是說，這些人才再也不打算回來了。

　　這些一去不復返地流失的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和希望！

　　四、民族災難：國民素質劣質化

　　90年，我國失學兒童有七百多萬，之後逐年累加。現在我國兒童中，五至十四歲“不在校學生”竟達3000萬之巨！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大陸成人文盲率達15.9%，累計十四億中，竟有文盲、半文盲2.5億人。另外，總人口中一年不看一次報紙的“識字文盲”高達五億以上，絕大多數是信息閉塞的農民。

　　農村的現實是：蒙昧製造了貧困，貧困又繼續着蒙昧，形成一種每況愈下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直接後果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國民素質問題，文化劣質化問題和民族危機問題。

　　教育災難的直接後果不僅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更使整體社會文化劣質演變。在絕對貧困人口進一步激增的同時，那些投機爆發、有錢的高官、大款，又出現了花幾百萬排場的豪門宴席、大辦婚喪嫁取的“野蠻消費”，這是畸形攀比的社區文化演繹的直接後果。

　　五、惡性循環的教育體制

　　在農村，培養下一代的人民教師，許多不是經過專業培訓，而是從農民中挑選的“民辦教師”，他們的薪金是由各地幹部制定，從農民集資來的，得不到基本保障。92年全國共拖欠教師工資已愈十四億。另外，民辦教師與農民一樣，沒有社會福利和保障。這些因素，致使教師素質低下。

　　據國家教委92年統計，僅陝西省“民辦教師”就有八萬四千人，包括城市在內， 占中小學教師總數的31.7%。在湖南桑植縣二千四百名小學教師中，合格者僅一千三百人。然而獲得過正規師範學校培訓的教師，則紛紛“下海”“跳槽”。

　　因亂收費問題，在農村能讀到高中的孩子為數極少。而最近推行的教育產業化，在大學生交費就讀的同時，卻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獎學金、助學金和學生貸款制度，使貧困的農民子弟上大學更是雪上加霜。

　　六、科技人才斷層的嚴重後果

　　在我國工業職工中，據1987年統計有大中專以上學歷者僅占2.03%，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46年，整體水平相當於初中畢業。平均工齡很短，僅十三年。高級技工占2%，中級技工占24%，初級技工占74%，而同期日本的高級技工則占32%，中級技工占43%，初級技工只占25%。在高、中、低級技術職稱比例方面，大陸是1:7.4:20.3，而世界平均為1:3:6，發達國家為2:4:5。

　　在日本、美國，企業職工“在職教育”早已是經常化的制度，而在我國，卻被高達30%的“在職失業”取代。這種差不多高達3000萬人的變相失業大軍，即是機構臃腫的國家行政機關、企、事業團體“超編人員”，大量的公務員一方面無事可做，也沒有再就業培訓，一方面坐領工資。這種人浮於事的狀況，雖反覆下達“精減機構”的文件，卻難見收效。

　　科技人才缺乏導致的直接後果，使經濟發展被動、乏力，產品質量、等級差，更新換代難、慢，科技產生斷層，無法產生高科技、高附加值智慧型產品，適應參與現代經濟發展趨勢。產業升級大面積被動地依賴外國----這就涉及到智慧財產權問題。更嚴重的是這種被動模仿在整體社會中製造的普遍的假、冒、偽、劣現象，和這種慣性環境下形成的對技術、科研的輕視。

　　七、必須進行實質性教育革命

　　對於教育一再惡化的境況，我國政府有着清醒的認識。92至94年接連三次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然而問題在會議之卻未能得到解決----由於體制存在的弊病和僵化，最重要的“國家沒錢”，使得政令不通，教育的問題越積越深。累積至今，單靠將教育經費提高至世界平均水平的4%是不夠的。

　　首先，問題的根源在整個體制，因而要治根治本，必須對現行教育體制進行改革，使教育發展按照法律規定，獨立運作，接受家長和社會輿論的直接監督。

　　第二、制定嚴密的教育立法。設立嚴格、效率的執法機構，規定每位兒童都須接受至少九年教育的法律責任和法律義務。對違法綴學者責任者，分別追究學童、父母、學校等的方面法律責任，直接由監察部門予以公訴，依法對其管教、監禁、罰款。

　　第三、切實貫徹《義務教育法》。公立學校的一切費用由政府教育機構提供，絕對禁止任何人和單位向受教育者收取任何費用，包括以往的書本費、學雜費、校服費等。否則受教育者有權依法控告任何收費者。

　　第四、 全面提升教育經費。立法規定教育經費在GNP中長遠發展所占比重，至少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並保證專款專用。採用世界各國行之有效的最新教育經驗，增加教育內容，購置教育設備，促進教育的持續發展。

　　第五、加強教師培訓，提高教育質量。規定從業教師必須持有相應師範專業教育資格證書，對現業的未經培訓的教師，逐步全面強化培訓，仍不合格者予以辭退。

　　第六、提高教師地位。實行全民教師一律平等，公平合理地給予各種待遇、福利、職稱和調升。使教師的工資和社會地位保持在中高等以上的水平。

　　第七、推行社會化大教育。開放社會辦學、鼓勵私人辦學，並由國家予以必要的補貼。推行各種學習形式的成人教育：電視學校；函授、業餘學校；夜間學校等。推行職前培訓、在職教育、短期進修、強化訓練、代培委培等多樣化教育形式。

　　總之，面對今日已積眾難返的國民教育，必須採取徹底果斷、雷厲風行非常措施，實施全面的“教育傾斜投資”，進行一場實質性的催枯拉朽般的教育革命。否則，別說教育繼續惡化，就我們的國家、民族，面臨的也必將是一場後患無窮的災難。

　　讓每一位有良知的國人一起大聲疾呼：救救我們的民族！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