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一篇好文－余孚：一個老幹部對中國體制的思考（續完）

4、 馬克思關於人的學說 　　馬克思在他一生的學術研究中觀點是不斷發展的。早期、中期和後期有明顯的不同。從本質上講，馬克思的學說是對人的關注。馬克思早期的研究重點在於人的自由、發展和人道主義，他的關於人的學說與西方的傳統有繼承的淵源關係，也可以說是西方關於人的學說的繼承與發展。德國哲學繼承了啟蒙運動關於人的自由的學說的傳統，馬克思則繼承了德國哲學的傳統。黑格爾說“人的本質是自由”，馬克思也確認“自由確實是人所固有的東西”，並且對人的自由和發展的關係進行了精闢的論述，認為人的目的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這隻有“人在自由中才有可能。”“人的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這裡所說的還給人自己的“人的世界”是人能夠在其中自由行動的世界，而還給人自己的“人的關係”則是人自由聯合的關係。人的本質是自由而在歷史中卻陷入不自由，這正是馬克思歷關注的焦點。 　　正是由於這個原故，馬克思以極大的熱情來研究人的本質和為什麼人被異化以及如何消除異化的問題。馬克思以對人的極大關懷研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資本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得出勞動和人被異化的結論，指出在這種剝削中，勞動成為別人“在內體上折磨自己、在精神上摧殘自己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失去了通過自由發揮自己的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來實現自己發展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生產得越多，自己能夠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貧困，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大，工人所親手創造出來的反對自己異化的力量也就越是強大，人越是成為實現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沒有自己的目的(以上所引都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這與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馬克思認為，消除勞動的異化以達到消除人的異化，還人以自由。使人能夠在自由中發展自己。這就是回歸人的本質。 　　馬克思認為這種人的本質的回歸就是回歸人本來的"自然狀態"，也就是回歸“人的自然”，這種人的回歸就是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人道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實現。所以馬克思說，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經濟哲學手按》)。”這與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人的自由聯合以及在這種自由聯合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觀點是一致的。 　　然而在如何消滅勞動和人的異化，馬克思陷入混亂。馬克思在其早期研究中曾認為，要解放勞動必須依靠生產力的發展。“現代工業的無窮無盡的生產力”才是“解放勞動的第-條件”。（《馬恩全集》第一卷第134頁）只有在生產高度發展的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同樣合乎人應有的發展才有可能。”（同上第16卷第271頁）馬克思還說過，共產主義只有在最發達的社會才能實現，不主張過早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所有這些思想今天看來都是正確的。然而，馬克思卻又把勞動的異化歸因於私有財產，因而消滅私有制就成為消滅勞動異化的手段。“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從而認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揚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頁） 　　馬克思把私有財產說成是異化的原因，因而把消滅私有財產作為消除異化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造成了理論上的最大混亂。自從馬克思提出異化的理論到現在，一百五十年已經過去了。事實證明，在生產力還很低的時候，對私有財產積累的欲望曾經激起無止境的貪慾和殘酷剝削，然而私有制度並不是這種殘酷剝削的根本原因，生產力水平的低下才是殘酷剝削的真正原因。消除剝削和異化只能依靠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自己也說過了。因為越是生產力水平低，資本家才越是依靠非人的剝削來榨取剩餘勞動，勞動的異化就越嚴重。生產力發展起來以後，人們就不再依靠增加勞動時間和加大勞動強度來榨取利潤，而是越來越多地依靠人的知識和人的創造能力的發揮來實現生產的發展，創造利潤，創造財富，而這只能在人的個性的解放和自由的條件下才能它現。因此，消滅異化不是靠消滅私有財產所能辦到的。事實還證明，對私有財產用暴力剝奪，以此來實現共產主義，只能造成暴力的統治和占有，把人當成暴力奴役的對象，使人更加失去自由，其結果只能造成生產力的破壞和新的私有制的產生,人的更加嚴重的異化。 　　馬克思把私有財產看成勞動異化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根源,因而出現了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同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承認“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接着卻說；“幾十年來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的歷史。”果真如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了,而資產階級的統治到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時還不到一百年,顯然是難以解釋的。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關係的分折的錯誤還反映在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的分析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關係是一個階級消滅一個階級的關係，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正是馬克思這種失誤，導致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產生。在巴黎公社起義之初，馬克思是不贊成的。在起義失敗後，對於公社社員可歌可泣的英勇奮鬥的犧牲精神是應該讚揚的。然而，在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力量的對比，巴黎公社起義的失敗是難以避免的。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卻不是冷靜地分析當時敵我力量的對比關係，找出真正失敗的原因，以此來制定今後無產階織革命的戰略，而是把失敗的經驗歸之於對資產階級的壓制不夠，從而得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並且把這種戰時的經驗上升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原則，為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種下嚴重的後果。 　　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晚年也已發現他們在前-時期所做的那些理論上的總結是不正確的。馬克思不止一次地說過，中產階級已經成長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談到階級關係時，馬克思認為，在英國，“中間的過渡階級模糊了階級界線。”在《剩餘價值論》中，馬克思說：“里加圖忘記的是中等階級人數不斷增加，……日益占有重要地位。”在談到馬爾薩斯時，馬克思說：“他的最大希望，……是中等階級增大而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減少（即使絕對數量是增加的）。事實上，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恩格斯在晚年也已發現原始積累時期那種殘酷剝削的階級對立的敵對關係已經發生變化。在他去世前三年為他在四十二年前所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德文第二版所寫的《序》中指出：四十二年前"所描述的情況（指非人的殘酷剝削），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已成過去。“大工業看起來也有了某些道德準則。”反映在政治上，對民主選舉制馬克思與恩格斯也從反對變成贊成參加。在1871年寫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把民主普選制說成是“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壓迫人民。”到1880年，馬克思在寫德國工人黨綱領的理論部分導言中，就把普選權看成“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成解放的工具。”恩格斯在《1893年五一節致德國工人》中說：“工人群眾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首先是在於組織成獨立的政黨的工人階級爭得政治權力，爭得議會。”在1894年《致奧地利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中說：“在奧地利，問題是要爭得普選權。”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估計，如果天假以時日，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許有可能對他們過去所做的那些論斷做出修正的。事實上，這些修正在恩格斯逝世後不久就有人替他們做了，這就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晚輩．曾與恩格斯共過事。伯恩斯坦根據當時德國工業發展所引起的經濟、社會和階級關係的一系列變化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一系列修正。伯恩斯坦從當時卡特爾、托拉斯和壟斷資本的增長與相繼而來的生產社會化、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等現象出發，得出結論，資本主義正在獲得自我調節的能力；社會不是走向兩極分化而是中產階級的規模越來越大。因此，資本主義必將走上一條“任何階級都不能享有同整體對立的政治特權"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它將“使工人從一個無產者的社會地位上升為一個市民的地位。”而且還認為“社會主義不僅在時間上，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義的繼承人。”自由主義“在事實上表現出一個更加深遠得多的普遍原則。這一原則的完成將是社會主義。”等等。從今天看來，伯恩斯坦所做的許多修正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馬克思那些論斷中失誤的方面，不但被列寧所接受而且被列寧加以極端化。把馬克思的學說改變成適合於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為他在沙皇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個血腥壓制和領袖專政的極權主義的黨和國家做理論上的辯護。他把資本主義說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帝國主義，極端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把國家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用來鎮壓某一階級的暴力組織。”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世界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上爆發等等，為他在農民占絕對多數、工業還處於原始積累時期、工人還是來自農村不久以前才穿上工人工作服的農民沙皇俄國進行一場不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作辯護。 　　由於馬克思理論本身所存在的這些問題，使得馬克思主義很快分成兩派，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東方的極權共產主義。西方社全民主政黨繼承馬克思關於人道主義的傳統，從關心人的自由、平等、公平出發，要求保障工人的權利，保障就業、推行工人參加企業的管理和決策，推行普遍的社會保險和福利政策等等。他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將是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理想作為自己要努力實現的目的。而列寧、斯大林的極權共產主義則很自然地成為東方許多落後國家進行農民革命的理論工具，阻礙了這些國家向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並且把伯恩斯坦和西方的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斥之為修正主義。本來修正一詞沒有任何褒眨的含義，自從列寧把它用之於貶義以後，修正主義就成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 　　五、兩種極權思想的融合 　　如果說，在列寧、斯大林的極權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以前，阻礙我國歷史前進的是我國的綱常倫理價值觀，那麼，從列寧、斯大林的極權共產主義傳人中國以後，阻礙我國歷史前進的則是兩者的溶合。 　　我國歷史的絕對落後於世界歷史進程是從明代開始的，而這正是綱常哲學在中國取得絕對統治地位的時期。我國明代歷史開始於1364年，亡於1644年，這個時期正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時期，歐洲的文藝復興推動了世俗文化的興起和個人主義的發展，重視個人的理想和個人才能的發揮，為人的解放和歐洲的近代化的到來開拓了前景。我國明代國際和國內貿易的發展雖然不及歐洲，但仍然使明代成為開始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但這種萌芽枯萎了，對我國的進步沒有產生任何影響。不但如此，我國歷史上政府機構絕對官僚化和徹底腐敗也以明為最。 　　從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到二十世紀初是清代統治的時期，這個時期是歐洲啟蒙運動的開始，到美國獨立和歐洲一些國家民主革命的完成以及工業革命完成的時期，是西方從近代走向現代化的時期。而這個時期正是綱常倫理和宗法家族文化牢固統治中國人民頭腦的時代。歷史在中國完全凝固了。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皇朝的統治，但封建專制制度的社會經濟基礎沒有絲毫改變，從小農經濟到宗法家族統治到綱常倫理價值觀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系列全部沒有觸動，我國的資產階級還很微弱，還沒有使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力量，迎來的只能是軍閥割據和混戰，重複我國歷史上傳統農民革命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改朝換代的歷史局面。孫中山的民主革命遇到很大的困難，勢單力薄，一籌莫展，不能不藉助於國共合作來改變局面。主張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雖然從政治運動開始，卻不能不以文化運動告終，在我國文化革新方面取得了成就，在政治上的影響是微弱的。蔣介石雖然割據蘇滬浙一帶資本主義發達最早的地區，也沒有可能利用當時資產階級的力量，繼承孫中山的遺志，繼續推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是榨取江浙資本家的財富為他自己統一全國，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提供財源，不但脫離了資產階級，而且脫離了知識分子和農民，而所依靠的反而是中國的地主階級，這就預示着蔣介石的失敗。 　　當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束手無策時，列寧、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已經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接受列寧、斯大林的理論，緊緊依靠當時占全國人口90%的農民，以馬列主義為號召，適時提出民主和團結抗戰的口號，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吸引具有愛國民主思想和嚮往社會理想的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建成一支強大的力量，不但堅持抗戰，而且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後戰敗蔣介石，第一次結束了長期的戰亂，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並且迅速恢復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在第一個五年內建成了以156個重大建設項目為內容的工業化初步基礎，使中國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實現我國現代化的曙光，成績十分巨大，得到全國人民的愛戴。然而我國兩千多年封建專制文化傳統仍然緊緊地掌握着我國的農民革命，加上小農生產者的幻想，使中國重新陷入苦難，不但我國的經濟建設遭到破壞，一個一個的運動接連不斷，使秦始皇“弱民”、“強政”的殘暴統治得以再現。特別嚴重的是陷我國於長期落後和愚昧的綱常倫理得以共產主義的名義復活，重新統治着中國人民的頭腦，對於阻礙歷史的進步影響更加難以估計。 　　綱常哲學把皇帝的個人專制說成是“天理”，“君為臣綱”是“天理之自然”，“心之本然”。順從皇帝的意志就是順從“天理”，對皇帝的不忠就是最大的“逆天悖理”，就要為世所不容。皇帝享有的權力是無限的。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就是體現了“天理之自然”，也就是符合“天理”，皇帝永遠聖明，即使愚昧殘暴，或者荒淫無恥，失去人性，也仍然聖明，不能違背。因此理學家特別強調節義。“為君盡忠，為父盡孝，為夫盡節。”這是綱常倫理的最高標準，是每個人修身的最高境界。 　　極權共產主義則把領袖說成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必然要產生的一種客觀規律。“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稱之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主持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就是說，領袖、政黨、階級、群眾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的這種關係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必然要出現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而無產階級專政只能通過共產黨的專政來實現。共產黨的專政只能由黨的領袖集團，最後由領袖個人的專政來實現。於是領袖就成為階級專政和黨的專政的代表，領袖的專政就體現了階級和黨的專政。群眾處在專政的底層，領袖則處在專政的頂點，成為專政的絕對權力的化身,於是維護領袖的絕對權威就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所在，黨的利益所在，每個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所有這一切都是革命的“本然”。實際上黨的領袖從來就不是真正選出來的。列寧雖然加以粉飾，說成是被選舉出來的，但他馬上又承認，在革命急劇發展的時候領袖不可能都由選舉產生，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領袖根本就不是真正選舉出來的，而是由前一代領袖挑選出來或者利用權術，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得出來的，從而強加在黨的頭上，並且通過黨的專政強加在人民頭上。領袖一旦挑選出來，就成為合法的繼承人，立即獲得超出一般人的絕對權力，這與封建皇朝的世襲制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 　　思想統一是歷來封建專制統治的一件十分重視的大事。朱熹的綱常哲學一經出世以後，歷代皇朝就把朱熹註解的《四書集注》和朱熹本人的著作作為鞏固皇權的唯一思想工具。不能有絲毫違背。綱常倫理的深入普及對於鞏固我國封建極權統治的頑固存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極權共產主義對於思想的統治，其重視的程度如出一轍。極權共產主義的每一代領袖一經被挑選出來，都十分重視把自己打扮成理論的權威，一切黨的理論必須出自領袖，一切事務都要由領袖作出理論上的解釋，領袖的每一句話都必須當成理論廣為宣傳，供大家學習。領袖掌握着理論，如同宗教主掌握着宗教教義一樣，不容許有任何其他不同的解釋。與領袖的解釋不同的任何觀點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都是離經叛道。必須嚴懲。 　　思想上的專制統治為害之人是十分深遠的。極權統治只允許一個人思想，剝奪了所有人的思想權利，其結果使所有人的智慧和創造才能被壓制，實際上是壓制了一個民族的智慧和創造才能，斷送了一個民族進步的活力。我國是一個有着輝煌文化傳統的國家，然而我國又是一個在思想和學術上嚴重落後的國家，我國文化的先進僅僅表現在從春秋到戰國五百年思想自由的時代，在學術上取得輝煌的成就。然而，兩千多年全國統一所導致的不是自由思想的繼續，而是高度的思想壓制。這種思想的壓制不斷地加深，使我國經歷了從三綱哲學的思想統治到極權共產主義的思想統治，當全世界的文明進步發展得越來越快，學術和科學的發展和各種學派的發展如群星麗天的時候，我國卻是極權對思想和學術的統治起來越嚴密，形成一種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面，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不但如此，對思想的絕對統治必然要對來自其他方面的思想進行排他和封閉。而且越是絕對統治，就越是絕對排他，也就越是絕對封閉，不允許除統治者的思想以外的任何思想進入他的思想領地。人類的文明進步不但需要多種學派學術的發展與交流，而且需要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互相吸收、取長補短，以此來豐富思想文化。沒有文化的交流和互相融合，沒有思想的多元化發展，必然落後，排他與封閉使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脫離世界文明進程。這正是我國在世界進入近代和現代文明，世界學術和科學技術越來越昌明而我國卻長期處於專制落後的狀態的慘痛教訓。我國今天市場雖然已經開放，而思想上卻仍然是清末所實行的閉關自守，這種情況絕不應當再繼續了。然而事實上我國建國半個世紀以來，排他和封閉卻絲毫不見減輕。當然，極權共產主義的排他和封閉不是從我國開始的，但我國極權主義的排他和封閉比之列寧和斯大林不但毫無遜色，而且超過。 　　列寧把不同於自己的觀點斥之為修正主義和叛徒，斯大林進一步實行人身消滅，毛澤東發明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隨時把與自己思想有出入的觀點都上升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階級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進行人身迫害。知識分子具有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是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然而這都是極權統治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很自然成為打擊的對象。建國以來一系列的運動都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從批判武訓，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直至文化大革命，把一批又一批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等等，其規模之大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一旦扣上帽子，不但工作權被剝奪，甚至弄到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連生存權都沒有了。使知識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把知識分子訓練成小心翼翼、謹小慎微、 唯唯諾諾、逆來順受、曲意奉迎、不敢有絲毫違背。把做人的尊嚴、人的個性、知識分子的氣節都消磨盡淨。使人失去自信和明辯是非的能力，良知受到嚴重挫傷，使人成為唯命是聽的精神奴才。人的潛在能力和創造才能被摧毀，民族生機被挫傷，把中國變成文化荒漠和思想貧弱的國家。我國建國以來在思想和文化上所遭受的傷害怎麼估計也不會過份。 　　 　　5、 我國以人為中心的文化傳統 　　雖然封建專制文化傳統對我國的歷史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失，然而，真正塑造我國民族性格的並不是我國的封建專制文化傳統，我國以人為中心的思想發展出通過平等、互助、互愛，實現共同發展的人際關係的思想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倫理與政治倫理相結合的理想比封建極權統治的恩想更加源運流長。這種思想古已存在，到了孔子已經系統化了，孔子及其弟子們的早期儒學是我國這種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的人的概念，人是平等的，人與人的關係是一種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互相尊重、互相關懷和互助互愛的關係。孔子把這種人際關係概括為'“仁”。在孔子看來，“仁者人也”，人的本質就是“仁”，。也就是把別人當作與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因此，孔子主張“仁者愛人”、“泛愛眾”。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博愛。這種“愛人”的思想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孔於講“愛人”、“泛愛眾”，墨於也講“兼愛”，雖然內涵不盡相同，但愛人的本質是一樣的，而孔、墨是當時影響最大的兩個學術流派。 　　“泛愛眾”的思想只能建立在人與人平等的關係上才有可能，因此。孔子在馬廄失火時，只問人，不問馬。民族與民族之間也是平等的，“入於夏則夏，入於夷則夷。”不同的種族都是人，沒有區別。他的教育原則也是主張“有教無類”，不分種族、等級、貴賤，處處體現他的平等思想。這種平等和互愛的關係必然產生民本主義的思想以至樸素的民主思想。《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中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樂而棄天地之性！”《呂氏春秋·孟秦記第一·貴公》也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孟子最激進，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也就是說，君可以撤換。類似的思想在我國歷史中還常出現，但被兩個多年占統治地位的封建被權專制統治恩想所壓制，沒有得到發展，然而卻仍然在形成我國民族的道德倫理和民族性格中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這種人的學說與“專門利人、毫不利己”是不相同的。“專門利人、毫不利己”既不是馬克思的思想，也不是列寧的思想。馬克思主張每個人既是“為別人存在”而“別人也是為他的存在”。(《馬克思全集》第42卷第122頁)列寧也主張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在這一點上，列寧和馬克思的觀點是相同的。恩格斯甚至還說：“我們也是從利已主義成為共產主義的，想從利已主義成為人，而不是個人。”(《馬恩全集》第27卷第12-13頁)恩格斯在這裡所說的利已主義指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為了使每個人的利益都得到實現，才需要共產主義，如果說，人的利益沒有了，共產主義的目的也就沒有了，就根本不需要共產主義。所以恩格斯才說：“從利己主義成為人。而不是個人。”即不是成為只顧個人利益的損人利己的人。孔子關於人的觀點與馬克思的觀點是一致的，孔子承認人有自己的利益，但不是只顧個人利益而不考慮別人的利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互利的關係，也是一種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的關係。人從這種互利互助的關係中實現每個人的利益，因此，孔子不但說：“己所不成，勿施於人”。而且進一步說：“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當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事業時，也要關心和幫助別人建立他的事業，自己想要求得自己發達時，也要關心和幫助別人實現他的發達。孔子的“仁”是一種推己及人的關係，建立在這樣的人己互利互助的關係上才稱得上是“仁”，也才稱得上真正的人。這不禁使我們又一次想到朱熹的“滅盡人慾，復盡天理”，和“毫不利已、專門利人”，是多麼違反人性，這只不過是極權專制統治所強加給人民的，與孔子的人的思想是多麼背道而馳。 　　孔子的人學既然是建立在人己關係之上，因此也是建立在集體思想的基礎之上，因為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人只能生存在社會之中，沒有社會，沒有別人，也就不可能有自己。“仁”者二人，表示人是集體關係，因此，“仁”就是人己關係的表現。孔子的“仁”的思想就是體現人處於集體中的一種相互關係。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恩全集》第一卷第18頁）又說：“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繫，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繫，社會本質。”(《馬思全集》第42卷第24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關於從集體出發實現“仁”的思想是多麼深遠。這與借集體之名來否認個人利益的極權統治者的“集體主義”是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 　　孔子生於春秋末期，在這個時期，舊的封建政治秩序已經瓦解，建立在封建社會秩序上的道德標準也巳破壞，社會已經大亂，諸侯互相征伐，統治者內部互相篡弒，禮崩樂壞，因此孔於希望以恢復西周的禮來進行約束，以實現以“仁”為中心的社會秩序，這就是“克己復禮為仁”。然而孔子並不是簡單地恢復周札，而是以“仁”為基礎對周禮進行修正。周禮規定：“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主張貴族犯罪也應用刑，而對庶人則主張實行“德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孔子把君臣、上下、貧富之間的守禮看成是雙向的，例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禮實行的是“以世舉賢”的世官世祿制度，也就是貴族世襲制。孔子主張打破等級關係，任人惟賢的“舉賢才”的制度。孔子對“禮”的修正是為他的人學服務的，是根據他的“仁”的觀點來修正“禮”。 　　孔子的仁學不只是止於個人的修養。而是與治理國家的政治密切結合的，形成一種從認識客觀世界到個人修養到治理國家一個完整統一的政治倫理道德體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把社會倫理與政治倫理結合在一起的人的理論是我國倫理道德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影響我國民族性格的形成意義非常深遠。 　　大約從戰國到西漢這個時期，儒家學者把孔子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社會政治理想概括成為理想的社會模式。在這個理想社會裡，人是平等的，天下為公，權力屬於人民，政府人員由人民根據賢達和才能選出來為大家服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互相關懷、互助互愛，親密無間的關係，大家都把別人當自己的親人看待，把別人的子女當自己的子女看待，老人、鰥寡、孤獨、殘疾者都得到照顧，沒有人被拋棄，人人為社會出力，產品供大家享用，沒有人搞陰謀，大家以誠相待，也沒有盜竊亂賊。儒家把這種理想的社會視作大同社會。這個人類理想的模式實際上是人類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是十分偉大的。 　　然而，我國古代關於人的學說雖然有重要的發現，成為人類理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不是沒有缺點的。我國關於人的學說雖然重視集體合作。強調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互助互愛和共同發展的關係，但缺少個人自由的概念。個人是組成社會的基礎，沒有自由，缺少對個人發展的激勵，整個社會就缺乏前進的動力。而且從歷史經驗來看，只強調集體的重要性而忽視個人在集體中自由發展的權利，整個社會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為極權統治的產生提供機會，在我國的歷史中產生延續兩千多年的權力極端集中的封建專制統治，甚至發展出完全否認個人權利的三綱哲學，與我國缺少個人自由是有關係的。而在西方，很早就發展出自由的價值觀和為了保證個人自由實現的民主政治與法治，個人的發展得到保證，使文明的不斷發展不至陷入停滯，這與我國缺少個人自由而陷入專制獨裁統治，造成歷史的停滯形成鮮明的對照。 　　然而，過份強調個人的自由發展，缺乏集體的觀念，很容易使人走向另一極端，使每個人只重視追求個人利益而不顧他人利益，甚至損人利己，人與人之間只剩下法律關係和人情冷漠，在放任自由原則上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把追逐個人利益作為發展的唯一動力，雖然推動了科學、技術和經濟的巨大發展，財富大量產生，然而並沒有實現人類的普通富裕。而是走向反面，造成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貪富差距擴大和失業問題的難以解決，這種不是為了人的需要而是為了追逐個人利潤而擴大生產必然要造成生產和消費的脫節，以至兩者的協調必須靠危機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雖然加快了全球化的進程，然而並沒有使全球受惠，不但發達國家的社會貧富差距在擴大，而且窮國和富國的差距也在擴大，增加了強國對全球統治的貪婪和富國對窮國的掠奪。生產的無限制的擴大加深了對自然資源的掠奪，破壞生態平衡，污染環境，使地球更加不適合人類的居住。以上種種弊端都是個人的目標與社會的目標相分離。生產的目標與消費的目標相分離所造成的。人類的要求只能是個人目標與社會目標的統一，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統一。沒有個人的發展，全社會的發展不能實現，不重視全社會的發展，個人的發展就會造成社會的巨大不平衡，把弱肉強食合法化。三百年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所產生的優點和缺點並存的情況迫使人對自己的地位進行不斷地探索和反思。人是社會的動物，人只能生活在社會之中，人只能在集體中實現個人的自由和發展，人既要滿足一已的私利，又要保證集體發展的實現，否則就沒有個人的存在，更談不上個人利益，為此，建立起個人與集體統一的新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觀，這正是今天所需要的，也是一百五十年來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標。